8月28日北京時間16：00，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召開記者會宣布辭去首相一職，據BBC報導，其理由是潰瘍性結腸炎復發。潰瘍性結腸炎屬於炎性腸炎（IBD）的一種，這種幾乎無法根治的慢性病究竟是什麼，它究竟是多痛苦，居然能令一國首相辭去高位？而在中國，這種病的發病率和病人情況如何？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轉載了下面的文章。

NHK安倍辭職報導的截圖

這是一種慢性疾病——經常性的腹瀉、噁心、腹脹，雖然與許多其他腸病的症狀極其類似，但它無法治愈，整個腸壁廣泛炎症、潰爛，嚴重者會無法進食。中國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近10 年來它的病例數增長超過24 倍。

對這種神秘的疾病，我們尚知之甚少，它的成因，該如何治療，目前都還尚無定論。我們唯一知道的比較清楚的是，IBD 有兩大’風險因素’：一是年輕，二是富裕。

腸子的煩惱

29 歲那年，在一場可能會切去結腸的手術前的最後幾天，亞當斯還在絕望地尋找著能夠不需要這場手術就治愈他的克羅恩病的方法。

被診斷為克羅恩病時，亞當斯23 歲，當時他是個衝浪選手。他19 歲入選為職業衝浪者，但表現一直不太穩定：有時在世界級錦標賽上表現優異、名列前茅，有時卻在賽場上雙腿打顫、孱弱地像個衝浪菜鳥。之前他還以為是自己的心理素質不過關，或是因為飲食的原因。直到被確診，他才意識到，長久以來影響比賽成績的的反復發熱、時好時壞的腹痛、腹瀉原來都是這種病在作祟。

確診後就是不停地看病、醫生開出新處方，症狀緩解一陣，藥物失效，症狀回來，又去看醫生。’發病毫無規律可言，這一分鐘還是好的，下一分鐘說變就變……尷尬，痛苦。’

亞當斯的克羅恩病是炎症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簡稱IBD）的一種，除了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簡稱CD），IBD 還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簡稱UC） ，另外還有5~15% 難以被確定是CD 還是UC 的’不確定性結腸炎’（IC）。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中，醫學界才開始慢慢意識到這種疾病的存在。

IBD 這病有兩大’風險因素’：一是年輕，二是富裕。大部分疾病欺凌窮困年老者，IBD 卻另闢蹊徑——發病者往往年富力強，社會經濟階層也較高。這病最早流行於發達國家，19 世紀始於北歐和英國，20 世紀初傳入美國。在那些國家，最初，這種病的發病率城市高於郊區，較高社會和經濟階層的患病率也比較高，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疾病越來越普遍，不再有這種城鄉或是階級差異。到了20 世紀末，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剛富裕少許，IBD 也立刻來襲。

在2016年年末，《自然》雜誌的報導《IBD，崛起在東方》中，亞太克羅恩病與結腸炎流行病學研究（ACCESS） 領導者黃秀娟說，IBD 的病例數量在’爆發式增長’ 。香港的IBD 發病率從1985 年的百萬分之一，升到了2014 年的百萬分之三十。而中國國內的流行病學調查則顯示，近10 年來我國炎症性腸病（IBD）的總病例數增長超過24 倍。

無法治愈

IBD 患者最常見的的症狀就是腹痛腹瀉。克羅恩病的特點是整個腸壁廣泛炎症，這會造成腫脹甚至梗阻，梗阻又帶來腹脹、噁心和嘔吐，嚴重者會無法進食。腸道炎症還會造成食慾減退，於是克羅恩病患者往往因慢性營養不良而瘦弱不堪。潰瘍性結腸炎患者倒沒有那麼多梗阻症狀，但由於結腸壁血管炎症造成了廣泛潰爛，於是他們會頻頻排出粘液與血便，嚴重者甚至會一天這樣腹瀉六次以上。

這種疾病極其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偏又往往在青壯年發病。二三十歲本是最前途似錦的年紀，克羅恩病的發病高峰卻恰在此時。他們往往每天都被病痛折磨，難就業更難成家。在歐洲，8~10% 的IBD 患者完全無法工作，56% 的IBD 患者只能兼職無法全職。就業困難又帶來經濟壓力，對於本就需要支付高額醫藥費的IBD 患者來說，這就是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

