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河北承德豐寧縣農村的王長富（化名）萬萬沒想到，兩張銀行卡內的7萬元就這麼不翼而飛。2月29日14時，王長富打響了110電話，報警講述了卡內餘額消失的事情，警察表示疫情期間立案比較麻煩，最好等幾天再去公​​安局報案。

就在這幾天等待中，王長富盤問了12歲的兒子王旭（化名）才得知，原來兒子用這錢打賞給酷我音樂平台的主播。向平台追討無果之後，王長富求助於21消費者權益保護線索徵集平台。

上網課期間打賞7萬元

3月10日晚間，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撥通了王長富的電話。王長富表示，兒子王旭的學校從2月17日開始上網課，於是就把妻子的手機給王旭用來視頻上課。結果，2月18日到2月28日期間，王旭在上課間不斷打賞一個酷我音樂平台上的直播間主播，總共消費了7萬元，其中給一個男主播打款4-5萬元。

“這些錢幾乎是我們全家所有的積蓄。放在平時，我們都是嚴格控制小孩用手機的時間，而且我和他媽媽都會在旁邊看著，但是這是他上課需要，我們也擔心在旁邊影響他學習，因此沒辦法對他使用手機做全方位的監督，這才讓他有了可乘之機。”王長富表示。

王旭也坦白了自己打賞主播的事實。他用媽媽的微信賬號註冊登錄了酷我平台之後，觀看了“酷我聚星”這個直播欄目，並多次打賞了共計18人。至於為什麼要給男主播打賞，王旭對記者說：“他在與別人PK，誰輸了就要做俯臥撑，判斷輸贏是看粉絲打賞的東西。”

不過王旭是怎麼獲知父母的銀行卡號及密碼的？王旭通過支付寶直接打款，在進入輸入密碼環節的時候，想到母親微信密碼是自己的生日，於是嘗試了自己的生日，沒想到輕輕鬆松突破。

2月29日，王長富需要用錢的時候發現卡里只剩下五十幾元。在兒子坦白之後，王長富在支付寶上查詢了近期賬單。這份賬單後來轉交到記者手中，記者發現83次購買“酷我幣”的記錄，少則三五元，多則10000元，且大額支付主要集中在2月25日和26日兩天。支付時間則集中在上午10點到下午6點之間，最晚到晚上8點。

但是當王長富打開酷我音樂搜索消費記錄時，發現已經被王旭清除記錄，原因是怕被父母發現。

取證何其難

王長富認為，王旭是未成年人，短時間內進行巨額打賞已經遠遠超出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水平，因此想要酷我音樂返還這部分打賞資金。但王長富與酷我音樂平台取得聯繫後，對方表示需要提供一系列證據，包括提供監控視頻，證明每一次都是未成年人本人在消費。而且即便能提供監控，也只能返還20%的費用。

“普通人家裡很少會有監控視頻，我們也沒有，我們只能提供學校、村里、銀行的證明，但是他們都不認可。我跟平台那邊說，我跟孩子母親都是半文盲，平時只會使用簡單的手機功能，沒能力也沒動力給主播打賞，但是對方並不認可。”王長富對記者說。

王長富撥打了12315熱線，酷我公司與其取得了聯繫，表示除了視頻，還需提供其他證據，比如註冊賬號的個人信息，包括手機、身份證、消費銀行賬號等，必須要與賬戶使用人信息完全一致，並且未滿18周歲。但王旭使用的是父母的支付寶賬號和銀行卡，而且自己也沒有相應的賬戶，因此並不能提供酷我公司要求的證據。

王長富對記者出示了自己能提供的證據。包括王旭小學提供的課程信息證明，以及村委會開出的貧困家庭證明。後者寫明了王長富及其妻子“小學學歷，識字不多，為人老實忠厚，無不良嗜好”，並且“不能熟練使用手機”；而其子王旭“少不更事，無完全獨立思維和判斷能力” 。

在王長富投訴之後，記者聯繫了酷我平台方面。平台相關人士表示，王長富一方必須要提供是小孩本人打賞，而非父母進行打賞的證據。另外，3月之後還有幾筆酷我音樂平台的小額消費。平台相關人士認為，如果此前已經投訴平台，之後還繼續發生消費難以解釋。

記者詢問王長富，他也不知近期對該平台為何仍有消費，但的確銀行卡餘額從50餘元又變成了幾元，少了四十幾元。在詢問了兒子之後發現，兒子在3月後仍在音樂平台買了歌曲。王長富對記者嘆氣：“小孩子從根本上還沒意識到錯誤。”

未成年人打賞能否追回？

近年來，未成年人在直播平台大額消費造成消費糾紛的案例比比皆是。3月5日，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浙江一位13歲男孩使用母親手機上網課期間，玩和平精英看虎牙直播8天充值萬元。該報導稱，浙江嘉興的許女士13歲的兒子在虎牙直播充值6827元，同時，在“和平精英”等4款遊戲和直播軟件上共花費12000元。2月26日，澎湃新聞也曾報導，武漢一名12歲的孩子隱瞞家人向直播平台充值達5萬餘元。

那麼未成年人給直播平台大額打賞究竟能否追回？

尚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趙志東律師對記者表示，根據已有判例，這些官司中要求原告（也就是未成年人父母）舉證證明是未成年人打的賞，大部分判決認為原告證據並不足以證明，就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但也有支持部分返還的判決，前提是原告提交的證據裡有接處警工作登記表、監控資料，認可是由未成年人消費，但考慮監護人是有一定過錯，判決支持部分返還。

在本案中，從法律上來說，12歲的未成年人應從事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打賞7萬元是不相適應的，打賞行為的效力待定，父母有權不予追認。但父母要證明是孩子打的賞，現在沒有直接證明是孩子打賞的證據，其他的一些證據可以提出來支持主張，其中有利的主張理由包括：孩子充值打賞的時間都是孩子開始上網課後發生的，且集中在上午、下午的時間段，這與孩子上課使用手機的時間是存在一定重合；父母無法在這個時間段做到全方面的監護，也不可能在孩子學習時一直看管；打賞行為與家庭條件收入情況不匹配，家住農村，父親無固定收入，母親無業。另外還要看平台賬號的註冊情況、打賞記錄、打賞給哪些主播、發送的彈幕、與主播的聊天記錄，以及報案的相應證明。

“如果到了訴訟中，現在的案例判決存在差異，就要看具體法官認不認可這些證據達到相應的證明標準。如果法官認可是孩子打賞，也會考慮父母的監護責任，判決扣除一定比例再返還，這個比例也是由法官具體來認定。”趙志東律師表示。

酷我方面對記者表示：“我們的客服也一直積極的和用戶保持溝通，希望用戶能夠盡快提供相應的證據和材料，平台也會依據合理合法的流程對此事進行處理。”

對於平台是否對未成年人使用進行提醒或者限制，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多次查詢未發現有青少年使用提示，後再仔細查找發現，酷我音樂App有“青少年模式”這個選項，家長設置四位數密碼後，會在一段時間內限制直播充值和消費。但這個功能必須主動由打開App的用戶進行操作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