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河南鄧州一李姓初三女孩和2個姐弟共用一部智能手機，疑因無法按時跟聽“網課”，喝藥自殺。3月1日，鄧州市政府新聞辦通報，李同學已送醫治療，無生命危險。該市扶貧部門表示，目前已實施救助和幫扶。

李同學所在學校從2月初開始線上教學，老師直播講課，講完課用手機發作業。孩子父親透露，姊妹三人共用一個手機上網課曾有過爭執，但二女兒服藥自殺原因並不清楚。新京報記者報導，當地調查顯示，李同學家中裝有寬帶，有兩部手機，其中一部智能手機為其父於去年9月份購買，另一部可以拍照；姐弟三人輪流使用智能手機觀看直播、錄播上網課，用另一部拍照記錄作業。

李同學的任課教師說，她的網課此前一直正常進行，並未因為無法在線上課，跟不上課程進度。如果情況如此，此前網友的擔心、追問便是過慮了。但是，這不意味著這些擔心、追問就沒有意義。3月2日，河南省教育廳發通知要求“全面摸排每個學生的網上學習情況，家庭線上學習硬件條件，精準幫扶特殊困難學生群體”。在開展線上教育之前，學校和教育部門應該清楚班上學生的學習條件，必要時，根據實際情況對教學方案作調整。我們都需要思考，當老師拿起手機、電腦，做起在線教學“主播”，對於老師、學生和家長意味著什麼？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作為網課最基礎的設備，手機和網絡（流量資費）並沒引起關注。當它們在“網課”中成為教育資源，我們就不得不面對教育資源的鴻溝。而這是線上教學在課程設計過程中無法迴避的一道鴻溝。

我們或許對未來的教育都有這樣一個憧憬，足不出戶，就能接受教育，甚至最終獲得學歷。到那時，熟悉的學校模式消失，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也可能因為一張網而改變。然而，在這一場線上教育的實驗中，我們還處在起點，這一張網對整個社會的公平、福利都提出了要求。

前段時間，我們發起過一次徵集，尋找正在上“網課”的書友。在收到徵集後，採訪了其中三位講述他們作為老師的“直播”日常。有的從中獲得新的成就感，有的面臨不小的挑戰。我們在故事之後也專訪了課程設計師方柏林，談線上教學的應用技術。從最日常的線上教學細節開始，我們要做的還有更多。

“我在疫區上直播課”

江寧新一年的工作，始於2月4日，農曆十一，立春。疫情陰霾籠罩下的湖北黃岡境內小城鎮陽光明媚，透過口罩也能聞到春天。封城令下，非必要交通與行業停擺，在教育“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的要求之下，江寧和同事們通過在線平台見到了彼此的面。他們要商量，接下來該如何開展接下來的線上教學。

“忐忑”兩個字，寫在這位小學英語老師的心上。早在假期接到各級教育部門延緩開學、部署網絡教學的通知時，她就對工作有所不安：“生活在十八線的小縣城，我們的孩子有一些是父母在外務工的農村留守兒童，加上疫情的影響，一部分家長還被隔離……”

江寧所在的學校是一所私立寄宿制小學，能來這裡上課的孩子，家庭條件比農村孩子要好一點。江寧和同事們打立春那天起就開始跟家長溝通了解孩子情況，尋找因為家庭隔離不能參與線上教學的孩子：“盡量不漏掉一個，保證正月十七開始的線上課程能順利開展。”

最終，孩子都聯繫上了，但不能保證每個人都在線：有的孩子家裡沒網，有的孩子家裡停電……鄉下信號不好、停電是常有的事情，為了讓每個孩子都不錯過新課內容，老師們會把錄下來的直播課視頻和課件發到所有家長都在內的QQ群。

▲江寧在家作網上教學，受訪者供圖

保障孩子在線學習，家長的配合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長很少怠慢，只是應對突如其來的線上教學，有家長不知所措：軟件不會用，多個群消息看的眼花繚亂。老師們耐著性子一個個溝通，把軟件使用步驟一步步截屏給他們。

網課最大的優點在於時間、地點靈活，對於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學生來說，校方提供學習內容，學生自主掌握學習時間，將獲得更好的效果。江寧所在學校，用共享課程錄像的QQ群，實現了更為靈活的“非共時”學習。

而讓所有孩子“在線”，對身處另一省份縣城的馬一平來說，卻有著不小的挑戰。

“在線”的門檻

“早上我看了眼我們班的釘釘群，還有十幾個孩子沒在群裡。”電話那頭，馬一平說起孩子的事，便停不下來。他懷疑班主任沒盡到通知的義務，只是在通訊公司與學校合作的“校信通”系統和班級微信群裡發了條消息。

“我當班主任的時候就不用校信通，有的家長都換了手機號，老師們還不知道。”微信群裡雖然家長都在，但大量的信息容易淹沒重要的通知，最好還是私信家長。然而微信也不能保證孩子都能收到上課、交作業的通知。直到今天，全班67個孩子，馬一平只收到過三十多個孩子的作業。

