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Facebook的創始人邀請Twitter的首席執行官到家做客，餐桌上的羊肉來自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剛剛親手宰殺的山羊。那一年，扎克伯格的新年挑戰是：只吃自己親手宰殺的動物。對食物十分講究又堅持間歇性斷食的傑克·多西（Jack Dorsey）後來回憶說，菜端上來的時候，肉已經冷了：“我就吃了一些沙拉。”

傑克·多西貫徹著異常嚴格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這頓詭異的晚餐不是紮克伯格和多西兩人之間的唯一一次“觀念衝突”，但足夠具有代表性。他們的不同性格和觀念，也決定了他們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管理各自的社交媒體平台。

然而，歸根結底，Facebook和Twitter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好比蘋果公司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意志體現，特斯拉是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意志體現，Twitter也不例外，更不用說“扎克伯格出品”的Facebook。

刪帖還是不刪帖？

當哈姆雷特喊出“To be or not to be”（是生還是死？）這個問題時，想必扎克伯格的內心是極有共鳴的：“To delete or not to delete”（是刪還是不刪？）

後來，在召開的在線員工大會上，扎克伯格詳細地敘述了從團隊發現特朗普發布的帖子到最後他和團隊決定保留帖子的全過程。他說，經過一整天的充分考慮後，他們認為特朗普那條提到國民警衛隊的帖子更多屬於“對可能採取國家行動的提醒”，煽動暴力的平台規則在這裡不適用。

對於爭議最大的“敢搶劫，就敢開槍”，他說：“沒有過往歷史將其解讀為向民間支持者發送暗號（“吹狗哨”），煽動他們以暴力維護正義。”

“但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我還是不能做刪帖的決定。哪怕我個人對內容十分反感，哪怕我知道很多員工會對此表示反對，我還是不能這麼做……”扎克伯格又補充說。

特朗普的爭議帖，其中寫道：“我不能對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的動亂熟視無睹……我已經跟州長通過話，告訴他軍隊隨時待命……敢搶劫，就敢開槍。”

扎克伯格的辯解在憤怒的員工眼裡看來，十分蒼白無力。一名匿名離職員工對錶示，自民權時代以來，種族隔離主義者在鎮壓黑人抗議者時也使用了“敢搶劫，就敢開槍”這個表述。

6月1日週一辭職的提摩西·阿瓦尼（Timothy Aveni）更加激進，直言：“我認為（扎克伯格的）不刪帖決定毫無依據。他一定是自己做了這個決定，然後想法設法找理由搪塞，這對他來說不是什麼難事。但這不是處理這件事的正確方式。”

在扎克伯格和Facebook對特朗普爭議帖的不作為令人深感失望的同時是科技圈人士與民權人士對Twitter的歡呼。

Twitter不僅以“美化暴力”為由標記了特朗普的這條包含“敢搶劫，就敢開槍”言辭的帖子，還在幾天前以“信息具有誤導性”為由標記了特朗普另一條抨擊“郵寄選票”的帖子，彷彿一夜之間佔據了道德高地。

Twitter的壯舉，讓人們在刪掉Facebook的同時，不忘邀請大家“來Twitter上粉我”。

Facebook：行走在風口浪尖

自從2016年11月，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以來，Facebook就一直麻煩不斷。

大選干預，劍橋分析醜聞，用戶數據洩露，隱私保護，以及平台上氾濫的仇恨暴力言論和虛假信息傳播等等，讓Facebook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Facebook還被指控收購“對公司構成潛在威脅的”企業，比如WhatsApp和Instagram等，以此建立起來的龐大信息帝國面臨日益嚴格的反壟斷調查。多個倡導組織以及個人不止一次呼籲“拆分Facebook”。

Facebook擁有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用戶，日活躍用戶17.3億人次。如此巨大的用戶基數，意味著公司可以收集更多用戶數據，提高在線廣告投放效率，進而獲得豐厚的在線廣告收入——公司98%的收入來自在線廣告。Facebook平台的性質，決定了用戶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更像是對線下人際關係的複制，比如家人、朋友、同學和同事等。因而，平台上的人際關係效應更加顯著，或者說，群體意識或歸屬感更加明顯。

這一切，也讓Facebook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重要政治活動平台。事實上，無論從規模還是平台政策而言——去年，多西表示Twitter將禁止政治廣告；而扎克伯格認為主張“言論自由表達”的Facebook不會完全禁止政治廣告，沒有哪個平台比Facebook更適合成為政客們的表演舞台。

