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收費公告，豐巢成為“全民公敵”。據《21世紀經濟報導》統計，目前僅上海就有116個小區抵制豐巢的收費政策；與此同時，蘇州、滁州、青島、廣州等地陸續有小區業委會積極響應並加入抵制的隊伍。

各地物業的討伐檄文中尤以上海中環花苑業委會那封公開信傳播度最廣，微信端在看數超1.7萬；微博#上海中環花苑#相關話題閱讀量很快衝破1000萬，知乎上更是一天冒出1000多個回答。

結果，面對物業們來勢洶洶的詰問，豐巢強硬回复：“小區無權約束自己的收費和價格”，還稱要對方“賠付經濟與商譽損失”。

即使，在昨天（5月14日）上海市郵政管理局發文表示已指導豐巢上海區域經營負責人，充分考慮公眾合理訴求，調整相關措施的情況下，豐巢再次發布的公開信依然未有鬆口的跡象。

至今為止，各地物業與豐巢纏鬥了十幾天，雙方依舊僵持不下。

豐巢冤不冤？

自2015年6月6日成立到2020年4月，豐巢一直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免費服務，這期間快遞員派件效率提升了，用戶取件也方便了，大家相安無事。

不過，豐巢畢竟是一家企業而非慈善機構，其免費提供服務的4年多時間裡一共虧了20億元。以2020年一季度為例，豐巢未經審計營業收入3.34億元，虧損2.45億元，而2019年營收16.14億元，虧損7.81億元。

豐巢的錢都虧在哪兒了呢？

收入端，豐巢快遞櫃目前收入途徑分為快遞員投件支付費用和廣告收入兩部分：

快遞員投件費用：即便按照每天單個快遞櫃80格滿負荷運轉，取快遞員支付費用三檔中間值0.4元/單計算，每天收入不過32元；

廣告費用：根據速遞易公佈的廣告費用，單個櫃體所產生的廣告費用約670元。據此測算豐巢快遞櫃每天的廣告費收益約為2元，兩者相加約為34元/天。

支出端，《時代周報》調查報導中，單個快遞櫃的成本約3萬~5萬元不等，租金則根據場地屬性有高有低，北上廣的話，小區內一般是5000~1萬元不等；而據快遞行業專家趙小敏估算，一台智能快遞櫃一年的投入和運維成本在10 萬元左右，櫃體每天在成本（折舊）、場地租金、維護費用、電費等花費大概在274元。

兩者相去甚遠，快遞櫃每天的收入還不及支出的零頭。也就是說，豐巢快遞櫃免費的時間越長虧損越大，收費不過是時間問題。然而，任何服務從免費轉為收費，必然會招來各種口誅筆伐。

果不其然，豐巢會員收費制度一貼出去，瞬間就成為輿論聲討的靶心。

豐巢剝奪“選擇權”

網友聲討豐巢比較主流的一種觀點是：“從前快遞都送上門，現在放快遞櫃”，這剝奪了收件人的“選擇權”。

我們的“選擇權”是怎麼消失的呢？

據全國郵政管理局披露，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和業務收入分別完成630億件和7450億元，而快遞員人數僅為320萬人，均一下每個快遞員要送的快遞件約為19688 /年，53/天。

這無疑對快遞行業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一方面，現有快遞從業者明顯存在巨大的缺口，而快遞員在派件過程中的溝通、二次投遞又會降低其工作效率、增加送件的不確定性和各種成本；

另一方面，電商平台價格戰倒逼各大快遞公司降價，快遞員的派件提成也因此縮水，快遞員只能犧牲派送服務質量來增加派件數量。

在快遞行業高速發展與快遞從業者缺口日漸拉大的矛盾持續加劇情況下，人工顯然需要依賴機器的助力。快遞櫃無疑抓住了這個巨大的商業機會，填補了市場需求的空白。

豐巢官網公開數據顯示，其日均包裹處理量達到1200萬件。截至目前，豐巢快遞櫃點位數超17.8萬，再加上中郵速遞易10.2萬台設備佈設，豐巢將擁有28萬站點。正常情況下，日均包裹處理量將接近1900萬件。

