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現代人的起源、演化和擴散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團隊與來自德國、美國的同行合作，在早期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這一問題上取得最新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分別發表於《科學通報》和《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

記者：崔雪芹

與“北方擴散路線”相關的出土石製品。

“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多重證據表明，距今約5萬~3萬年間，早期現代人曾沿中亞、西伯利亞、蒙古、中國西北地區等向東擴散。這一沿’北方路線’的擴散晚於沿’南方路線’擴散開始的時間（距今約12萬~8萬年間），表明早期現代人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擴散的機制和動因可能有所不同。”團隊成員、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李鋒告訴《中國科學報》。

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

針對早期現代人的擴散問題，學術界以往多關注沿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等地區擴散的“南方路線”，而對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的研究較少。

近些年來隨著古DNA分析技術的發展、新的測年技術的應用、考古新材料的發現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

目前，早期現代人沿“南方路線”擴散到中國的考古學證據十分薄弱，而北方則發現了明確的具有“西方”特點的考古學遺存，預示了“北方擴散路線”的存在。

“’北方擴散路線’的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提醒學者在討論我們的直接祖先——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時應該更加重視區域複雜性和基因交流的頻發性。”高星團隊表示。

石製品技術驗證的多路線模式

李鋒指出，石製品技術是論證早期現代人擴散路線的重要證據。因與早期現代人出現的時間重疊、出土具有行為現代性特徵的文化遺物（如裝飾品）等，研究者通常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遺存與早期現代人相關。以往的研究基於東北亞不同區域石製品技術的籠統對比，提出了此類技術的擴散路線，但缺乏以人類行為決策為基礎的詳細技術對比。

針對此情況，高星、李鋒團隊對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的石製品開展了詳細的技術分析。寧夏水洞溝遺址群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群，在石葉技術的擴散、晚更新世晚期東北亞人群互動和生態適應等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1963年出土石製品的技術研究將古人類的技術實踐看作行為決策過程，研究人員通過對石核准備、檯面修理和剝片面維護、剝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製品生產階段行為決策的分解與提取，重建古人類的技術知識體系。通過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外貝加爾地區、蒙古北部地區相關IUP遺址石製品技術的對比，研究人員發現不同地區存在一定的區域技術特點，但總體上水洞溝第1地點的石製品技術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更為接近；相較而言，其與蒙古北部和外貝加爾地區差別較大。

目前已有的年代學研究結果顯示，此類遺存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出現的時間較早，在蒙古北部、外貝加爾地區和中國北方出現的時間大體相同，但晚於阿爾泰地區。

綜合以上證據，高星團隊提出東北亞地區IUP石葉技術的擴散是多路線模式，而非之前學者提出的單線擴散模式。此項研究從考古學角度揭示出早期現代人的“北方擴散路線”並非單一，而可能存在多條路線，表明早期現代人擴散的複雜性。

薄弱環節帶來的新課題

不過，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的相關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這給研究者提出了諸多新課題。

李鋒介紹說，目前中亞、中國西北地區等發現的相關考古遺址較少，亟須系統調查以填補“北方擴散路線”上的空白；早期現代人化石的發現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較少，基礎數據有待補充。“北方擴散路線”所在的區域地理環境多樣（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中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是今後相關研究的重點；早期現代人擴散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基因交流頻發，他們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學材料中辨識等也是今後研究的重要內容。

目前，高星團隊正在開展中科院國際合作局“一帶一路”專項項目的研究，立足“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和國家的史前考古學研究，補充此區域古人類學和考古學基礎數據，揭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史前人類交流和互動的歷史，增強絲路沿線各國的歷史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