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豆瓣一篇日記《被公共汽車拋下的人》 在微博熱傳。作者講述了他一次乘坐公共汽車的見聞，他所在城市的公共汽車全部實行刷碼乘坐。上來的一名乘客，微信沒有綁定銀行卡，支付寶也未能綁定成功，無法刷碼乘坐。司機和其他乘客都頗不耐煩，勸乘客下車。“我”想幫乘客刷碼，司機不允許，理由是現在要實名制坐車。出於同一個的理由，司機也拒絕乘客現金支付。最後乘客只得被趕下公共汽車。

在同一天，《人物》雜誌也發布了《因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他們在掃碼的時代徘徊》一文，通過收集讀者的留言，講述了一些老年人面對智能手機和智能社會的種種不便與失落。

這段時間以來，不難讀到類似的文章，其主要是提醒我們：在這個愈發便捷的智能時代，有很多人恰恰被“拋下”了。技術進步本應以人為本、服務於人，但對於某些人而言，技術恰恰可能成為一種門檻和障礙。

一部分人是如何被“拋下”的？為何他們沒有被看見了？

老年人買菜使用手機支付

“數字鴻溝”讓有些人掉隊了

在大部分年輕人的生活經驗裡，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網絡時代，互聯網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不斷影響著我們生活、消費、溝通、出行的方式。“掃碼支付”被譽為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年輕人習慣只帶著一個手機出門，微信或支付寶在手，就出門無憂了。

因此前兩年，“無現金社會”的概念很火，也受到年輕人的擁護。掃碼支付不但全面覆蓋大型商場、超市、飯店，即便是在菜市場買根蔥、買頭蒜，也可以通過手機掃碼來完成交易。有的商家順勢推出了“不收現金”的政策，他們只支持掃碼支付。

但我們在擁抱方便時卻也忽略了，當下中國仍然存在著數量龐大的不上網的人。4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

9億的網民規模固然龐大，但中國總人口14億，這也意味著有5億人口是“不上網的人”，有35.5%的人沒有接觸到互聯網。即便是9億網民中的一員，網民內部也存在分化，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沒有使用微信、支付寶，或者懂得使用基本功能，但複雜一點的綁定銀行卡、掃碼支付，他們並未掌握，遑論掃碼支付、網上掛號。

這時“數字鴻溝”便產生了。一般而言，數字鴻溝指涉的是不同地區、不同社群的人在擁有和獲取現代信息技術方面的差距，特別是獲取和使用互聯網上存在的差距。“鴻溝”又可以具體分為接入溝（access divide）、學習溝（learning divide）和內容溝（content divide）等層面。

接入溝指涉電腦和互聯網接入方面的差距，比如在許多邊遠農村地區互聯網並不普及，這也意味著那裡的成人和孩子被剝奪了獲得知識與信息能力和機會。

而隨著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接入溝在逐漸消弭，反而是學習溝和內容溝的問題愈發凸顯——雖然都可以接觸到互聯網，但不同主體學習互聯網的動機、目的、強度、素養是不同的，通過互聯網獲取的信息的質量、廣度、深度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們經常在互聯網上聽到年輕人“吐槽”自己的父母迷信各種“偽科學”或者“ 養生謠言”，表面上看這是老年人“糊塗”了，實際上是他們掉入學習溝和內容溝裡。他們雖然連接了互聯網，相應的“數字素養”卻沒有跟上來，子女也沒有很好地承擔“後喻文化”反哺的責任，老年人很容易被一些沒有營養的內容吸引以至“誤入歧途” 。

