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官網發布消息稱，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發布了一項新規定，允許美國公司在5G網絡標准設置上與華為合作。此時，距離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已有一年多時間。而不久前，針對華為的“加強版禁令”更是令其進一步受到重挫，正常業務中斷進入倒計時，美國商務部這次修改禁令，是否意味著華為絕地逢生呢?

華為的困境

美國實體清單對華為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其所需芯片的斷供，而這一影響在今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全面限制華為後進一步升級。根據新的限制規定，所有採用了美國技術和設備的企業，為華為生產和提供產品，都需要得到美國的同意。

華為旗下海思具備自主芯片設計能力，其最大的困難來自芯片製造階段。

2019年，華為已經成為台積電最重要的客戶之一，為其貢獻了大約14%的營收，在華為被列入實體名單後，美國為加強制裁力度，曾進一步將禁令中使用美國技術或零件門檻從25%降至10%，對此台積電發文回應稱，14nm製程無法為華為代工，但最新的7nm製程和5nm製程台積電使用的美國技術在9%以下，仍然可以為華為代工。

但這一情況在今年發生了變化。

在5月15日新禁令發布的幾個小時前，台積電宣布將投資12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設和運營生產5nm 芯片的新工廠，某種意義上這可以看作是一種表態。

新的禁令發布之後將會有120天的緩衝期。有媒體報導，在禁令發布後，華為立即向台積電追加了7億美元的訂單，主要為7nm製程和5nm製程，不過考慮時間較短，究竟可以生產多少，供華為使用多久還是未知數。

理論上禁令實施後，台積電可以通過提出申請為華為代工，但在6月9日台積電股東大會上，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表示，120天的緩衝期中前60天為法規解釋期，在此期間供應商將了解有關禁令的細緻規定，而在7月14日後供應商才可以根據觀察到的禁令執行力道與程度，決定是否申請出口豁免，因此台積電現在還沒有做出最終的決定。

不過他表示即使失去了華為的訂單，對台積電的影響也不大，新的客戶訂單足以彌補華為的缺口。

據台灣《工商時報》報導，台積電已經決定將原華為海思預定的第四季度產能開放給其他客戶，蘋果、高通、聯發科、超微等公司已向台積電大幅追加第四季度7nm訂單。

而對華為來說，來自台積電的供應卻可能是生死攸關的。

根據華為《2019年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華為來自消費者業務的銷售收入高達4673億元，占到總收入的54.4%，而手機業務是華為消費者業務的主要組成部分。

不久前，調研機構Counterpoint公佈報告稱，2020年4月，華為手機出貨量首次超越三星登頂全球第一，占到全球出貨總量的21.4%，約1484.5萬部，如果沒有來自台積電的芯片供應，華為手機想要保持這一出貨量是難以想像的，7億美元即使全部拿來買手機芯片，也不過一兩千萬左右的數量。

短時間來看，華為龐大的需求，也暫時無法找到其他更合適的供應商。

中芯國際曾被視為華為在國內的後路，但目前中芯國際只能做到14nm製程，在“515”版的禁令發布後，中芯國際在其招股書中同樣表示，可能無法為華為代工：“2019 年5 月，美國商務部將若干中國公司列入’實體名單’;2020 年5 月，美國商務部修訂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據此修訂後的規則，若干自美國進口的半導體設備與技術，在獲得美國商務部行政許可之前，可能無法用於為若干客戶的產品進行生產製造。”

聯發科也曾被視為華為的備選，不過聯發科隨即表示這種事不存在的，考慮到聯發科曾積極響應對華為的製裁，也的確不現實。

6月12日，有海外科技媒體報導稱華為正與三星接洽，有三星為其代工芯片，華為則以手機市場份額作為交換，有的報導甚至給出了三星規避禁令的方案，比如媒體Asia Times 稱三星已經建立了一條移除了美國設備的小型生產線。

作為僅次於台積電的芯片製造商，三星的確有執行這一方案的能力，但考慮到美韓在資本上的深度綁定，很難說三星是否真的有執行這一方案的意願。

另一方面，交換市場份額也很難成立，首先手機業務對華為來說利益重大，並非輕易就能交換;其次，目前華為手機在海外市場的份額逐步下降，其76%的銷售額都來自國內，和三星的重點市場實際是錯開的——即使真的想讓，小米、OPPO、vivo等品牌也不會坐視。

