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週的Facebook內部例行會議上，扎克伯格向員工們提出一個請求：不要再把我們內部對話洩露給媒體了。洩密問題實在讓扎克伯格很煩惱，而且這事已經好多年了。Facebook幾乎每次公司大會和高管回答的內容，當天就會出現在媒體的報導中，甚至是一字不差的複述。

洩密讓扎克伯格抓狂

他召開內部Town Hall大會，是為了體現公司治理透明，給員工了解公司決策，和高管平等對話，但現在卻成為了外界了解Facebook內部分歧的窗口。

私自給媒體爆料放風公司內幕，這種行為對不對？很多人並不贊同這種行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把公司內部信息透露給媒體，給Facebook帶來了負面影響，損害了公司影響。而且也是違反了公司的員工守則，應該遭受處罰。”由於扎克伯格不肯處理特朗普的爭議言論，最近Facebook確實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遭受著主流媒體的輪番報導和網路輿論的不斷抨擊。

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見。他們覺得這種洩密行為是在公司內部矯正機制出現問題時，引入外部輿論監督壓力，迫使公司採取措施糾正當前的問題。對長遠來說，這反而是有利於公司持續發展。沒有媒體報導和輿論施壓，Facebook就可能沉迷於商業利益，而忽視社交平台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內幕爆料從來都是美國媒體監督的重要手段。沒有洩露內部信息的“消息人士”，媒體就不可能撰寫出獨家內幕，公眾也不可能獲知熱點事件背後的真實情況。這方面最知名的案例莫過於水門事件的深喉。時任FBI副局長出於各種原因和想法持續給《華盛頓時報》內幕和指引，最終導致尼克松政府在彈劾壓力下被迫辭職。

當然，未經許可接受媒體採訪談論公司內部信息，以及私下對媒體洩露公司內部情況，這顯然是違反員工守則的。一旦被公司發現，這些員工必然會遭到處分和解僱，嚴重的還可能提起訴訟。這樣的事件在矽谷科技公司裡面也並不少見。單是2017年，蘋果就抓到了29個洩密者，其中12人因此被捕。

蘋果威脅起訴洩密員工

說到矽穀保密文化，不可能不提蘋果。喬布斯給蘋果制定了完善的保密機制，嚴格控制著員工接觸信息的權限。員工不知道其他組的同事在做什麼項目，也無法進入不同部門的辦公區域，在一些特定區域甚至進行交談。只有極少數員工，才可能把工程機帶出公司進行測試。諷刺的是，在這極少數人裡就出現了2010年酒吧丟失iPhone 4工程機的重大洩密事故。

正是這種高度保密的產品文化，才保證了蘋果新品發布的神秘感。2007年首款iPhone正式發布之前，甚至只有13人見過最後的成品，這在任何公司都是無法想像的。2010年一位蘋果員工在發布會前一天，向聯合創始人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提前展示了iPad，同樣遭到了無情解僱，因為沃茲已經不在蘋果工作了。但有趣的是，那位丟失工程機的蘋果員工反而沒有丟掉工作。

喬布斯還在蘋果創建了一個監控團隊，專門負責抓內鬼。他們甚至會採取主動洩密的方式來“釣魚”，即對有洩密嫌疑的員工進行分組，主動向不同組發送不同的產品信息，看媒體曝光什麼信息就知道是哪組嫌疑人洩密。通常只需要兩三次操作，就能精準鎖定“內鬼”。

庫克時代蘋果的新品幾乎已經沒有任何秘密，絕大多數產品在發布之前就已經路人皆知。不過，洩密渠道主要是蘋果越來越多的供應商。知名蘋果分析師郭明??之所以能多次預測蘋果的新品，也是得益於他在台灣地區電子產業鏈的人脈資源。對於這些外部供應商，雖然蘋果也在合約裡寫明了限制和處罰條款，但終究是是防不勝防。

蘋果可能也是處罰洩密最狠的矽谷企業。2018年3月，蘋果在內網上發文，警告員工們不得對外洩漏公司內部信息，否則可能會面臨法律訴訟甚至是刑事起訴。蘋果表示，過去一年共計查獲29名洩密者，其中12人被捕(包括了正式員工和外包員工)。“這些人不僅失去了工作，再找其他工作也會面臨極大困難。一些人甚至可能面臨會監禁和巨額賠償。”不過，媒體很快就報導了這篇內網文章，顯然是有人發給了媒體。

蘋果沒有公佈這些洩密者的名單，但列出了他們洩密的主要案例。其中最為嚴重的行為包括，蘋果負責軟件的高級副總裁費德里奇(Craig Federighi)在2017年一次內部開發會議裡提到iPhone部分軟件功能可能會推遲發布，結果參會者中有人洩露給了媒體；當年甚至還有內鬼提前洩露了蘋果軟件包，而裡面涉及到尚未發布的iPhone X信息。

谷歌鼓勵員工互相舉報

谷歌顯然是矽谷最推崇透明度的企業，也引領了互聯網公司文化的變革，但對內透明並不代表谷歌容忍員工對外洩密。過去幾年，谷歌已經多次警告員工，“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洩密會毀滅我們的文化”。而在遭遇一系列洩密事件之後，谷歌也採取強硬措施，主動監控、尋找和處分洩密者。

