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創立早期，扎克伯格把他統治世界的計劃寫在了記事本上。後來，他銷毀了這些記事本，但有那麼幾頁留存了下來。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扎克伯格是在2006年3月。當時，我是《新聞周刊（Newsweek）》的首席科技作家，正在寫一篇有關Web 2.0的文章，這個概念認為，互聯網的下一個階段將會是一個充滿快樂的、高參與度的個體創造時代。

我聽說有一家社交網絡初創公司在大學校園里大受歡迎，我想了解更多關於它的信息，或許能充實我的報導。幸運的是，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Zuckerberg）原定於當月在加州卡爾斯巴德（Carlsbad）的一個度假勝地出席PC論壇（PC Forum），而我恰恰是這個論壇的常客。

我們約定於午餐時間在會場碰面。正午的陽光下，我們並排坐在草坪上一張又大又擠的圓桌旁。與他同行的還有馬特·科勒（Matt Cohler），後者剛剛離開LinkedIn加入了Facebook。由於人實在太多，科勒只好坐在了我倆對面。

我坦然地接受了一個事實，扎克伯格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21歲還要年輕。由於我報導科技公司的時間已經夠長了，我見過了太多外表並不起眼的行業大佬。但真正讓我震驚的是他的反應，我問了他幾個關於公司規劃的問題，他只是盯著我看，什麼也沒說。他看起來不像是生氣了，也並非心事重重，但就是沒什麼反應，一片空白。

我很困惑，這傢伙難道不是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他對我有什麼看法嗎？我寫過什麼令他討厭的文章嗎？沉默，還是沉默，時間彷彿凍結了。

我看向科勒尋求幫助，他只是愉快地笑了，什麼也沒有改變。

為了打破尷尬，我結結巴巴地問扎克伯格是否了解PC論壇，他搖了搖頭。於是乎，作為該論壇的常客，我將其解釋為PC時代的重要產業聚集地，在這裡，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會面帶微笑暗暗鬥法。聽完我的描述後，他似乎變得溫和了，終於打開了話匣子，簡略地談論著他在宿舍裡創辦的這家擁有700萬用戶的公司。

儘管當時的我並不知情，但被馬克·扎克伯格出神般的沉默震驚的人並不在少數。Facebook副總裁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曾將這種沉默稱為“索倫的凝視（Sauron’s gaze）”。

最終，扎克伯格和他的Facebook在我的封面報導《網絡新智慧（The New Wisdom of the Web）》一文中得到了四句話。如果那天中午，我知道了一些他並沒有分享給我的故事，篇幅就遠不止這些了。

彼時，扎克伯格正在進入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時期之一。在我見到他幾週後，他就為Facebook制定了一個極其雄心勃勃的願景。在一本記事本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使命和產品設計，並探討了一家小公司如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公用事業。他詳細地描述了兩個名為“開放註冊（Open Registration）”和“推送（Feed）”的功能特性，正是這兩個產品為他的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動力。

扎克伯格在他的記事本中找到了創業的焦點。他的筆記裡，藏著無數的種子，孕育出未來Facebook所有的成功與失敗。接下來的十年，扎克伯格將踐行他在記事本里制定的所有計劃。Facebook也從一個大學生社交網站轉變為一個佔據主導地位的社交媒體服務機構，它的用戶數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總數都多，且正朝著擁有比任何宗教更多信徒的方向發展。扎克伯格的信條堅持認為，越來越多的分享是一種內在的好處。除了將人們聚集在一起，Facebook還成為了新聞、娛樂甚至救援信息的來源。該公司通過廣告將其龐大的用戶群變現，扎克伯格也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名字被烙印在PC論壇傳奇的萬神殿中。

然後，時間來到了2016年大選。突然之間，人們對這項服務的不滿變成了憤怒。Facebook昔日最珍視的成就變成了其最大的負擔，龐大的用戶數量成為了Facebook“手眼遮天”的證據。一個可以讓“無聲者”擁有話語權的平台，也同時賦予了“惡魔”更加邪惡的力量，它彷彿是一把“壓迫”與“解放”的雙刃劍。最重要的是，Facebook成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隱私侵犯者：其長期以來對“共享”的推崇，現在被視為是一個用來誘騙用戶數據的糖衣砲彈。而我們所有人，在有意無意之間提供的海量數據信息，恰恰成為了Facebook得以發展壯大的基礎。