美國的意圖

美國商務部的任何舉動，都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這也是它們的基本立場，這一點從其官網新聞的標題就略見一斑——《商務部為美國公司更充分地參與技術標準制定機構掃清了道路》。

華為的消費者業務雖然已經佔其營收一半以上，但華為更重要的地位是作為5G技術標準的重要製定者之一，而美國在5G技術方面卻相對薄弱，目前對華為的製裁，甚至已經影響到了美國自身的利益。

在文章中，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表示，美國不會放棄在全球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國防部致力於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鼓勵美國工業充分參與，並倡導美國技術成為國際標準。”

但現實是，美國在標準制定方面已經落後了。

有數據統計，目前5G標準的必要專利聲明中，約35%來自於中國，其中僅華為一家就占到了約15%，相比之下，美國公司占到的比例僅為13%左右。而對華為的製裁，讓美國企業不得與華為交流分享技術和信息，減少了一些美國公司參與標準制定，反而讓華為更具備話語權。

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協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亞洲政策高級總監內奧米·威爾遜(Naomi Wilson)就表示：“2019年5月的實體名單更新引發了混亂，無意中將美國公司排除在了一些技術標準對話之外，導致其面臨著戰略劣勢。”

另外，過去一年，美國一直向英國等傳統盟友施壓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但成效並不明顯。

在英國的部分運營商和行業組織，就始終表示支持華為。英國諮詢公司Assembly Research曾於2019年評估，全面替換華為網絡設備將對英國5G建設造成18到24月的延遲，並帶來45億到68億英鎊的損失。伴隨疫情基本結束，恢復經濟成為各國政府的主要任務，出於政治因素而拒絕華為，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在此情況下，解除部分禁令有助於讓美國企業更積極地參與到5G技術標準的建設中。這一變化對華為意義重大嗎?可能並不是。

根據新規定，美國企業可以在可在5G標準制定方面與華為合作而無須申請臨時許可證，但是“僅在合法的標準制定環境下，而不是出於商業目的”，而和商業相關的合作，依舊受到《出口管理條例》(EAR)的製約。

目前，華為的困境顯然不是在5G技術標準制定領域，對於其消費者業務所急需的芯片供應，可以說沒什麼幫助，即使對於5G業務，作用也並不大。

首先，出於商業目的的合作依舊受限，其次，華為在5G領域芯片的供應並不緊缺。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曾在華為財報會表示，2019年華為來自5G的收入只有30多億美元，佔華為總體營收比例非常小，即使2020年全球5G基站建設將大爆發，基站建成數量也會在100萬以下(截至2019年底我國剛建成13萬個5G基站)，因此，華為庫存的基站芯片已足夠其使用，並且不同於手機芯片，to B的芯片對製程要求不高，可選的供應商也會更多。

所以，這次修改禁令更像是美國由於誤判了華為在5G領域的話語權和硬實力，而對己方造成了誤傷，為了避免美國企業在未來5G等領域的競爭處於劣勢，因而修改了現行方案。

至於美國對華為的態度，並不存在好轉。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科技在貿易戰中的重要作用，由於中國在芯片領域弱於美國，華為受到實體清單的重創，而由於華為在5G技術的領先，美國又不得不為此修改了清單的規則，可以說科學技術不僅是第一生產力，也是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重要工具。

大概是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華為的回復也顯得風輕雲淡，不談對錯。“標準的本質講究開放、公平、無歧視，需要全球廠商、科研機構及行業協會組織等的參與。包容和充分的協商能更好的推動技術標準的製定，也有利於全球經濟和產業的健康發展。華為的態度是一貫的，我們願意與包括美國廠商在內的技術同行就新技術的標准進行坦誠的討論和交流，為人類社會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

而在7月14日，台積電等供應商是否提出申請，以及美國商務部給出的結果，對華為未來的影響至關重要。

這或是轉機的來臨，亦或是華為轉向to B市場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