數字鴻溝愈發引起學者關注，原因在於數字鴻溝同時也是信息、知識、技術和能力的鴻溝，它也加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加劇社會分層，很多人會因為數字貧困而陷入經濟貧困、權利貧困，而經濟貧困與權利貧困又反而過加劇了數字貧困，如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老人在數字鴻溝中首當其衝。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60歲及以上網民佔全體網民比例的6.7%，人數為6000萬。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末，60周歲及以上人口25388萬人。換句話說，60歲及以上人口的網民比例為23.6%，每四個里就有三個未曾接觸過互聯網。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老人因數字鴻溝導致地位的弱勢體現得尤為明顯。有武漢的社區工作人員曾撰文指出，在武漢嚴格管控階段，居民主要藉助手機獲取疫情防控信息，但是老年人無論是在手機使用還是網絡信息辨別能力上，都有待進一步提高。尤其是，社區的全封閉管理，基本的生活物資都以社區為單位集中訂購，需要居民通過微信群來獲知訂購和領取信息，很多老人因為不會使用手機處處不便。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數字鴻溝等原因讓很多人掉隊了，但為什麼我們看不見？為何政策制定沒有充分考量他們的需求？

討好年輕人的世界是“過濾”過的

我們看不見，或許不是因為我們冷漠，而是因為我們真的沒看見。

戴錦華教授曾談到她這樣一個困惑，她曾在某問答社區看到一個提問，“今天還有窮人麼？如果有的話為什麼我沒看見呢？”這個問題讓她震動不已。她說，“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一樣，在經濟高速增長，生活與全球同步同軌的時候，我們也同樣快速地經歷社會分化的過程。隨著富人數量的增加，更大數量的窮人也在增加。我相信這個發問者是個中產階級，他誠懇地發出’真的有窮人麼’的疑問。”

那個“被公共汽車拋下的人”只是一個縮影，它折射的是在我們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仍有太多人被時代“拋下”了、忽略了、遺忘了。他可能是一個家裡沒有網絡上不了網課的小學生，可能是一個不懂得使用掃碼支付的老人，可能是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人，可能是長期遭受家庭冷暴力而不知道冷暴力也是“家暴”的人。

如果你讀到這篇文章，那麼你應該感到慶幸，這至少證明了——你很可能不是“他們”。你看不到他們，最直接的原因是，你接觸到的傳媒並沒有告訴你這一些，或者在講述時避重就輕、輕描淡寫，讓你以為那隻是個例。

這便是大眾傳媒的塑造與個體經驗的局限。學者南帆說，“現代社會的標誌是我們被拋入了大眾傳媒組織起來的社會，大眾傳媒就是我們的文化感官。幾張報紙、幾個電視頻道或者幾個網站就佈置出了一個大千世界的幻象。”韓少功更進一步指出，“這個社會的傳媒技術已經市場化或者權力化，受控於資本化的權力或者權力化的資本。在很多情況下，傳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它生產哪些符號是由特定的投資者和特定的消費群決定的。”

你看到什麼，你聽到什麼，你感受到什麼，你以為是你主動接收，實際上，一隻看不見的手也在編排信息的格局，影響著你看到什麼，你聽到什麼，你感受到什麼。很多有關貧困的東西都被過濾和屏蔽了。

這個世界是討好年輕人的，更確切地說，是討好一二三線城市有消費能力的年輕人，彷彿中國的年輕人都是正在“自由學習一門語言、學習一門手藝、欣賞一部電影、去遙遠的地方旅行”的“後浪”，而不包括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年輕面孔。被討好的年輕人看到的傳媒景觀，多是幸福的神話，誠如南京大學學者楊柳指出，“所有的視聽傳媒，在這個時代，幾乎都希望用中產階級的這種符號去打造，或者去想像、去傳播一種新的消費景觀。”其落腳點是讓年輕人認為可以通過消費抵達幸福，心甘情願地買買買。

而世界的運行也主要圍繞這群年輕人展開，網上購物、網上叫餐、網上叫車、掃碼支付，如此快速、便捷、高效、輕而易舉，落腳點依然是消費——讓年輕人更舒心更便捷地花錢。老年人的需求就沒那麼重要了。我媽就曾屢屢抱怨，互聯網電視上“優愛騰”三家APP首頁的新劇，就沒什麼是她老人家愛看的，“太勢利眼了”。

值得擔憂的是，政策有時也是討好年輕人的。現在很多城市爭先恐後地提倡現代化、規範化、智慧化、高端化，生怕城市顯得“老舊”或“落後”。從治理角度看，現代化、智慧化並不無可，只是這並不意味著老百姓要辦理任何事務只能通過“雲端”這一個選項，也不意味著城市裡看上去並不高大上的“低端產業”就要被轉移出去。