林格是一個罹患IBD 的姑娘，結束第二次腸切除手術後，這姑娘做了一個決定，她打開攝像機，錄了一段視頻放到YouTube 上，視頻裡，她說：患了IBD 的人看上去很健康，像正常人一樣，然而，事實上這種病像定時炸彈，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發作，你也因此沒法為未來做一些計劃。你周圍的人沒有辦法理解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幫到你。在林格最近為Nature 拍攝的IBD 宣傳視頻中，已故的消化系統疾病權威喬瑟夫·基爾斯納的學生魯賓出了鏡，他說：’這是一種無法治癒的慢性疾病’ 。

更雪上加霜的是，雖然是一種寫入了內科教科書的疾病，IBD 在臨床上卻是一種難以確診的疾病，因為許多其他腸病的症狀與IBD 極其類似，腸結核的症狀甚至與IBD 的症狀近乎完全相同。西京醫院消化內科的羅貫虹醫師就遇到過許多求醫經年的病人，他們飽受腹瀉腹痛的折磨，不得不一次次驗血驗糞造影，複查上好幾次腸鏡和病理，接受好幾輪不同的治療，一項項排除掉其他症狀相似的腸病，才能最終被確診。即使確診也不能讓人鬆一口氣，疾病復發的陰影將終身籠罩著他們今後的人生。

太講衛生的疾病？

直到現在，IBD 的病因也沒有完全查清。目前的共識是，IBD 發病與遺傳、免疫、微生物和環境因素都有關。

遺傳顯然是個因素，IBD 患者的父母、子女、親兄弟姐妹同樣患上IBD 的風險，是普通人群的30~100 倍。同卵雙胞胎同患IBD 的機率也顯著高於異卵雙胞胎，丹麥研究者甚至發現，同卵雙胞胎的克羅恩病一致率可高達58.3%。近年來的基因組研究也找到了超過163 個IBD 易感基因位點。毋庸置疑，即使身在同樣的環境裡，有些人的先天遺傳就是更容易患上IBD。

但遺傳又遠遠不是全部。東方這幾年的IBD 發病率迅速增長，顯然不能歸結於東方人基因突發大規模變異。更具說服力的例子來自移民研究。南亞本是IBD 低發區域，但2015 年加拿大東安大略省兒童醫院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南亞至加拿大的移民子女的IBD 年發病率（60/百萬）迅速趕上了當地居民子女的IBD 年發病率（72/百萬）。更令人意外的是，移民自身抵達加拿大的年齡會大大影響IBD 發病率。移民時越小， IBD 發病風險就越高。移民時的年齡每大十歲，IBD 的風險就下降近10%。

很顯然，某些後天因素起了作用。

正常情況下，我們的腸道應該能免疫耐受腸內的正常菌群。當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隨之改變的是我們的免疫系統，還有我們腸內的菌群。

有一種’衛生假說’認為，富國兒童自小就沒怎麼接觸不衛生的環境，結果導致免疫系統’練兵機會不足’，長大後容易大驚小怪，將無害或低害的抗原也當成大敵過度反應，殺敵八百，自損一千。於是慢性免疫系統疾病就越來越多發，IBD 也是其中一種。

美國塔夫茨醫學中心的喬爾•韋因斯托克（Joel Weinstock）是衛生假說的支持者。他認為，從前人們住在臟兮兮的屋裡，食物露天放置，好一陣才洗一回澡。如今我們的房子一塵不染，食物放進冰箱，每天早晚洗漱。結果是什麼呢？許多蠕蟲曾經寄生在人類腸內，為了自保，在演化中學會了阻止我們免疫系統活化的本領。如今我們幾顆驅蟲藥下肚，就將蠕蟲統統驅逐。而我們的免疫系統曾經對腸內的常駐細菌安之若素，如今卻將它們視為必須徹底清除的危險之物。免疫系統持續大開殺戒，腸內的炎症與潰瘍也就永無休止。