“那些家長從來不回你嗎？”“從來不回。”

馬一平身在某省縣城公立小學，做語文老師。學校生源複雜，既有縣城的孩子，也有來自遠鄉的留守兒童。城裡疫情嚴重，過年期間實施隔離措施，有孩子家長甚至都沒回家，由爺爺奶奶帶。

“通過微信群聯繫學生，有些留守兒童因為爺奶不會玩微信，父母在外地，無法聯繫。學校要求明天開始用釘釘上課，但這些留守兒童怎麼辦？”2月9日，在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疫情下的工作”讀者徵集中，馬一平寫下了上述文字，留下了一張過去的課堂照片。教室顯得有些擁擠，在城市中心人口向外疏散的政策引導下，他們學校每個班的人數名額，從四五十人漲到了六七十人。

▲課堂，受訪者供圖

我們聯繫馬一平時，學校已經在釘釘上開課了。馬一平放棄用釘釘，改用學生人數也許會更全的微信，拉群語音授課。“60秒的語音，一屏一屏地發。”他自己的孩子上初中，要用他的釘釘賬號上課，如果不換平台的話，二人彼此頻繁的提示音也會干擾上課。

留守兒童的爺爺奶奶不會用微信，操心的家長託人買了新的智能機，教老人註冊微信。而對於不操心的家長，馬一平也無可奈何。

家裡條件差的孩子，硬件阻礙為在線授課設置了不低的門檻。當有的孩子在“釘釘”的評價頁面發著微笑表情刷差評，有的孩子則在為對他們來說並不便宜的流量、穩定性不強的信號發愁。有的家裡孩子多，同時上課家裡的手機還不夠用。

網上至今依然有人發著令人難過的聲音：去醫院用手機掛號很方便，為什麼要排隊？在線教育多方便啊，微信應該人人都有了吧？現代人熟悉了網絡和物流帶來的便捷，卻沒有意識到我們處在一個與“均質化”相去甚遠的世界。

馬一平自己眼睛不好，手機看多了眼睛疼。他也擔心孩子們的眼睛。“我家裡條件算好的，有電腦，好多孩子一天都佝僂著背看手機。”小學上課時間沒有很長，但馬一平上初中的兒子幾乎要在電腦前坐一天。

“我都不早做飯了，等他上完課再做，怕飯菜涼。”

“老師”，還是“主播”？

2月4日立春那天，在成都一家補習機構當老師的“甲魚”也開始了她的工作。2月9日，她對我們寫下自己的工作故事：1月31日充當“工具人”角色，試驗各個線上平台的效果，最後同時在一個操作最簡單的平台和微信群中授課。

為了證明工作不划水，“甲魚”的公司要求每天早9晚6釘釘打卡，發照片到工作群，還不能穿睡衣、素顏，為了“儀式感”。開始兩天“甲魚”對這種規定並不在意，直到第三天要開始和三年級孩子一對一的網課教學，才換上了平常的衣服，擦了口紅，“想對學生正式一點。”

對於“甲魚”來說，線上工作的工作量要大於線下，為了證明自己沒划水，每天多了很多額外的製表、匯報工作。工作時間無限延長，經常要工作到夜裡10點。“沒人關心你是不是應該6點準時下班，也沒人覺得現在是下班時間就不應該找你說工作的事了。”

在填寫“疫情工作”徵集問卷的“甲魚”，其實應該給一個孩子上課，但那個孩子睡過頭遲到了半個小時。

“在等他的時候系統裡面只有我一個人的頭像，孤零零的，像一個無人問津的網糊主播。”

在網上流行的段子裡，直播課的“老師”正在變成新的“主播”。有老師用起了李佳琦式的帶貨句式，帶火了“主播式教學”：“同學們！同學們！你們的X老師來嘍！老師要開播了！”“這道題是經典考題！今年要考！要考！一定要考！”學生也和老師在直播時玩起了“刷火箭”“謝謝老鐵的火箭”“老鐵666”……“慫老師VS熊孩子”的段子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有所更新：

“有的班過分活躍，我把他們班主任拉進來維持紀律，不到1分鐘，班主任自己退群了（哭）。他們班名字五花八門，光易烊千璽的老婆就有5個。”

在“甲魚”公司的教學中，初中生比較害羞不願意開攝像頭，會熟練使用打字功能在評論區轟炸，“刷火箭”很常見。在湖北黃岡江寧的教學中，則沒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她所在的學校，語文、數學是小班小學，英語則要上500人的大課，教英語的她無法與孩子即時互動。

因為直播課要錄視頻，江寧上課的壓力比較大：不能出錯，表情要豐富，聲音要能吸引孩子，要好好研究課件，“如果課件粗糙甚至缺乏吸引力，孩子就很容易走神，所以一個合格的線上老師不僅是要有很強的講課能力，還要有很強的教研能力。” 為了讓孩子專心聽講，江寧說自己過年紅包都沒發出去，表現好的孩子，等複課了給他們買禮物。

