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美國植物學家洛克在四川西南部的枯魯山區採到一份杜鵑標本，但未命名。直到1953年，該標本被作為粘毛杜鵑（Rhododendron glischrum Balf. F. et WW Smith）的變種（R. glischrum var. adenosum Cowan et Davidian）發表；

後於1978年被提升為種，因R. kuluense DF Chamb. 晚於R. adenosum (Cowan & Davidian) Davidian約2天，根據國際植物命名法規（聖路易斯版）的優先律原則，R. adenosum為合法名稱，中文名為枯魯杜鵑（Flora of China，2005）。

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在木里枯魯山區

在2013年中國環境保護部和中國科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高等植物卷》和覃海寧等（2017）發表的《中國高等植物紅色名錄》裡，枯魯杜鵑均被評估為野外滅絕（EW）。1929年以後，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僅有2008年採自四川省涼山州普格縣螺髻山的“疑似枯魯杜鵑”（Rhododendron aff. adenosum）標本記錄。

考察隊在木里枯魯山區重新發現枯魯杜鵑

2020年5月，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項目（2019QZKK0502）和國家科技基礎資源調查專項項目（2017YF100100）的支持下，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綜合研究保護團隊的馬永鵬、劉德團、姚剛等，對四川省涼山州普格縣螺髻山、木里縣的枯魯山（該種模式標本採集地）展開調查。在螺髻山的調查過程中，科研人員發現螺髻山的疑似種與枯魯杜鵑至少在毛被、花色、花形方面有明顯區別，遂判斷該疑似種並非枯魯杜鵑。而枯魯山在地圖上已經不存在了，經過查閱相關資料，在《中國黃教喇嘛的木里王國（插圖版）》中找到了相關記載，“kulu”意指木里縣的“康塢” ，而木里縣唯一保留“康塢”關鍵詞的只有明神宗年間建造的康塢大寺（文革時期已毀，現存為重建）。於是，考察隊對康塢大寺周圍的山區開展了為期2天的調查，就在大家覺得此次調查無望且快要下山時，發現了一株花團錦簇的杜鵑，經與模式標本比對、中國植物誌核對，確認為枯魯杜鵑。目前雖只發現一株，但足以讓考察隊員們渾身的疲憊與飢餓感瞬間全無。

枯魯杜鵑的花

此次野外科學考察改寫了枯魯杜鵑“野外滅絕”的歷史，有必要進一步採取“地毯式”系統調查，徹底摸清該種的資源本底，同時開展“搶救性保護”和系統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