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週三，英屬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女法官海瑟·霍爾姆斯在當地時間上午10點開庭，就當事人雙方當前爭議的焦點問題——美國的引渡請求是否滿足“雙重犯罪”標準——做出裁定，11時，裁定向外界公佈：引渡請求達到“雙重犯罪”標準。引渡進程迎來自2018年底啟動以來的第一個轉折點：辯方該回合落敗，不得不在孟晚舟繼續被羈押的條件下進行下一步的抗辯。

接著筆者上週日（24號）的事前觀察框架，這兒就法院裁決做一初步評判。

裁決是引渡司法審查的有機組成部分，評判裁決之前，有必要先簡要論述司法審查的性質和標準。

一、引渡司法審查的性質

就整體引渡程序看，現階段處於夾在兩個行政程序的司法審查期。引渡本身是行政部門根據國際條約實施的行政行為，加拿大司法部主導整個過程。然而，由於引渡涉及對個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強行遞解，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英美普通法國家，基於普通法傳統，凡由國家機關實施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措施（比如傳訊、逮捕），必須由司法機關審查，簽發“搜捕狀”（warrant）。這一傳統可以追溯至英國中世紀，13世紀的《大憲章》禁止國王不經正當司法程序隨意抓捕臣民並定罪，此後經制定法和法院判例不斷發展，成為英美法系國家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則，在不同司法區，分別有大同小異的程序規定，包括寫入《美國憲法》的“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被刑事羈押者請求法院審查警方羈押，獲取自由），均源於此。源於刑事追訴領域的司法審查，後來隨著司法權力的不斷擴張，逐漸擴大到刑事追訴領域之外的行政行為，並且在美國建國後的19世紀初進一步擴大到法院對立法機關行為的審查。人們熟知的“馬伯利訴馬迪遜案”（1803）正式確立了法院對立法、行政行為的違憲審查，把法院推到與行政、立法真正平起平坐的地位。

對於引渡的司法審查，本質上是這一傳統在引渡領域的體現。由行政部門主導的引渡，在司法審查階段，變成了一個與刑事程序類似的官司。這裡說“類似”，不是相同，因為除了兩者都圍繞一個“刑事指控”展開之外，其他方面都大相徑庭。首先，引渡司法審查沒有“被告”，只有一位被外國政府根據條約要求引渡的所謂“逃犯”，但該人不是引渡司法審查的對象，換句話說，法院不是審判“逃犯”是否有罪（審判只有在引渡之後，由引渡請求國的法院進行），而是審查引渡請求是否滿足法定條件；第二，主導引渡的行政部門（在加拿大是司法部）代表外國政府參加司法程序，負有證明引渡請求滿足法定要求的責任，其相對方（辯方）雖然不是被告，但有權參與，說服法官引渡請求沒有滿足法定要求。最後，審理法官主持審查程序時，遵守專門的司法程序，不適用於常規民事或刑事審判的程序法、證據法等，比常規民事或刑事審判法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

在加拿大，規制引渡司法審查的主要法律是《引渡法》。鑑於引渡司法審查的有限目的（決定引渡請求是否滿足法定要求），審查程序上對證據的要求遠低於常規審判。檢方需要向法庭提交案件檔案（Record of the Case），包括檢方掌握的主要證據。1999年以前，《引渡法》要求所有證據必須由提供方宣誓（法律後果是承擔偽證責任），並且根據加拿大法律證據具有可採性。之後，《引渡法》修訂，只要求證據由請求國官員認證（不承擔偽證責任），說明證據會在日後的審判中使用，並滿足請求國當地法律刑事起訴要求，或根據請求國當地法律收集，即可滿足司法審查要求。

引渡司法審查中，辯方進行證據辯護的範圍十分有限，無權要求檢方披露所有證據，也無法利用證據法規定的各種排除規則，申請證據排除（比如，一般可被排除的傳聞證據，不適用排除，可以使用），或者提出己方證據，對檢方指控進行證偽。

二、引渡司法審查的標準

引渡司法審查的獨特性質的有限目的，也決定了審查法官進行司法審查適用的標準。

司法程序中，在不同階段，有各種不同的標準，適用於參與各方的訴訟行為。當事人雙方根據法律規定，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分別承擔對於案件事實的證明標準。比如，英美法國家在刑事訴訟領域，由檢方承擔案件事實證明責任，而且需要達到很高的標準，比如在美國稱作“確信無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接近於完全確認）標準，遠高於民事訴訟中一般由原告承擔的“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高於50%）標準。

就法官來說，審查當事人的司法請求，或者是上訴法院審查下級法院的判決，也適用不同的標準。這些標準從低到高，松嚴有別。掌握具體案件法院對有關事項的審查標準，並據此制定訴訟策略，是訴訟律師的基本功課。

具體到引渡司法審查，根據加拿大《引渡法》和判例法，法官適用的標準，是假定引渡請求國對被引渡人的指控為真實，判斷檢方是否提出了“初步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支持指控？

“初步證據”是一個較低的標準，只要求檢方能夠提供證據，該證據無須經過審查法院辨認是否真實、可信；法官“假定”在證據成立的情況下，檢方的指控能否自圓其說，表明可能有指控的犯罪發生，就應該判定檢方的引渡請求通過司法審查。根據判例法，審查法官不能因為“自己認為”指控證據不足，或“在將來的審判中可能敗訴”，就拒絕通過審查。

規定較低審查標準的理由，一是因為審查不是審判，目的是確認檢方指控是否可以初步成立，不是判定被引渡人是否犯罪，其後果不過是將被引渡人交給請求國的司法機關審判，在很大程度上與刑事追訴開始階段警察向法院申請“搜捕狀”類似，頂多是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允許檢方立案偵查；第二，是效率因素，如果審查法院適用更高標準，勢必要求法院對證據進行實質審查，允許當事雙方就證據和事實展開對抗式辯論；如此，司法審查就變成審判，曠日持久，使本來就費時費力的引渡變得遙遙無期。

同時，審查法官在對具體問題上適用的標準，經常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特別是在過去判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上，如果雙方立場各有千秋，伯仲之間，答案並非黑白分明的時候，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會空間更大一些。本案目前審查的“雙重犯罪“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三、本案裁決簡評

剛剛得到消息，高等法院裁決發布，霍爾姆斯法官認定“雙重犯罪”存在。

待認定書發布之後，再對內容進行詳盡分析。裁定書的一句核心內容是，“美國伊朗禁令，作為審查指控的行為的背景，可以在雙重犯罪分析中發揮適當作用。”看來，法官在伊朗禁令的作用問題上，基本接受了檢方的立場。

這一結果基本印證了周日分析的趨勢。

就作出裁定的霍爾姆斯法官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然而完全可以駕馭的任務。霍爾姆斯法官從事法律職業40餘年，早期在檢察部門任檢察官，2011年以後任法官，目前擔任高等法院副首席法官（Associate Chief Justice）（高等法院共有92位法官，其中一位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一位副首席法官）。職業經驗十分豐富，特別熟悉刑事司法，曾經處理過多起頗具爭議、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從閱歷、專業能力角度，完全勝任本案司法審查重任。

辯方可以就裁定向省上訴法院提出專門上訴，同時在高等法院就其他辯護理由展開辯護。

引渡司法審查繼續。遺憾的是，孟晚舟目前無法獲得人身自由。

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滿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