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一種微小的病原體正在顛覆矽谷，威脅到全球經濟最強大的地區。在當地，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不僅僅是公共健康危機，還阻斷了各種經濟活動，波及大量人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疫情究竟有多嚴重？在矽谷，各類體育比賽、表演、會議都接連取消了，人們不再能夠跟平常那樣到市中心玩耍了。

至少在接下來的三周里，球迷們都將無法前往SAP中心觀看聖荷塞鯊魚隊的冰球比賽。(他們也將無法前往聖何塞地震隊主場看他們的足球比賽。)週三晚間，聖克拉拉郡頒布了一項禁令，禁止舉行1000或以上的人的聚集活動，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傳播。截至週三下午，舊金山灣區的感染病例超過100人。

鯊魚隊和有27年曆史的SAP中心，成了眼下的公共衛生危機動搖矽谷商業基礎的一個縮影。除了冰球比賽以外，SAP中心還舉辦雜技表演、公共演說、音樂會等活動。

疫情危機籠罩之下，舊金山灣區已經有許多的大型企業和學校關閉，人們的日常聚集活動也趨於停滯。當地的服務行業人員和小時工恐怕會成為最受打擊的群體。

“SAP中心的建立是為了驅動市中心的經濟發展，至今仍是如此，”聖何塞的經濟發展主任金姆·瓦萊什(Kim Walesh)說道，“它彰顯了企業商戶之間的相互依存，也顯示出了各類活動、會議、面對面的服務和體驗對我們本土經濟的驅動作用。”

就像矽谷本身——高薪的技術工程師賺大錢，但一半的勞動力是低薪的服務行業員工——鯊魚隊只僱傭250名全職員工。其中10%的人是該冰球隊的明星，他們所佔的工資總額達到8150萬美元。

但據大鯊魚隊稱，在比賽日，約有800人在這座體育館里工作，佔員工總數（1100人）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大部分是小時工，從事檢票、切火雞做三明治、給冰塊抹平、賽后清潔等工作。對於規模較小的活動，比如同樣叫停的太陽馬戲團表演，工作人員要少一些，但仍有500人。

經濟損失無可避免

與此同時，加州的體育行業研究公司SportsEconomics LLC發布的聖何塞市2015年經濟影響報告顯示，每次比賽日，不少球迷那些早早到市中心吃飯或者賽后喝酒聚會完才離開，他們在市中心商店的消費達到150萬美元左右。而且，這種直接消費支出還能帶動另外150萬美元的經濟貢獻。

聖何塞州立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賈斯汀·里茨（Justin Rietz）說，“餐館的服務員和廚師的薪水比谷歌的軟件工程師要低。現在，很多不在谷歌辦公室工作的人實際上仍然在家工作，他們還是能夠拿到薪水，而在餐館工作的服務員則不然。”

小商戶也感受到了當地社區各類活動叫停的影響。在一個有關疫情致使各類活動取消，人們不能前往市中心的報導中，聖何塞墨西哥餐館Chacho’s的老闆向NBC灣區記者表示，“我們很受打擊，我難過得一直哭個不停。”

市政府資助的會展及遊客推廣組織Team San Jose表示，受疫情影響，在它組織管理的設施中，目前已經有7場會議和12場劇院演出被取消，因此員工工時損失估計達到6.8萬小時。該組織管理的設施包括聖何塞麥克內裡會議中心。

這一切引發的財務影響包括：收入損失1200萬美元，與會者直接消費損失1300萬美元，間接消費損失600多萬美元。

微軟、谷歌等財力雄厚的矽谷科技巨頭已經表態，在大量員工轉向遠程辦公期間，它們將繼續向為其園區的食堂工人、員工通勤班車司機等小時工支付正常工資。然而，矽谷大部分的雇主都無法與這些公司同日而語，無法承擔像這樣的支出，包括鯊魚隊。

鯊魚隊發言人說，球隊無法受訪回應它將如何處理眾多與場館關閉相關的重要事項，也不確定當前要優先處理哪些事情，因為高管們還在埋頭思考應對之策。

限制措施該如何拿捏？

由於擔心疫情會引發更多傷亡，政府正在敦促實施或者已經在實施一些極端預防措施。到目前為止，美國感染病例超過1300人，死亡病例至少達到38人——其中包括上週在聖克拉拉郡去世的一名婦女。

聖何塞州立大學教授里茨說道，政府所做的決定歸根結底是一種成本效益分析，但不管作出怎樣的決定，人們都有生存危險。

“很顯然，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很重要，所以我們要採取正確的預防措施。但關閉所有的這些經營設施也有成本，這些成本也可能波及人們的日常生活。”

政府官員瓦萊什稱，目前“優先關注”的是公共衛生，要保護那些身體上和經濟上最脆弱的人群，減緩疫情在社區中的傳播。

通過非營利組織Destination: Home和矽谷社區基金會，聖何塞市政府設立了一個100萬美元的基金。瓦萊什希望該基金能迅速“顯著”壯大，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包括租金在內的基本需求方面的幫助。

她說道，“我們需要盡可能地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人才和資源來幫助我們自己。但我們也將非常依賴於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資源和扶持。要知道，這是我們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

聖克拉拉政府公共衛生官員薩拉·科迪(Sara Cody)博士說，她下令禁止大規模的公共集會，原因是要減緩疫情的傳播，這樣才能保證醫療系統有效運轉，任何時候都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治療感染的病人。

里茨說，“沒有任何的經濟模型可以告訴你如何拿捏好限制社會聚集活動的分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很多業務——仍然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儘管我們的科技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樂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