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幾十年裡，我們這一物種將面臨大量的生存風險，可能來自核戰爭、氣候變化、生物工程疾病大流行，也可能來自人工超級智能、分子納米技術，或者某種我們尚未想像到的威脅。絕望、玩世不恭和厭世等情緒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思考切實可行的方法來確保人類的永續生存。

如果能從生物性的生存模式過渡到數字化的生存模式，則人類長期存續的機會將會大大提高

宇宙已經存在了將近140億年，而且可能還會繼續存在同樣長的時間。作為一個物種，智人（Homo sapiens）存在了大約30萬年，從宇宙尺度來說，這簡直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有任何延續人類存在時間的機會，我們都不應該浪費。

當然，這裡所說的“我們”指的是人類未來的分支，因為智人這個物種很可能在未來的億萬年裡發生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能成功避免滅絕的話。此外，如果人類能夠避開滅世的大災難，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當，那麼就可以公平地說，人類的無限延續是不可剝奪的，我們進入了一種良性的生存模式。我們想要做到這一點，也應該認真考慮這件事情，否則人類終將在宇宙中被遺忘。

第一步，我們需要避免已經捲入的氣候危機。如果將所有的能源和資源都用於減輕環境日益惡化所造成的威脅，那麼未來在技術、社會和經濟上取得進步將非常困難。我們還必須設法維持全球人口的可持續增長，減輕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壓力，並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上可持續地生活。

同樣緊迫的是，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嚴峻的現實：人類文明很快將不得不面對一系列不斷增加的存在和災難風險。在這些風險中，每增加一個末日場景，人類自我毀滅的機率就會增加幾個數量級。如果人類文明——以及我們這一物種本身——要永遠延續下去，我們就必須想出明智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散佈的人類

想要使我們的文明延續到22世紀及更遠的未來，那麼建立強大的安全保障、負責任的政府機構，以及可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政策等，都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可悲的事實：當前的技術狀態正迫使我們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因此，人類需要成為一個星際物種。

然而，一旦人類具備了在地球以外生存的能力，那最可能發生的事情便是分裂成不同的群體，朝著不同的方向前進——即使這意味著彼此永遠失去聯繫。這個概念或許可以稱為“散佈式人類”（Distributed Humanity）。

為人類尋找地球以外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我們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之一，但我們的思維需要比這更宏大。如果我們希望人類文明能存續至宇宙最後的時光，那我們就需要發展一種星際思維——甚至可能是星系際思維。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人類甚至還沒有創造起一個可持續的，能自我維持的生物圈。仔細想想，即使這還不足以令人擔憂，也是足夠令人沮喪的。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蘇聯在西伯利亞進行了“BIOS-3”試驗，但該系統過於依賴外部資源，並不能認為是一個真正的生物圈。至於20世紀90年代耗資2億美元的“生物圈2號”（Biosphere2）項目，則根本不起作用。這個系統顯示了二氧化碳水平波動、氧氣不足、水呈酸性等結果，甚至當時在封閉環境中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參與者都表現出了社交障礙。

這些失敗意味著地球擁有著我們目前所知的唯一能正常運轉的生物圈。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因為如果我們要在地球以外生活，無論是在月球上還是在火星上，抑或是前往最近的宜居外星球的代際飛船上，我們都需要建立人造生態圈。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啟動生物圈計劃，不僅因為這將使在地球之外生活成為可能，也因為如果地球環境最終崩潰，我們也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圈。此外，生物圈計劃還可以為未來的地球工程提供參考，也可能為在其他星球（比如火星）展開工程提供有用信息。

我們也應該採用星際方法來進行太空探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類移民者都無法到達另一個恆星系統，但派遣探測器探索遙遠系外行星的那一天或許很快就會到來。已故的斯蒂芬·霍金和億萬富翁尤里·米爾納提出了一個想法：建造一艘星際“星艦”，其速度可以達到光速的20%以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可以在短短幾年內擁有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技術。這樣的探測器將用於星際偵察任務，向人類揭示潛在的宜居星球。利用這些信息，我們可以建造並發射宇宙飛船，將滿懷希望的人類移民者送到那裡。

假設我們能找到在地球之外生存的方法，那這種“散佈式人類”的狀態將幫助我們避免集體的大規模破壞，無論是自然原因，還是咎由自取。例如，當人類散佈於銀河係時，就可以避免所有人類滅亡於一場自己造成的大災難，或阻止危險的病原體廣泛擴散。同樣，即使一個人類群體被某些自然災害（如鄰近的一顆恆星變成超新星）摧毀，或者自相殘殺並同歸於盡，其他群體也將繼續生存。