自2006年以來，我一直關注著扎克伯格。在過去三年裡，我一直在寫Facebook的歷史。我訪談了他9次，發現他已經適應了當下最具挑戰性的環境，但在某種程度上，他拒絕這種適應。公眾對Facebook態度的轉變反映了科技行業自身聲譽的下降，但Facebook的獨特主要源於其創始人的個性、遠見和管理方式。要了解Facebook，你必須了解扎克伯格。

這並不簡單。甚至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公眾形像一直帶有一種機器人一般的冷漠。經過多次交談，他對我相對坦誠了一些，但總是有所保留。他從未忘記我是一名記者，他需要理所當然地保護他自己和他創建的公司。

但我確實找到了一個地方，在那裡，扎克伯格對他的Facebook是完全坦率和不加掩飾的，這為我們了解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線索。這就是他在2006年春天留下的記事本。

2006年，扎克伯格在Facebook位於Palo Alto 的辦公室 

馬克·扎克伯格在紐約北部多布斯費里（Dobbs Ferry）的一個近郊居住區長大，從小就喜歡玩遊戲。其中一款是基於PC的戰略遊戲《文明（Civilization）》，玩遊戲激發了他學習編程的慾望。扎克伯格的父母分別是牙醫和精神病醫生，他們為其聘請了一名編程導師。

扎克伯格很快就學完了當地公立學校的計算機科學課程，並在八年級時註冊了一門研究生課程。高中二年級後，他申請去一所私立學校，學習更多的AP和計算機課程。他的父母想讓他去附近的霍勒斯曼（Horace Mann），那是一所很不錯的預科學校，但扎克伯格偏愛更高級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他的父親曾評價他“意志堅定，冷酷無情”。

扎克伯格在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一所高級預科學校裡茁壯成長。除了是電腦高手之外，他還是擊劍隊的隊長。他對奧古斯都·凱撒大帝（Augustus Caesar）產生了興趣，後者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統治者，對權力和征服有著不合時宜的慾望。扎克伯格仍然沉迷於遊戲，他最喜歡的是《半人馬座阿爾法星（Alpha Centauri）》，這是一款經典的回合製策略遊戲。在遊戲裡，玩家將踏上征服外太空星球的旅程。扎克伯格總是扮演準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角色，維和部隊的精神領袖是一位名叫普拉文·拉爾（Pravin Lal）的委員，他認為“信息的自由流動是對抗暴政的唯一保障”。扎克伯格後來在他的Facebook個人資料上用了一句拉爾的話作為簽名：“當心那些拒絕讓你獲得信息的人，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夢想自己是你的主人。”

扎克伯格於2002年進入哈佛大學，但他立刻就忽略了自己身處何處。他花了很多時間在Kirkland House H33號套房公共休息室的一張廉價木桌上創造軟件產品，他更關心這些，而非成績，他只是偶爾上上課。

然後出現了FaceMash，一個類似“辣不辣（Hot or Not）”的程序，鼓勵學生們互相評價對方的長相。為了填充圖片數據庫，他入侵了各種受保護的大學宿舍網站，哈佛管理委員會對他進行了調查。據報導，他離開除只有一步之遙。據他身邊的人證實，他對這種威脅出奇地無動於衷。在一個“再見，馬克（Goodbye, Mark）”的派對上，19歲的紮克伯格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普里希拉·陳（Priscilla Chan）。

他的同學喬·格林（Joe Green）說：“他有著真正的自信。”有一次，格林同扎克伯格和陳一起去吃飯，扎克伯格突然衝進了一條繁忙的街道。陳叫到：“小心！”格林安慰她：“沒事的，別擔心，他的自信氣場會保護他。”

扎克伯格躲過了開除，但這絕不會是他最後一次設法擺脫自己行為的後果。2004年2月，他與人共同創建了Facebook。聘請他幫助建立社交網絡網站的同學卡梅倫（Cameron Winklevoss）和泰勒（Tyler Winklevoss）最終向他提出了起訴，這對雙胞胎和他們的合夥人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頭腦風暴，但顯然沒有及時付之行動，他們指責扎克伯格剽竊了一個原本會很成功的想法。他們也許高估了自己最終流產的想法，但不可否認的是，扎克伯格在兄弟二人的項目上拖拖拉拉，拖延了大約兩個月直至自己的競品雛形初現。即使是現在，扎克伯格仍然否認故意欺騙：“我認為我可能是一個避免衝突的人。”Facebook最終不得不支付6500萬美元現金和股票來了結此案。但那是在2008年，當時的和解金額與該公司數十億美元的估值相比，微不足道。