研究也顯示，IBD 患者與正常人群的腸道菌群並不相同。抗炎性的微生物減少，促炎性的微生物增多。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等益生菌減少，腸球菌與黏附侵襲性大腸桿菌（AIEC）則增加。IBD 患者裡30% 檢出有細菌穿透了粘液層，正常人裡只有3% 檢出。慢性克羅恩病患者的迴腸黏膜裡有21.7% 檢出了AIEC 菌株，正常人的對照組裡則僅有6.2% 檢出。這些菌群改變可能與飲食結構改變有關。我們吃的脂肪越來越多，纖維越來越少，慢慢就’餓死’了需要纖維的益生菌，讓促炎性細菌趁機坐大。美國護士健康研究（NHS） 的數據顯示，那些每日攝入24 克纖維的女性，患克羅恩病的風險是每日攝入12 克纖維者的60%。還有研究顯示，多吃蔬菜水果，提高纖維攝入量，可以讓IBD 患者不那麼容易舊疾復發。

還有些其他可能因素，比如一些藥物會損傷腸黏膜的屏障功能，增加IBD 風險。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也會傷害腸內的菌群生態，增加IBD 風險。切除闌尾則好壞摻半，能降低潰瘍性結腸炎的風險，卻會升高克羅恩病的風險。吸煙與切闌尾相仿，能降低潰瘍性結腸炎的風險，同時大大升高克羅恩病的風險，原因卻不明。另外，醫療水平進步，腸鏡廣泛應用，可能也提升了IBD 的檢出率——有些IBD 患者並不是現在才出現，只是現在才被看見。

當你的腸子變成你的敵人，切掉也許不是壞主意

1859 年，英國的第一例紀錄在冊的IBD 患者，從檢出到死亡只用了三個月。對今天的IBD 患者來講，現在的好消息是這個病的死亡率已經大大降低了。在如今的英國，死於IBD 者大多是70 歲以上的老年人。2007 年一項meta 分析顯示，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與正常人群無顯著差異。克羅恩病患者的死亡率略高於普通人群，主要是因為發病多年後，胃腸道癌變率升高所致。但無論如何，IBD 患者的十年生存率超過95%。

對壯年IBD 患者來說，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活下去，在於活得有質量。2004 年，德國研究者調查了IBD 患者的生存質量（HRQOL），發現患者年齡越大，生活質量反而越好。25~34 歲的患者生存質量最差，他們大多因為這個疾病改變了職業選擇、人際交往和作息規律，疾病對他們的人生打擊最大。

在確診後的漫長日子裡，他們需要面對IBD 的極高複發率。潰瘍性結腸炎患者裡80% 會慢性複發，有20~30% 在多次復發後不得不手術切除部分腸道。克羅恩病的複發率更接近90%，70% 患者在確診後10 年內病情迅速惡化。甚至有一種殘酷的說法是，只要隨訪時間足夠長，總會看到克羅恩病復發的。目前所有的治療手段，都只是延緩復發來臨而已。當然，這裡的比例都是來自西方的手術比例，IBD 在中國的手術率並不高，有些人即便藥物副作用，生活質量極低，也仍然堅持使用藥物而非手術，還有人因為不重視潰結的結腸癌篩查，患上了結腸癌而喪失了手術機會。

在學術上，IBD 與抑鬱症的關聯也同樣是對這種疾病研究的一個重點之一。高複發率，帶來極高的不安全感和沈重的醫藥費負擔，再加上疾病本身帶來的苦痛，IBD 患者的抑鬱發生率很高。2014 年，匹茲堡大學的研究者調查了465 例IBD 患者，發現其中23% 有中度甚至重度抑鬱症，遠高於普通人群裡8% 的抑鬱率。國內數據也顯示，IBD 患者裡半數有疲勞、睡眠障礙等抑鬱症狀。目前的研究並不認為抑鬱會直接導致IBD，然而，抑鬱確實會加重症狀，並造成IBD 患者不配合甚至放棄治療——這會導向疾病的惡化與復發。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亞當斯的故事吧，那位衝浪運動員尋找了各種療法，甚至做好了去澳大利亞進行腸道菌群移植的準備——那需要服用從健康人糞便中提取的菌種——卻因為病情實在嚴重，在醫生的建議下，結腸切除手術如期進行。當你的腸子變成你的敵人，目前看來，我們唯一的辦法也只好把它切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