“散佈式人類”的缺點之一是潛在的趨同風險。分散的人類群體，儘管沒有任何联系，也仍然可以平行發展，並有可能以相似的方式走向滅亡——同時無法向其他群體發出威脅迫在眉睫的警告。這些趨同風險可能包括創造出危險的人工超級智能形式、進行某種致命的物理實驗、倒退至不可恢復的生存模式等，或者其他我們尚無法想像的事件。

後生物存在

避免滅絕固然是件好事，但作為個體，我們也需要變得更加長壽和堅韌。如果要在太空生活，人類就必須在生物學上重新改造自己的身體。不過，如果能從生物性的生存模式過渡到數字化的生存模式，則人類長期存續的機會將會大大提高（儘管不應排除生物機體衰老的可能性）。這聽起來很極端——也確實如此——但作為某種控制論（cybernetic）或數字化的存在，生活會變得很不一樣。

首先，我們的壽命將是無限的。上傳的數字化生命可以生活在超級計算機內部穩固的虛擬現實環境中，計算機所處的位置實際上並不重要（儘管有人認為應該將其放置在冷的地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計算效率）。整個人類文明都可以生活在一台超級計算機上，這使得數以萬億計的個體存在成為可能，每一個體都可以用一個大腦來模擬。反過來，這些超級計算機可以被複製，並散佈在銀河系內外，可以將此稱為“散佈式後人類”（Distributed Posthumanity）。

許多未來學家都對運行這些大腦仿真係統和“後人類”文明所需的超級計算機做出了推測。已故物理學家羅伯特•布拉德伯里（Robert Bradbury）基於戴森球預測了其所謂“俄羅斯套娃腦”（Matrioshka Brains）的存在。這些假想的巨型結構將從附近的恆星中汲取能量，從而產生巨大的計算潛力。一個類似的概念是“木星腦”（Jupiter Brains），運作的範圍是相對更小的行星尺度。然而，考慮到有限的恆星數量，數字化文明最終將不得不重新尋找替代能源。

人類數字化存在的另一個關鍵好處是可以備份到雲上。模擬大腦的死亡，比如由於自然災害或某種無法預見的內部問題，將是一場悲劇，但從備份中恢復的一個或多個複制人可以繼續活下去。

數字化存在也將允許人類脫離身體，以光速在太空中旅行。一個數字化的星際旅行者可以看作是由1和0組成的反編譯流，通過另一個星球或太空中某個遙遠位置的中繼站，不斷前往更遙遠的宇宙。

當然，這一切都是高度推測性的。我們還不完全確定人類的思維是否能以上述方式進行轉換，也不清楚數字化生命是否真的比真實生物更安全或更理智。

在這種後人類、後生物時代的數字化模式中，我們應該可以勉力維持著一種存在，直到宇宙的盡頭。即使到了那時候，我們或許仍有可能找到辦法，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文化的不朽

如果這一切都失敗了，我們可能還會找到其他的永生方式，儘管更多只是像徵意義。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號探測器曾配備了“黃金唱片”，這是一個12英寸的鍍金銅盤，上面編碼著來自地球的聲音和圖像。我們也可以將一個文化時間膠囊發送到太空深處，但其中的內容要詳細得多。旅行者號探測器是在數字時代之前發射的，新興的存儲技術將存儲更多的信息。

在2016年，科學家開發了一種新的存儲系統，可以在原子尺度上對數據進行編碼。在測試中，該設備能將500兆兆位的數據壓縮到一個1平方英寸的空間中，這足以將人類寫的每本書存儲到一個郵票大小的驅動器中。

在未來，類似的技術可以讓我們將整個人類文化打包到一個存儲介質上，並將其通過星際探測器上發送到太空深處。如果外星文明足夠幸運能夠攔截這個探測器，那他們將有機會對整個人類文明的信息進行解析——假設我們可以創造出某種類似“羅塞塔石碑”的系統來協助翻譯。或者，我們可以通過無線電波或激光脈衝將這些數據傳輸到太空，但這些數據的保真度會大大降低（將其作為重複的數字信標發送出去或許會有所幫助）。除了分享人類的文化、科學和技術知識，我們還可以傳授重要的歷史教訓、智慧和建議。

最後，我們可以將人類的文化遺產留在地球上，作為某種離開後的紀念碑。與此同時，這些紀念物可以作為對來訪外星人的警示——警告他們不要重複我們這一物種在銀河系某個遺忘角落中獨自生存時所犯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