Facebook似乎魅力十足。儘管扎克伯格對籌集資金或經營一家企業知之甚少，但這些事情還是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到2005年底，扎克伯格不知怎麼搞到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他的早期導師肖恩·帕克（Sean Parker）通過介紹Facebook的第一個大投資者彼得·泰爾（Peter Thiel）推動了事情的發展。他召集了一批經驗豐富的顧問。Facebook的一名早期員工推測：“不管是彼得·泰爾還是肖恩·帕克，這些人都以為是自己在操縱馬克。我事後回想才發覺，馬克說服肖恩·帕克為他籌集資金是多麼的天才，馬克認為肖恩是解決巨大難題的一把利劍，這個難題就是籌錢。”

我第一次見到扎克伯格的那一年，他住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裡，離Facebook的辦公室很近，辦公室分佈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市中心的幾棟大樓裡。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本記事本。那些拜訪過他公寓的人可能會發現，床墊就放在地板上，廚房幾乎沒用過，角落堆著一疊記事本。扎克伯格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擁擠、混亂的Facebook辦公室裡度過的，人們可以看到他低著頭，用他那粗糙、緊湊的字體潦草地寫著什麼。他勾勒出了產品的理念，繪製了編碼方法的圖表，並表達了一些自己的理念。他的那些記事本被文字、項目功能列表、流程圖填滿了。

扎克伯格不再做太多編碼工作，他主要關注的是全局，記事本使他能夠詳細地寫出他的願景。當Facebook的工程師和設計師們走進辦公室，他們有時會在自己的工作台上發現一些記事本的複印件。這些複印件上可能包含用於前端設計，或者用於排名算法的信號列表。他仍在尋找一種溝通方式，這些經過複印分發的記事本內容常常會開啟收件人和他們的老闆之間的對話。這種形式也為扎克伯格的思想注入了一種必然性，複印的頁面不能被刪除、更改或以無限重複的數字形式轉發。Facebook的每一間辦公室裡都有大量的白板，如果你學不會擦掉內容，你就無法生存，但扎克的紙質記事本卻承載著教皇般的神聖法令。

這些記事本現在大多已經消失，被扎克伯格本人銷毀了，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隱私。這與他向我表達的情感是一致的，他對在法律訴訟後曝光許多早期的即時消息和電子郵件感到痛苦。他問道：“你會希望你對人們說的每一個笑話都被打印出來，然後斷章取義嗎？”他還補充說，現如今他之所以推動Facebook產品的加密和閱後即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少年時期筆記內容的曝光。但我發現，那些早期的隨筆並沒有完全消失。一些可能是他自己複製和分享的片段，向我們展示了他當時的想法。我拿到了一份17頁的記事本內容，這可能是他關於Facebook發展的最重要的記錄了。扎克伯格把它命名為“變革之書（Book of Change）”。

日期是2006年5月28日，第一頁上有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並承諾如果失而復得將支付1000美元的賞金。他甚至潦草地寫下了一句印度聖雄甘地的名言警句，對自己說：“欲變世界，先變其身。”

文字內容揭示了記事本作者的專注和自律，他幾乎每頁都註明了日期。有些內容似乎是在一次靈感爆發中產生的，連續三到四頁繪製了詳細的路線圖和簡潔的產品屏幕草圖，沒有任何被劃去的內容。

2006年，扎克伯格和Facebook員工

《變革之書》概述了將Facebook從大學社交網絡轉變為互聯網巨頭的兩個主要項目。5月29日，他開始了一個名為“開放註冊”的頁面。在那之前，Facebook僅限於學生，這是一個封閉的社區，只有同學才能瀏覽你的個人資料。扎克伯格的計劃是向所有人開放Facebook，他詳細描繪了一個人如何創建一個賬戶。人們會被問及是在上大學、高中，還是“在世界上（in the world）”。他對隱私問題反复思考。你能看到你所在地區的“二度（second-degree）”朋友的資料嗎？其他的地區呢？他寫道：“也許這應該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而不僅僅是基於你的地理位置。這確實會讓網站真正地開放，但目前可能還不是一個好主意。”