當然，與狼共舞的結果就是Facebook也更容易受到議員們的攻擊和監管審查。這也是造成Facebook一系列麻煩的原因之一。

公司遇到重重危機，扎克伯格挺身而出。他對Facebook具有絕對的控制權。持有僅14%公司股份的紮克伯格，擁有近60%的投票權。去年，年度股東大會上，68%的獨立投資者投票贊成取消扎克伯格董事會主席一職，取而代之以外部人士時，扎克伯格投出反對票又坐穩了一把手位置。

在這樣的情況下，扎克伯格出品的Facebook——“A Mark Zuckerberg Production”，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個人態度的反映。

A Mark Zuckerberg Production

2017年，寫下全國巡迴跑新年目標的紮克伯格說：“希望傾聽更多人的聲音。”在那個十年，Facebook更在意公司是不是受用戶喜歡和尊重。

但是，扎克伯格無法讓每個人都喜歡他，Facebook更做不到兩邊討好。外界的批評越來越多：人們一邊指責平台助長虛假信息快速傳播，一邊又攻擊公司對用戶帖子的事實檢查等同於審查；也有人說Facebook對平台用戶的監控程度令人毛骨悚然；而其他人則反對公司加密旗下通訊應用數據，認為這會潛在包庇犯罪。

如果上一個十年裡，“To be or not to be”這個經典問題讓扎克伯格猶豫，行動失去意義，那麼經過這些年的風雨，下一個十年，扎克伯格的態度似乎前所未有的堅定：“所以我的下一個十年目標不是要贏得人們的喜愛……”以及“Facebook既不是事實仲裁者，也不會成為事實仲裁者。”

Twitter：善變

同樣是社交媒體平台，Twitter的規模遠不如Facebook：日活躍用戶1.7億人次，幾乎不到Facebook的十分之一；收入和淨利潤也遠低於Facebook。

雖然Twitter和Facebook一樣，也深受平台上非法內容、仇恨和虛假信息等問題的困擾，但Twitter面臨的監管壓力，特別是來自議員們的壓力，要小很多。相比於Facebook與第三方機構合作對平台內容進行事實檢查，Twitter因為平台的“開放性”和捉襟見肘的資金，而對平台的內容審核心不在焉。

事實上，如果說Facebook與第三方合作的事實檢查和內容審核令人失望，那麼Twitter的情況只有更糟。紐約大學斯特恩商業與人權中心副主任保羅·巴雷特（Paul Barrett）說：“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Twitter不像Facebook那樣，具有系統性的事實檢查程序。Facebook目前的事實檢查是不夠完美，也無法很好地處理潛在的有害內容。但至少Facebook有在嘗試和努力，而Twitter從來沒有。”

“白人命也是命” 與“黑人命也是命”同為Twitter上的熱門話題

那麼，沒有系統性事實檢查程序的Twitter，又是根據什麼來標記特朗普的爭議帖的呢？或許Twitter的首席執行官傑克·多西已經給出回答。

他說：“事實檢查：如果有人需要對公司的決定負責，那個人應該是我。跟我的員工無關……”

可能讓借Twitter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們失望的是，人們不滿於扎克伯格將自己的意志凌駕於Facebook之上的同時，Twitter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傑克·多西對Twitter的控制一點也不亞於扎克伯格對Facebook的控制。即便Twitter的股價幾乎無法與多西在2015年重新執掌公司時的股價同日而語，即便多西同時也是支付公司Square的首席執行官，他依然可以高枕無憂地繼續留在Twitter當他的兼職CEO。只是，扎克伯格態度明確，而多西似乎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仔細觀察的話，你會發現Twitter其實是善變的。

特朗普總統在Twitter上發布的帖子以前也有爭議。2017年9月，他寫道，朝鮮“不會繼續存在太久”，有人認為這是在威脅對朝鮮使用核武器；接著2017年11月，他在Twitter上將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 ）稱作“波卡洪塔斯”（《風中奇緣》的印第安女主角），又似乎違反了平台關於禁止種族主義言論的規定。

