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陷入停擺。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危機，全球經濟正面臨著需求供給雙重衝擊，任何經濟體都難以獨善其身。值此變局關鍵時刻，鳳凰網財經聯合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以“全球經濟與政策選擇”為主題，邀請政商學企界嘉賓通過線上形式解析全球經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巨大壓力下，國家出台的一攬子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將如何實現相關經濟目標？如何甄別低收入群體從而實現精準投放？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與鳳凰連線時表示，關於甄別低收入群體的技術細節問題，可以跟消除數字鴻溝連在一起。

劉俏分析，現在的互聯網滲透率接近70%，希望再將2億人納入到上網群體。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套餐補貼或手機補貼的方式，將這個群體納入到數字經濟體系。從而有效甄別低收入群體，把現金或消費券比較精準地發放給這個群體。

此外，“我們經過簡單測算，財政投入1200億到1400億就基本上能為2億人提供智能手機和流量套餐，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進入數字經濟體系，互聯網平台和民政部門協同進行數據分享，低收入群體就可以識別出來”，劉俏說。

嘉賓介紹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以下為發言全文：

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主題是關於疫後經濟重啟一攬子的宏觀政策。

我想跟大家簡單分析一下我們對疫情本身影響的判斷，同時把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可能影響比較深的三個領域，消費、中小微企業和就業重點剖析。最後提出一個一攬子的宏觀政策的方案。

這次疫情大家可能都比較了解，我們的認知是逐漸的一個過程，那麼現在基本大家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災難，就是它把這種大隔離的實施，使得這種社交接觸為基礎的經濟社會活動處於一種停頓狀態，這樣帶來經濟社會生活的巨大損失。

我們看到一季度中國GDP下滑6.8%，美國GDP下降4.8%。這種情況下我想可能我們對這個性質的認知發生根本的變化，它跟過往2008年的金融危機，甚至1929年大蕭條不太一樣，不是一個因為經濟或者金融體系的內生問題導致的危機，而是一個純粹由自然災難形成的外部對經濟生活的重大衝擊。

這種情況下我們政策基本的出發點就是盡量採取一些比較及時有效的宏觀政策去對沖危機帶來的風險。我們也看到美國和歐盟國家，還有亞洲的一些國家或地區，陸陸續續出台了一系列的以財政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復甦或者救援政策。美國的整體方案規模是2.5萬美元，基本上達到GDP的11%以上。歐洲其他國家的話，力度也非常大，而且速度非常快。

中國怎麼去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同時重啟我們的經濟活動？可能我們需要有比較大力度的政策去應對外生衝擊對經濟生活帶來的傷害。

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可能應該是及時有效的出台一些政策去應對疫情對我們經濟生活各方面，特別是就業、中小微企業，還有消費所帶來的衝擊，通過這種方式為疫後的經濟的複蘇夯實基礎。

我想給大家簡單分析一下，為什麼這一輪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中小微企業和就業三個領域衝擊特別大，這三個領域是我們在思考政策邏輯的時候需要特別關注的幾個領域。

首先是消費。去年中國經濟核心邏輯的一些變化，消費已經變成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一個推手。2019年消費拉動GDP57.8%的增長，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從這種高速增長、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消費所扮演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這一輪疫情帶來的一個變化在於，外需環境在惡化，同時全球供應鏈面臨中斷的危險。所以這種情況下增加內需、增加消費，可能對疫後的經濟的複蘇意義更大一些。