他希望Facebook最終能全面開放，但在這本記事本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應對開放可能會帶來的問題。Facebook與其他社交網絡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封閉設置提供的假定隱私，開放註冊會向大眾敞開大門。但到那時，人們會不會把Facebook繼續視為一個安全的地方？在設計開放註冊時，他向自己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是什麼讓它看起來安全，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安全？”他似乎和關心隱私本身一樣關心人們對於隱私的看法。

擴展Facebook邊界和保持隱私傳統之間的緊張關係佔據了扎克伯格的頭腦，並以其他方式填滿了他的記事本。他用了三頁紙來描繪他所謂的“黑暗檔案（Dark Profiles）”，這將是一個面向那些沒有註冊Facebook的人的Facebook頁面。這個想法允許Facebook註冊用戶為未註冊用戶創建Facebook頁面，註冊用戶只需要一個名字和一個電子郵件，一旦檔案創建起來，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添加信息。

正如《變革之書》中所述，“黑暗檔案”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激勵人們註冊賬戶，或許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提醒人們在Facebook上出現了哪些關於他們的信息。扎克伯格意識到，允許那些不想上Facebook的人創建個人資料可能會引發隱私問題。他花了一些時間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這種情況變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若有所思地說，也許黑暗檔案不會出現在搜索引擎之中。

目前尚不清楚這一想法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了現實。前Facebook員工凱瑟琳·洛斯（Katherine Losse）在2012年的回憶錄中寫道，2006年她參與了一個項目，“為那些還不是Facebook用戶、但照片已被標記在網站上的人創建隱藏的個人資料”。她最近告訴我，“這有點像Facebook的點對點營銷，針對的是那些在Facebook上有朋友但還沒有註冊的人。”Facebook的另一名早期員工也證實了這一點，他還表示，Facebook對扎克伯格的這一想法進行了頭腦風暴，允許人們像維基百科那樣創建和編輯朋友的黑暗檔案，但這一想法並沒有得到執行。

早在2006年，扎克伯格在《變革之書》中列舉了實施黑暗檔案的潛在好處，他提到了用戶招募、Facebook目錄中的數據添加，他認為“這很有趣，且有點瘋狂”。12年後，扎克伯格在國會接受質詢，被問及Facebook是否對未註冊該服務的用戶進行監視。他迴避了這個問題，但Facebook後來澄清了。該公司說，出於安全考慮，它會對非用戶保留某些數據，並向外部開發者顯示有多少人在使用他們的應用程序或網站，但“我們不會為非Facebook用戶創建個人資料。 ”

扎克伯格在《變革之書》中關注的另一件事是他稱之為“推送（Feed）”的產品，商標問題意味著它最終將成為新聞“推送（News Feed）”。“推送”是對整個Facebook實驗的一個戲劇性的反思。在2006年，要瀏覽Facebook的個人資料，你必須從一個頁面跳轉到另一個頁面，查看你的朋友是否更新了信息。News Feed會將這些更新以流的形式呈現給你，並成為了Facebook的新首頁。

在他的記事本中，扎克伯格認真地思考了News Feed中會出現什麼。這一產品的首要任務是讓人們更容易地判斷其通過Facebook聯繫的朋友哪些是重要的，“有趣”成為了判斷推送內容的重要標準。他在記事本中寫道：“故事需要背景，一個故事不僅僅是一條有趣的信息，它應該是一條有趣的信息加上其他有趣的東西，以及為什麼有趣。”

扎克伯格設想了一個讓故事更吸引人的三層結構，設想人們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好奇心和自戀的混合體。他的第一層是“關於你的故事”，第二層是“以你的社交圈為中心的故事”。在記事本里，他列舉了一些例子，這些例子可能包括：你朋友關係的變化、生活事件、友情趨勢（人們在你的社交圈裡進進出出），以及“那些你可能已經忘記卻又重新露面的人”。

層次結構中最不重要的一層是他所說的“關於你關心的事情和其他趣事的故事”，這一類別可能包括：“也許有趣的事件”、“外部內容”、“付費內容”。在這裡，扎克伯格勾畫出了他將News Feed作為一種個性化報紙的願景。當然Facebook有朝一日可能會顛覆新聞行業本身的想法，並不包含在他此時的考慮範圍之內。

扎克伯格才剛剛開始用這個記事本。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狂熱地概述了關於隱私的想法，以及Facebook將如何從大學和高中擴展到所有人，無論老少。他在個人資料頁面上描述了一個“迷你推送（mini-feed）”的設計，它將跟踪用戶的活動，從本質上講，這就是跟踪者的天堂。他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製作一個人的生活日誌，但不是以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他認為，人們應該可以對自己的迷你推送條目進行添加或刪除，“但他們無法關閉這一服務”。