不僅上述兩次多西沒有採取行動，一直到最近事件之前，在特朗普每一次被認為涉及到騷擾或散佈虛假信息的事件中，多西都拒絕採取行動。理由？

傑克·多西過去曾明確表示，特朗普可以不受平台規則約束，因為他的內容具有新聞價值。（根據平台的“新聞價值”政策，Twitter會保留政治人物發表、但可能令人不快的消息，因為這些內容很重要，不適宜刪除。）

或許，從一開始，Twitter在乎的就不是什麼“一致的態度”，而是平台上的關注和增長。

擔心激怒年輕用戶和員工

Twitter的用戶增長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以至於公司在財報中不再提及用戶增長，而是以用戶互動率等指標來代替。

直到最近，Twitter與特朗普槓上後，Apptopia報導稱，Twitter應用的單日下載量創下新高。很多人在放棄Facebook的同時，會因為支持Twitter的道德之舉而選擇Twitter。

與此同時，Twitter也似乎更不願意得罪自己的員工。

科技公司比起其他傳統公司，更加依賴他們的年輕員工，尤其是優秀的軟件工程師。但這些充滿理想和正義感的年輕工程師早已經對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烏煙瘴氣憤懣不已。

Facebook的三名離職員工之一、22歲的軟件工程師提摩西·阿瓦尼告訴記者說，他知道Facebook不完美，但扎克伯格不時地屈服於保守派施加的壓力，放棄自己的原則，又對特朗普的帖子毫無行動，讓他再也無法繼續留在公司：“我只是覺得自己太累了，撐不下去了。”

在阿瓦尼提出辭職的同一天，數百名在家工作的Facebook員工發起一場“線上罷工”活動（拒絕工作，並用自動郵件回復來解釋罷工原因），抗議Facebook的不作為。

跟擁有17億用戶和2萬多員工的Facebook相比，Twitter在用戶和員工這件事上，顯然輸不起。

扎克伯格有朝一日可能會迫於壓力改變態度，但這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11月份的大選結果。畢竟，Facebook同時還面臨著巨大的監管壓力。

內容審核的陷阱

Twitter標記了特朗普的帖子後，這位總統先生迅速簽署了一份行政令，打算修改保護社交媒體合法地位的第230條規定。

根據1996年的聯邦《通信規範法》第230條規定，科技平台可以不對第三方在平台上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

《通信規範法》第230條規定，“任何交互式計算機服務的提供者或用戶不得被視為由另一信息內容提供者提供的任何信息的發布者或發言人”。

有Facebook的固執在前，特朗普總統的報復在後，Twitter的舉動看似大義凜然，但危險已經初露端倪。

在Twitter為特朗普的那條抨擊“郵寄選票”的帖子打上“需要核實”的標籤後，專欄作家馬克·泰森（Marc A. Thiessen）評論說：“眾所周知，郵寄選票不被計票的可能性更高。”

這也恰恰應證了扎克伯格的擔憂。

當憤怒的員工希望扎克伯格也能夠像Twitter一樣給帖子添加說明性標籤時，扎克伯格表示未來可以考慮，但同時提醒說：“我擔心這種方法同樣存在風險，會導致我們對不喜歡的內容做評論，哪怕這些不被喜歡的內容並沒有違反平台政策。”

言論自由倡導者們也認為，事實檢查和附加標籤，無論多麼冷靜持重或客觀準確，都不可避免地可能存在政治偏見。還有，哪些內容該被事實檢查？誰來做這個事實檢查？這些都會引起新的問題。

“賦予矽谷董事會或類似於消費者服務中心的內容審查員仲裁我們言論的權利，這樣的想法非常危險，” 言論自由倡導組織PEN America的負責人蘇珊妮·諾賽爾（Suzanne Nossel）說。

南德克薩斯法學院的憲法學教授喬什·布萊克曼（Josh Blackman）對這麼多自由派人士（尤其是在科技行業內）支持Twitter的決定感到十分驚訝。“發生你對手身上的事情最終也會落到你自己頭上，”他說，“如果你賦予平台禁言的權利，那麼，下一個將被禁言的就會是你自己。”

眼下，不滿的員工在Facebook的內網評論說“……如果我們沒能經受住這次考驗，歷史不會善待我們”，又有一百多名美國頂尖科學家聯名督促扎克伯格“請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

眾人對Facebook口誅筆伐的同時，以為自己站在了道德高地，卻在Twitter這件事上無意識地成了帶有偏見的內容審核的幫兇。

出品：新浪科技

編譯：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