此外，還有中小微企業和就業的問題。統計局第一季度的公佈的失業數據存在一些滯後性，裡面可能有大量的還沒有真正復工復產的農民工。

同時因為很多企業它雖然復工了，但是它沒有復產，它其實這裡面還帶來很大隱性失業的風險在裡面。

光華管理學院的盧凱教授團隊用智聯招聘的數據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今年的一、二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新聘的職位數、新招聘的人數下降的幅度都在30%以上。從行業分析或者做跨企業的分析，會發現民營企業對就業的需求下滑幅度非常明顯，小微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對需求下降的幅度達到40%以上。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陸陸續續出台很多跟疫後經濟重啟，扶持中小微企業的一些政策。但總的講，大家的感受還是覺得政策的力度不是特別大，有點碎片化。這種情況下，大家呼籲在未來一段時間，扶持政策應該更加果斷一些，下更大的決心，推出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出來。同時把政策的施力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小微企業、消費和就業上。

首先，疫情爆發之後，在貨幣政策方面力度還是比較大。到目前為止的話，央行出台的中長期信貸相關的流動性的釋放，基本達到3萬億人民幣的規模，而且這3萬億人民幣基本都是基礎貨幣，考慮到貨幣乘數效應，大概我們如果說貨幣乘數是5倍的話，也就意味著到目前為止，其實整個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基本上已經達到了15萬億人民幣。

但為什麼整個實體經濟感受不是特別明顯？我想這背後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是特別通暢。這種情況下，央行釋放的大量的流動性並沒有惠及到中小微企業，沒有解決消費不振的問題，同時對就業的扶持力度不夠。

其次，在財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過去三個月密集出台很多政策。粗略統計，國家層面上有200多項政策，地方政府層面有800多項政策。但總體來講，政策比較碎片化，落地的情況也參差不齊。所以合在一起後，雖然政策出台的很多，但大家感覺力度好像不是很大，而且政策目標的明確度不是特別高。

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建議：一是推出力度更大的一攬子財政政策為統領的宏觀政策組合。我們估測這一輪財政政策按照我們的建議，可能整體規模會達到4.86萬億人民幣。其中包括幾個維度：比如消費領域，我們建議可以採取一種雙重的消費激勵方案。一方面對低收入群體、對因為疫情受到衝擊的失業群體，甚至包括疫區的民眾，可以採取發放現金券的這種形式。

我們大概統計了一下，如果每個個體發放1000元人民幣的話，那麼大概將近2600億人民幣，它含括低收入群體，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3000人民幣以下的群體，以及在疫區的這樣一些民眾。

我們現在的互聯網滲透率接近70%，如果說達到發達國家互聯網滲透率的水平，基本上還可以再將2億人納入到上網群體。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套餐補貼甚至手機補貼的方式，把這個群體的納入到數字經濟體系。

一方面，對未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對扶貧都有很大的意義。通過這種方式把低收入群體或者弱勢群體納入到整個生態文明體系裡面，這背後帶來很大的未來成長機會。

我們經過簡單測算，財政投入1200億到1400億就基本上能為2億人提供智能手機和流量套餐，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進入數字經濟體系，互聯網平台和民政部門協同起來數據分享，低收入群體就可以識別出來。

另外方面，我們通過大量的分析和試點發現，針對城市居民嘗試大規模的消費券發放效果非常好。我們以杭州今年3月27日和4月3日兩輪消費券的發放情況做簡單的分析，來判斷一下消費券的發放本身到底對消費的激勵作用、刺激作用有多大。我們發現整個消費券的實施效果非常好，在杭州政府1元的補貼，能拉動3.5元新增消費，邊際消費傾向3.5倍。

我想如果能在全國范圍之內，有一個規模上的統籌，同時推荐一些比較好的做法，那對整個疫後經濟重啟階段，拉動消費會帶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假設在全國范圍之內發放5000億的消費券，用杭州3.5倍新增消費的槓桿效應來計算，那麼基本上它可以拉動整個社會零售總額的4.25%。

我們希望在國家層面上，可以統籌像中央財政的資金或地方財政的資金，同時鼓勵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的做法。

關於基礎市場主體環節，我們發現中小微企業缺乏針對性的支持政策。雖然貨幣政策通過再貸款釋放大量的流動性，但是因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是特別通暢，這種情況下中小微企業感覺到受益的程度還是有很大的認知上的落差。