有一次，他的鋼筆好像墨水用完了，於是他換了書寫工具。他寫道：“親愛的，這支鉛筆更好用。”兩頁之後，他勾勒出了他所謂的信息引擎，以及Facebook的宏偉願景。

Facebook讓人感覺自己是在使用一個未來政府風格的界面來訪問一個數據庫，每個人的信息都與之相連。用戶需要能夠以任何深度查看信息，用戶體驗需要感受到“充實”。也就是說，當你點擊數據庫中的一個人時，總會有關於他們的信息，這些信息促使你去到他們的頁面或搜索他們。我們必須做到，讓每一次搜索都有價值，每一個鏈接都值得點擊，然後用戶體驗就會是美好的。

為未來而設計Facebook似乎是紮克伯格的純粹樂趣，但那一年他也面臨著最大的痛苦。當時的互聯網巨頭雅虎（Yahoo）曾提出以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Facebook。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許多創始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它，但扎克伯格說了不。自從Facebook在哈佛引爆以來，扎克伯格一直是果斷且雄心勃勃的。不過，對雅虎說不也使他猶豫不決。畢竟，他才二十出頭，沒有什么生活經驗，對高級金融也不太了解。他不想賣，但他怎麼能確定事情真的會有結果呢？幾乎所有的投資者和僱員都認為他拒絕這筆錢是愚蠢的。更糟糕的是，隨著Facebook在大學和高中群體中的傳播幾乎達到極限，它的增長已經放緩。對投資者和扎克伯格的管理團隊來說，這一跡象表明拋售是顯而易見的選擇。

他在2018年對我說：“我肯定有冒名頂替綜合症（指成功的成年人中，有33%的人感覺自己的成功不是理所應得的），我的周圍都是我尊敬的高管，我覺得他們懂得一些關於創建公司的事情。他們基本上說服了我，讓我接受收購。”

他確實在口頭上接受了這個提議，但後來雅虎首席執行官特里·塞梅爾（Terry Semel）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要求重新談判條款，因為公司股價已經下跌。扎克伯格藉此機會結束了會談，他相信，他在《變革之書》中提到的兩種產品會讓Facebook變得更有價值。

曾敦促他出售公司的高管要么辭職，要么被解僱。扎克伯格說：“我們的關係破裂得太嚴重了。”

在扎克伯格拒絕了雅虎之後，他轉而推出了他在《變革之書》中概述的關鍵產品。經過近八個月的緊張准備，News Feed於2006年9月推出。它的推出是一場災難，而導火索則是隱私。

News Feed像一堆小報砸在人行道上一樣衝擊著你的社交群，你的每一個“朋友”現在都知道你是在派對上出醜了還是被女朋友甩了。這都是因為Facebook把信息砸到了他們的臉上！超過10萬人加入了Facebook上要求撤回該產品的眾多組織之一，Facebook總部外也發生了示威遊行。

在Facebook內部，有人打電話要求撤掉產品，但當員工分析數據時，他們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情。儘管成千上萬的用戶表達了他們對News Feed的不滿，但他們的行為卻恰恰相反，人們花更多的時間在Facebook上。甚至對News Feed的憤怒也是通過News Feed擴散的，因為當你的朋友加入反對時，Facebook會將這一消息推送給你，反對組織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

扎克伯格沒有驚慌。相反，在9月5日晚上10點45分，他直面了人們的抱怨，並在一篇標題謙遜的博客文章中寫道：“冷靜下來，深呼吸，我們聽到了你的聲音。”在接下來的幾天裡，News Feed團隊通宵達旦地工作，以強化產品一開始就應該具備的保護功能，包括一個隱私“混合器”，可以讓用戶自己控制誰會看到關於他們的推送。憤怒被平息了，在極短的時間內，人們就習慣了新的Facebook。事實證明，News Feed對Facebook的持續增長至關重要。

扎克伯格似乎從他的第一次公共危機中吸取了教訓，但也許這教訓並不是正確的。他推出了一款具有嚴重隱私問題的產品，這些問題被用戶發現了。確實，危機隨之爆發，但迅速的行動和道歉緩和了局勢，人們最終愛上了這個產品。