豐巢CEO徐育斌在2018年曾對媒體講述過快遞櫃成立的初衷：

“快遞員一天多批次往返快遞點部，在路上的時間消耗非常大，這會減少提供給用戶服務的時間，那麼深耕用戶和服務就跟不上。希望通過這個櫃子產品，幫助快遞員存儲要派送的包裹，從而有更多時間去服務客戶。”

各個小區合作的超市、物業、代收點都存在了多年，為什麼最終是快遞櫃脫穎而出？

因為超市、物業、代收點大多收費偏高、具有不確定性且存在找件難、丟件、扯皮的問題，快遞櫃自誕生就完美規避了以上問題，所以在短短四年多時間裡實現了規模化的普及。

可以說，快遞員解決最後一公里的配送難題，而快遞櫃解決最後一百米的配送難題，這是市場優勝劣汰選擇的“最優解”。

雖然市場選擇改變了派件末端，我們又是怎麼放棄“選擇權”的呢？

在快遞櫃迅速普及的這4年多時間裡，收件人漸漸從抱怨到接受再到習慣這種派件“潛規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中國人性格向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很少有人每次花時間、精力為這種小事投訴、扯皮，即便開始有，繁雜的投訴流程、漫長的處理程序、微乎其微的收益也讓收件人放棄了這種想法。

而且，對於那部分既追求派送速度又要求快遞上門的用戶，京東、順豐快遞都通過提價改善了服務體驗（送上門）和效率（當日或次日達），並非沒有選擇。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朱巍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指出，“豐巢提出超時收費並未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和自由選擇權。”

如果快遞行業真嚴格執行送件必須上門的規定，快遞公司需要因此制定繁雜的派件規範，這無疑將會大幅降低快遞員的派件效率。

屆時，正常派件週期會從兩天變三天，三天變五天，打不通電話、人不在家預約下一次配送，別指望快遞員在你加班後送，快遞員也有工作時間，你們就約時間吧。

這種情況下，快遞員的工作又髒又累還要受氣還掙不到錢（派件成功率不確定因素太多），只會加速快遞從業者的流失。

豐巢“強制雙向收費”

抵制豐巢過程中，還有一個比較受擁護的觀點是：“我們不反對收費，反對的是未告知情況下被強制收費。”

有一個前提大家必須明白，雖然豐巢自誕生之初便是免費模式，但我們不能想當然把它看成快遞服務的延伸。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亦對《棱鏡》表示，“快遞櫃是末端服務的一個補充選項，是無接觸寄件的替代產品，有剛性客觀需求，而且快遞櫃寄存是獨立服務，不是快遞服務贈送品。”

用戶在網購過程中其實只與快遞公司產生了服務協議且支付快遞費（費用包含最後一公里的費用），快遞櫃並未包含在服務內。快遞費支付的是運輸費用，快遞櫃支付的是存儲費用，兩者本質不同。

為什麼我們會感覺被“強制收費”？

快遞員一般會按照派件數量計算收入，這種情況下，快遞員每天一對多（逐個上門）和一對一（統一放豐巢）的效率差別巨大，所以豐巢快遞櫃一直都對快遞員收費，根據快遞櫃大小，每單收取0.3 元~0.5 元不等的費用。

在快遞員派件過程中，快遞公司與用戶之間有服務協議，快遞員存件後與豐巢之間也達成了服務協議，但豐巢與用戶之間是否存在服務協議分兩種情況：

一種是快遞員在存放快遞櫃時詢問並獲得用戶同意，那麼豐巢與用戶之間的服務協議成立，收件人為此享受到了存件服務，支付費用合情合理；

另一種是快遞員未與用戶溝通便擅作主張將快遞存放在快遞櫃，結果導致存件超時產生費用。這種情況下收件人與豐巢之間並未形成保管合同，豐巢無權向收件人收取費用，但豐巢要求取件人支付超時費的行為合情合理，取件人可以投訴具體到人的快遞員要求其代為支付相關費用。