不久前，筆者聽到鄰居大媽抱怨，說她帶小孫子去打疫苗，來來回回跑了三趟。受疫情影響，打疫苗都得先關注社區醫院的公眾號，事先網上掛號——這就難住老人了。到了社區醫院，要掃描二維碼獲取短信驗證碼，證明這段時間待在本市。終於可以打疫苗了，自費疫苗繳費一律通過自助繳費機完成……年輕人對這一切步驟駕輕就熟，只是一個不熟悉網絡的老人要獨自完成這些，跟登天一樣難。

幸福的年輕人享受著政策與技術帶來的便利，很容易得出類似的結論“網上掛號不是比排隊掛號更方便嗎”，而沒有留意到，政策與技術帶來的副作用被過濾掉了，那群對著手機不知該怎麼掛號焦慮萬分的老人被過濾掉了。他們輕易地從個體有限的經驗出發，“以己度人”，熱情投入“無接觸掛號”“無現金社會”的懷抱。

如果一二線城市的精英年輕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久而久之他們就忽略掉隊人群的存在，繼而喪失了感知貧困的能力。哪怕他們知道有人掉隊了，但仍選擇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形勢一片大好，掉隊的只是個例。

這時就尤其需有人說出真相，比如反复提醒大家：有近2億的60歲及以上的老人不會使用互聯網；在非網民群體裡仍有13.4%的人是因為沒有電腦等上網設備而不上網。

時刻記住有人在承受代價

要幫助掉隊的人，首先就得開眼看到完整的世界，看見他們、記住他們、時時感知到他們的存在，之後再來考慮具體對策。

但坦白講，僅僅是“看見他們”就很不容易做到。

比如之前疫情嚴重時期，全民戴口罩是剛性規定，人人都應遵守。但除了短暫的“口罩荒”讓一些老百姓買不到口罩外，你是否能想到還有哪一個群體的人會因為戴口罩這一政策而受到影響？

有人就想到了那些能夠讀懂唇語的聾人——當人人戴上口罩，他們又該如何與他人更便捷地交流呢？如果文章這裡不提，你會“看見”他們嗎？

因此，我同意法律學者蕭瀚的一個判斷，“永遠要看到每件事情是誰在承受代價，在承受什麼樣的代價”，蕭瀚認為這是公共討論中最缺乏的視角之一。

也就是說，我們在製定每一項政策、推廣某一個技術之前，除了考量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便利於大多數人外，另一個必不可少的視角是——誰在因此承受代價，又該通過什麼手段彌補他們。要確保所有承受代價的人不被漏掉，就要確保公共政策得到廣泛的公共討論，讓那些可能沉沒的聲音也能被聽見。

就比如聾人戴口罩無法看到唇語的問題，微博網友@曉清顧透露：有些NGO組織在推廣透明口罩，還有醫生在線銷售透明口罩，再將這筆錢捐贈給助聽項目，該項目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費的助聽器。如此，政策既可以有利於絕大多數人，也可以幫助那些因政策付出代價的人得到有效救濟。

以同樣的思維看待開篇的掃碼乘坐風波，出於疫情防控需要我們可以理解政策的初衷。只是政策的一刀切就忽略了，有人因為這項政策承受代價——那些沒有微信或支付寶的乘客難道就沒有權利搭乘公共汽車嗎？這時只要一個補救措施就可以填補漏洞：對於選擇現金支付的乘客，如果要確保乘客信息可追踪，可要求乘客登記身份證和手機號；假若擔心乘客信息不實，可要求乘客給司機打電話留存號碼，或者司機給乘客拍照留底。總之，讓“掉隊”的人順利搭乘公共汽車的方法很多，關鍵是你有沒有想到、願不願意去想。

沒有人該被“公共汽車”拋下。但要避免這一幕發生，且慢只看到一項政策、一個新技術帶來了什麼便利，更要想到，誰會因此承受代價，而救濟措施是否已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