“這是他和他公司的一個縮影，”馬特·科勒（Matt Cohler）如是說道。他於2008年離開Facebook，但仍與扎克伯格關係密切。“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中途出現了一些失誤，我們承認了這些失誤，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繼續前進。這基本上就是Facebook的運作方式。”

扎克伯格成為了Facebook的最終決策者。後來在Facebook擔任高管的哈佛同學薩姆·萊辛（Sam Lessin）說，他曾多次在一個房間裡，看到扎克伯格做出了與他人意見相左的決定。他的觀點會佔上風，而且他是對的。過了一段時間，人們開始接受，扎克的決定一定是明智的。

扎克伯格想要增長。正如他在記事本中所概述的那樣，當人們開始分享他們的信息時，Facebook就發展起來了。他相信，就像新聞推送一樣，人們會逐漸看到這種分享的價值。Facebook確實提供了隱私控制，但與所有軟件一樣，默認設置的規則是：提供隱私控制與提供隱私是不一樣的。“是什麼讓它看起來很安全，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安全？”

2008年，扎克伯格在開發者大會

在很多關鍵的決策上，Facebook內部都有很多激烈的討論，扎克伯格的一些高級副手提出了反對意見。2007年，Facebook推出了一項名為Beacon的功能。當人們在網上購買東西時，該功能會悄悄跟踪他們，然後默認傳播他們的私人購買信息。他的團隊懇求他把這一功能變成選擇添加，但一位高管告訴我“馬克基本上否決了所有人的意見。”Beacon不出所料是一場災難。之後，他聘請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擔任首席運營官。扎克伯格將成為工程之王，掌管Facebook所建立的一切，而桑德伯格將負責那些扎克伯格不感興趣的一切，包括銷售、政策、法律、內容審核，以及大部分的安全問題。桑德伯格說：“這很簡單，他負責產品，剩下的交給我。”

但扎克伯格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2009年，Facebook將新用戶的默認設置從“好友”改為“所有人”，並建議現有的3.5億用戶也這樣做。2010年，它推出了即時個性化（Instant Personalization）功能，這是一項侵犯隱私的功能，可以向外部應用程序開發者提供更多的用戶私人信息。一次又一次，扎克伯格不顧內心的反對，偏向了成長和競爭優勢，而非謹慎和隱私安全。結果是一系列草率的道歉，更不用說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指控和50億美元的罰款了。

一位參與了扎克伯格多項決策的人士表示：“每個領導人都有權利發布命令，但是當領導者們不斷說服自己，如果每個人都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這就是他們正確的徵兆時，他們就失敗了。”

2016年夏末，我和扎克伯格一起去了尼日利亞。他出現在拉各斯（Lagos）的一個科技創業中心，跟那裡的人打招呼。“嗨，我是馬克！”他唧唧喳喳地說。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位當地的女性商人，尼日利亞的娛樂明星，甚至是總統穆罕默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他對扎克伯格在該市公共大道上跑步的印象特別深刻。扎克伯格立刻成了民族英雄。

回想起來，那是Facebook的鼎盛時期。兩個月後，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在接下來的幾年裡，Facebook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它曾是俄羅斯虛假信息運動的載體；它違背了對用戶的隱私承諾，用戶的信息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獲取；它曾在緬甸傳播虛假信息，導致一場暴亂，造成兩人死亡；它幫助摧毀了支持獨立新聞的商業模式。

扎克伯格對批評的最初反應通常是防禦性的。但當錯誤信息無法被否認時，國會打來電話，他又回到了“低頭道歉，繼續前進”的模式之中。

至少在公共場合。在公司內部，他採取了不同的策略。2018年7月，Facebook的“M團隊”（由大約40名高層領導組成）舉行了一次定期會議。一切照常開始，在團隊會議上，高管們會做一個簡短的匯報，分享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想法。類似於“我的孩子病了，我的婚姻結束了”等等，扎克伯格總是最後一個發言，輪到他的時​​候，他發表了一個驚人的講話。

他最近讀了一篇風險投資家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的博客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定義了兩種類型的CEO：戰時CEO與和平時期CEO。戰時CEO面臨生存威脅，必須毫不留情地應對這些威脅，這給扎克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大選以來，他的公司一直受到批評人士、監管機構和媒體的攻擊。他對與會者說，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他當作戰時CEO。