豐巢爭議的法律關係，製圖｜張宇詩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來源：騰訊深網

說白了，快遞櫃不過是提高快遞投件效率的工具，消費者權益因此受到損害，應該追責是工具使用者，我們為什麼要和工具較勁？

至於豐巢在推出的會員制度中將“免費時長規定為12小時”、“對超時快件收費”的行為完全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智能快件箱寄遞服務管理辦法》中第二十五條規定：“智能快件箱運營企業應當合理設置快件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內不得向收件人收費。”換言之，快件櫃運營企業可以在保管期限外進行收費。

快遞櫃從一開始定位就是應急存儲點而非個人倉儲櫃，按照常識超過12小時再不取走早已失去了臨時存儲的意義，為什麼不能因此收取費用？

現有成熟的商業模式中，不管是當舖還是旅遊景點、車站、商超等附近，提供貴重物品保存服務的哪一個不是明碼標價？

況且，市場中其他幾家快遞櫃品牌，比如日日順、格格、速遞易、雲櫃、收件寶、速遞易早已推出了付費模式，而且其中多家並未設定超時收費上限。

日日順、格格、速遞易、雲櫃、收件寶、速遞易們之所以沒有遭遇全民討伐，很重要一個原因它們加起來的市場佔有率都遠低於豐巢（豐巢在快遞櫃行業市場佔有率70%），僅此而已。

相比抵制豐巢，真正應該抵制什麼？

至今為止，網友抵制豐巢的怒火依舊未完全消散，而那些聯合抵制豐巢的小區物業正在樂此不疲的搞各種投票和問卷調查。

暫且不論這些充滿情緒的投票和調查有沒有價值，首先這些抵制“代表們”本身就有問題。

快遞櫃進入各個小區時必須要向小區物業繳納場地管理費、電費、安全巡查費等一系列費用。在《時代周報》調查報導中，北上廣的小區內一般是5000~1萬元甚至更高。

快遞櫃進駐小區其實佔用了廣大業主的共用面積，這明顯屬於商業用途，那麼物業們是否將這筆錢分給了全體業主？尤其那個直接粗暴拔電源的杭州東新園小區內有17個豐巢快遞櫃，你們左手收錢，右手拔電源，嘴上還振振有詞，麻煩你們先把人家豐巢支付的各項費用退還一下。

而且，這些小區物業路子非常野，阿里巴巴旗下批發平台1688數據顯示：平台上快遞櫃近一周環比交易額激增近14倍，買家數增長3倍，其中小區物業、業委會為採購主力。

很顯然，小區物業、業委會們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就怕這些人採買的快遞櫃真正投入使用後才發現：快遞櫃這個重資產、重運營的行業，前期（櫃體、人員成本、後台系統等）投入巨大且不會隨規模擴大而縮小單櫃成本，並非“躺賺”的生意。

最終，這部分花銷大概率將以各種名義分攤到每戶業主頭上，落得一地雞毛。

整個事件中，廣大業主不去質疑這次事件中既得利益者快遞員（快遞公司）、小區物業（業委會），反而過來道德審判提供存儲服務的豐巢，是不是一開始就搞錯了抵制對象？

當然也有明白人，他們理解這是豐巢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轉變，但依舊覺得貼公告告知用戶的做法很不得體。“直接去和每一家快遞公司溝通就好了，為什麼要把這個難題推給用戶？”

誠然，豐巢完全可以效仿美團，先對商戶提價再經過商戶悄悄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問題是，快遞公司不同於餐飲商家，豐巢也沒有美團對商家那樣的壓制力。

如果每家快遞公司都願意合作的話，豐巢還有貼公告的必要嗎？

當豐巢與快遞公司溝通雙方無法達成共識情況下，豐巢為了“活下去”，通過這種方式將矛盾公開無可厚非。

所以說，快遞行業蓬勃發展，中國物流配送規模還將有巨大的增長空間，但解決快遞末端難的關鍵並非快遞櫃數量而是整個快遞行業內部體系之間的協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