我們建議成立中小微企業的穩定基金，通過財政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直接給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如果由財政來承擔大比例的信用風險，比如說70%的信用風險，由商業銀行來承擔剩下的信用風險，基本上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把財政的資金更好地通過商業銀行落實到中小微企業。

具體操作上，可以將貸款支持分兩個層級，比如說50萬以下可以免息，50萬到1000萬根據基準利率，這樣就可以給中小微企業比較精準地提供資金支持，讓他們能夠渡過疫情的衝擊，為疫後的經濟復甦打下比較紮實的基礎。

跟這相對應的，針對出口部門肯定也需要專門的支持。因為這次疫情比較大的一個衝擊在於對全球供應鏈正常經營情況的衝擊，同時整個外需環境現在惡化程度比較明顯。雖然整個出口部門在中國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最近幾年比例上有所下滑，但總的講它對就業、對整個GDP的拉動還是有相當大的效果。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大面積出口企業倒閉，我想可能對我們未來長期的經濟增長，一些地區性的失業問題，都埋下很大的隱患。

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國家層面上通過財政政策，比如說通過發行特別國債或者說是財政直接撥出一筆資金，大概5000億人民幣，通過這種方式直接支持這些出口企業。在這裡面也是可以安排一些低息貸款，可以成立一個或多個部門統籌的決策機構，來識別對我們產業鏈重要性比較高的這樣一些部門或者地區的一些企業，按照序位的來進行支持。這對我們未來保護產業鏈、保護中國的製造業的話，它的意義其實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我們也提到新基建，據測算新基建按照國家現在規劃，2020年投資規模約為3000億。我想可以依照國家信用，通過發放新基建的專項債券的形式，同時也可以考慮通過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這種方式，來解決這方面的資金需求。特別在4月30日，證監會和發改委通過公募REITs的試點通知，我想它為未來我們探索用市場化的資金，來承接新基建的一些項目或者基礎建設的一些項目提供很多可能性。這一塊我想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應該作為政策試點的側重領域。

同時，我們也建議在一些重大的關鍵領域加大有效投資。主要在幾個方面：一方面，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在投資方面還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用財政提供將近一萬億資金，來促進疫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體系的建設、產能的建設。另一方面，針對老舊小區租賃住房，做出一些投資上的安排。我們簡單測算了一下，比如說小區改造，在2020年可能涉及的資金達到2600億人民幣，同時如果我們推進4000億人民幣的租賃住房的這樣一種投資的話，合在一起之後，這一塊的新增投資大概是6600億。

同時可以考慮發行特別國債，可能有2萬億空間。我們赤字率其實不高，去年是2.8%，如果今年能夠提高到4%，那麼也意味著可以新增1.2萬億的財政資金進入疫後的經濟重啟。同時，住房公積金的結餘可能還有8000億，如果出台關於住房公積金的一些改革方案，把節餘資金導向供給端，支持比如說老舊小區改造、租賃住房的建設，我們測算空間可能有4000億人民幣。

我們剛才提到，REITs的試點會引導市場資金進入到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裡來。現在整個基礎設施的資產的存量規模超過110多萬億人民幣，假如說有1%的資產能夠被證券化，能釋放出資金在萬億人民幣以上，所以未來發展的空間非常大。

最後再討論另一種可能性，國家可以劃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權部分。我們簡單測算了一下，假如說10%的國有企業的股權統一劃撥，大概能夠釋放出2.75萬億市值，根據去年分紅比例，今年分紅收益可以達到600億人民幣。這些合在一起之後，其實為我們的疫後的經濟重啟提供了很大的資金保障。

簡單小結，到目前為止基於對疫情的認知，它確實是百年一遇、對整個經濟社會生活帶來極大的外部衝擊的自然災難。這種情況下，應該及時果斷的出台力度更大、有針對性的宏觀政策組合。這個規模應該提高，而且時間點越快越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