他特別強調了一個轉變。霍洛維茨這樣說：“和平時期的CEO致力於將衝突最小化，而戰時的CEO既不沉溺於建立共識，也不容忍分歧。”扎克伯格告訴他的管理團隊，作為戰時的CEO，他將不得不告訴人們該做什麼。

的確，扎克伯格總是做最後的決定。但現在，他似乎在說，他會更迅速地採取行動，即使這意味著放棄在他做出決定之前通過各種形式進行的談話。房間裡有些人認為扎克伯格是在說他們應該閉嘴，聽從他的指示。但扎克伯格反對這種說法。他告訴我聲明的內容：“我基本上是對人們說，這就是我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模式。我們必須迅速做出決定，而不是像你通常期望的那樣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我相信，要取得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進展，就必須這樣做。”

我問他，對他來說，戰時CEO這個角色是更有壓力還是更有趣？

扎克伯格又陷入了沉默，重現“索倫的凝視”。

他最後說：“你認識我很久了，我做優化絕對不是為了好玩。”

在2019年7月4日假期之前不久，我在扎克伯格的家裡見到了他。這個坐在我對面沙發里的男人，和13年前我認識的那位21歲少年完全不同。他曾與總統和獨裁者攜手並行，又被立法者和監管機構拆散，他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建立了一個家庭，並通過他妻子領導的企業為疑難雜症的治愈提供資助。他的公司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將幾乎三分之一的人類捆綁在一個網絡中。現在，他正試圖減輕損失。

不過，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他迫切需要保持2006年的樂觀和創造力。那個時候，做事情對他來說輕而易舉，僅僅通過在在開發人員和設計師的電腦旁留下記事本的複印頁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他決心，不讓Facebook修復自身的嘗試妨礙它實現更大願景的雄心。

這一年裡我們談了好幾次。當我問他Facebook的錯誤時，他坦率地談到了他個人的缺點。也許他不該對那些會給Facebook帶來這麼多麻煩的政策問題避而不談；也許是出於對推特的競爭激情，他讓新聞太容易受到病毒式垃圾信息的影響；也許他沒有對桑德伯格的領域給予足夠的關注，在他看來，他們的職責分工最初是合理的……但現在，他決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內容優化及政策等方面。

但他認為，更大的罪過是膽怯。

他告訴我：“我只是覺得自己會冒更多的險，這意味著我會犯更多的錯誤。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確實在戰略和執行上犯了很多錯誤。如果你從來沒有犯過錯，那麼你就可能沒有發揮出你的潛力，對吧？你就是這樣不斷長大的。”

當我們在7月份談話的時候，他承認其中的一些錯誤已經造成了可怕的後果，但堅持認為​​必須要放眼未來。他說：“有些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人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些國家試圖干預選舉，如果緬甸軍方試圖散播仇恨，這怎麼可能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呢？但正如工業革命或其他社會重大變革，這些變革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長期來看，積極的一面仍然可以大大超過消極的一面。你必須要盡可能地處理好消極因素。”

他補充道：“在整個事件中，我並沒有失去信心。我相信我們是互聯網的一部分，是更廣闊的歷史中的一部分。但我們確實有責任確保，我們要解決好這些負面用途，即使他們直到最近才得到足夠的重視。”

他仍然認為Facebook做得很好，“我不可能不去做那些我認為有助於推動世界前進的事情”。有人認為，他對這個世界造成的破壞不亞於商界的其他任何人。Facebook可能不得不改變，但扎克伯格認為它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當我要離開的時候，扎克伯格把我送到門口。早些時候，我告訴他，我保存了他在2006年寫的《變革之書》裡的幾頁，他站在屋外的台階上說，現在能看到的話會很酷。我的手機上有掃描件，我打開文件遞給他。

扎克伯格盯著封面，上面寫著他的姓名和地址，並承諾任何找到它的人都將得到1000美元的獎勵。他的臉頓時亮了起來，“是的，那是我的筆跡！”

當他翻看內容時，臉上綻放出狂想般的微笑。他與年輕時的自己擁抱在一起，那是一個剛做創始人的大男孩，他不熟​​悉監管機構、批評人士和擁護者，他很高興地將自己的願景與一個團隊聯繫在一起，這個團隊將把這些願景變成軟件，然後以最好的方式改變世界。這彷彿是一件似乎已經無法挽回的珍寶。

他似乎不太願意把手機還給我，也不想打破這種恍惚狀態。但他最終還是這麼做了，然後回到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