2016年谷歌出台了一系列保密新政策，其中甚至禁止員工向律師透露公司內部涉嫌違法的行為，以免日後被執法部門或監管部門查證。為了抓內鬼，谷歌甚至還設立了一個專門的郵箱，讓員工舉報那些可能的洩密同事。當年，谷歌開除了一名對外洩露內網帖子的一名產品經理。而他隨後對谷歌提起了訴訟，認為谷歌這些保密措施涉嫌違反勞動法。這起案件後來沒有了下文，估計是雙方達成了和解。

2019年10月彭博社報導，谷歌在員工電腦上的Chrome瀏覽器強行安裝了一個插件，當員工創建100人的日程表活動時就會自動報告。很多員工們擔心谷歌這是在監控員工可能的抗議動向，因為之前谷歌員工曾經阻止幾百人的集體罷工，抗議公司對內部性騷擾事件處理不當。但在媒體報導之後，谷歌解釋說，這個插件是為了避免無用日程表信息。

很快谷歌就查到了向彭博社爆料的人。半個多月後，谷歌開除了這名洩密的員工，並對其他兩名相關員工進行停職調查。谷歌在回應媒體質詢時表示，這名員工將公司內部文件透露給了媒體，違反了公司員工守則，而其他兩人私自對外分享公司內部信息以及追踪其他部門的日程表信息，給這些部門員工帶來了不安全感。

由於連續遭遇員工洩密事件，谷歌去年把原本每週一次的TGIF內部員工大會改成每月一次，會議內容也變成以產品為主，不再涉及敏感的政策和政治內容。此外，谷歌還對會議記錄和視頻的查看設了限制，員工要查看會議記錄需要進行登記。TGIF大會原本是谷歌彰顯自己透明度的標誌性大會。當然，外界得知這一情況也是得益於谷歌員工把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郵件發給了媒體。

價值觀是主要推動力

如果說以往的科技公司洩密事件多是私下向媒體透露產品技術和內部信息，那麼過去幾年美國科技公司的洩密事件，則越來越多的涉及到價值觀問題。這一點在互聯網公司體現的尤為明顯。相比其他領域，互聯網公司的員工更為註重企業平台的價值觀，也更有社會責任感。

或許令谷歌感到尷尬的是，他們知名的“不作惡”格言，反而促使谷歌員工更有“正義感”，將自己的道德準則放在谷歌商業利益之上，頻頻對媒體爆料放風。當他們發現公司的商業決策或者內部文化不符合自己或者主流價值觀，可能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時，不少員工就會傾向於違反員工守則，尋求媒體報導和輿論干預。

單是2018年，谷歌員工們已經將多起存在巨大爭議的產品項目透露給媒體，其中包括了谷歌和五角大樓合作的無人機視覺識別技術項目以及代號“蜻蜓”的中國市場搜索產品項目。最誇張的是，布林和皮查伊在內部會議發言剛說完，幾分鐘後《紐約時報》就在Twitter上發表了他們講話的內容。最終，在內部員工和媒體曝光的集體施壓下，谷歌最終都放棄了這些項目。

除了谷歌之外，Facebook、Twitter、蘋果、亞馬遜、特斯拉等公司過去兩年都曾出現過嚴重的內部資料外洩事件。其中遭遇洩密最頻繁的莫過於捲入美國兩派政治鬥爭的Facebook。幾乎每一次Facebook內部會議、內網文章和內部郵件，只要涉及到政治事件，必然會被媒體詳盡報導。

看得出來Facebook佔據多數的自由派員工對於扎克伯格過去兩年努力“騎牆”的立場越來越感到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在近期特朗普爭議言論事件上達到了頂點。自2016年大選之後，Facebook管理層明顯受到來共和黨政府的壓力，不願得罪保守派政治勢力，對右派爭議言論“能不管就不管”，在“可信新聞來源”裡引入極右翼媒體Breitbart，甚至開始贊助共和黨保守派的活動。

因為無力改變公司立場，越來越多的Facebook員工開始尋求媒體曝光干預。2018年，Facebook的“內鬼”向紐約時報、Vice、ProPublica等諸多左翼媒體先後提供了長達數百頁的內部培訓文件和電子郵件，洩露Facebook在內容管制方面。

當然，洩密的並不是只有自由派員工。雖然矽穀保守派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同樣也會找外部媒體來曝光自家公司。2018年9月，谷歌內部人士向美國右翼媒體Breitbart洩露了谷歌管理層對2016年總統大選反應的視頻；10月，又有人向右翼媒體Fox 電視台主持人卡爾森(Tucker Carson)發送了谷歌跨文化營銷部門討論如何幫助拉丁裔選民投票的電子郵件。

2017年7月，谷歌軟件工程師達默爾(James Damore)在內網發表10頁博文，質疑谷歌打壓保守派言論自由，科技公司推行員工多元化政策的意義。達默爾甚至認為科技行業女性人少並不是因為遭受歧視，而是因為男性更適合科技工作。一些被激怒的谷歌員工在Twitter上公開駁斥此事，更有員工並把博文全文洩露給Vice旗下的Motherboard。

這一事件立即引發了巨大爭議，谷歌迅速解雇了達默爾。皮查伊表示，這篇博文發表爭議性內容，違反了公司員工守則。後者則提起訴訟，認為谷歌打壓自己的右翼政治觀點，已經構成了歧視。雙方直到上個月才達成和解，具體條款沒有公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