“甲魚”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方法則更多：跟孩子用擲骰子和搶答器互動，激發他們的回答興致；跟孩子玩畫畫遊戲，用畫筆來相互Battle。她沒覺得當“主播”有什麼不好，但她還是想念線下和孩子的互動：

“我很喜歡和孩子有一些肢體上的親近，比如假裝要去撓痒癢，我手還沒伸過去他們就已經癢得四肢蜷縮，嘻嘻哈哈地笑著了；冬天的時候我手總是很冰涼，有些不聽話的小朋友我就輕輕把手伸進他們的後面脖子裡，請他們吃’手冰棍’，每次也是收穫嘻嘻哈哈一大堆，我現在還蠻懷念這些真實的溫度。”

江寧也懷念線下教學的日子，但她也想把直播課上好。“如果以後我的孩子問我’媽媽，你年輕的時候還當過主播啊？那你是網紅嗎？’我都想好了怎麼回复，’這一切得從一隻蝙蝠說起……是不是網紅，得學生說了算……’”

課的另一種可能？

“其實我覺得，在線課程不應該教語數外。”馬一平覺得自己的理論，在旁人聽來可能有點“大逆不道”。他說學校校長因為與他教育理念不合，一直不待見他。

馬一平對學校的線下教育有很多意見：老師不認真教作文，學生考試交上來的作文幾乎一模一樣，明顯是照著範文背的。學生上課幾乎沒有反應，“連笑都不笑，才多大的孩子，就失去了童真。”

馬一平不滿規訓式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教孩子“聽話”。孩子長大後失去了求知和質疑的能力，沒有人會問問題。這樣的課堂到線上之後會造成了更多的問題，學生將更加被動。

“你說以後復課了，我們這些學過的內容，是重教一遍還是不教呢？”馬一平覺得不如在這段時間讓孩子學一些平時很少學習的課程，比如美術、音樂、體育，讓孩子多讀一些書。馬一平笑著說有些領導想著在停課時間“彎道超車”，可現在的條件，怎麼超的過呢？再說現在所有人，誰不在努力向前呢？

“災難面前沒有勝負而言，只有奮不顧身相互攙扶走過陰霾。”一名ID為@燈籠火把的網友，在《Aqua》演奏視頻下，留下了這一句。

2月24日，江寧發來新的消息。她在23日接到校長的通知，要求各班在網絡教學中不上新課、以復習為主，提供資料供學生自主預習；各班不許強制打卡，不許在群里通報未上課學生名單；各班保持群安靜，不要消息滿天飛。

同一天，馬一平在朋友圈分享了蔡朝陽的文章《最好的“停課不停學”，就是讀書》。微信裡，他也發來了新消息：“今天聽樓上鄰居說，他孩子在另一所初中，每天跟在學校一樣，早上六點早讀，晚上到九點結束。要打卡的。”

（應採訪對像要求，江寧、馬一平為化名）

對話課程設計師方柏林

▲方柏林，筆名南橋。教育研究者、譯者，從事課程設計工作，現居美國。

線上教學可考慮錯峰授課

新京報：現在國內網課大熱，據你觀察有哪些比較突出的問題？

方柏林：網課匆忙上馬，老師、家長對網課不堪重負。首先，網絡基礎設施並不齊備，供應商的服務器面對大規模訪問，紛紛當機。第二，老師多半缺乏網課經驗，網課對學生也是新生事物。目前最緊要的事，可能還不是網課，而是教育部門需要重新考慮目前這一批學生的學習目標和範圍，進行適當調整，該縮減的縮減。不要試圖在疫情結束之後，把同樣的內容，強壓入縮短的時間內，讓學生、老師、家庭都不堪重負。

新京報：也就是說如今網課不應該與線下授課的內容一致？網課適合教授什麼樣的內容呢？

方柏林：總的來說，線下上的內容，線上大部分一樣可以完成，但是不能考慮在方法上照搬線下的模式。比如有的老師一開始做網課，是讓人將自己在講台上講課的整個過程錄下來，放到網上，其效果一般不會太好，因為學生在家，在電腦面前，注意力撐不了那麼久。

新京報：網課安排還可以有哪些調整？比如學時安排？

方柏林：在學時上，可以考慮錯峰上課。在封閉隔離期間，不少家庭家長也在家辦公，而家中設備不一定齊備，可供所有人同時使用。網絡教育和網上辦公的優勢是給人在時間上的一定自由度。學校不要復制平時上課的模式，而是安排半天的任務。在恢復正常之前，不妨考慮家庭的現實情況，用“半日制”方式網絡上課。上班的公司是否也可以這樣？或許藉此契機，大家可以重新考慮朝九晚五這些基於時間消耗的工作和學習模式。

“只能直播”是一種對網課的誤解

新京報：你對目前網課中常見的直播課怎麼看？

方柏林：人們對於網課有各種誤解，比如直播課很多。網絡上課應考慮“非共時”（asynchronous）學習和“共時”（synchronous）學習的有機結合。在美國，大部分網絡課程是非共時的。網絡學習的時間計量單位，未必是一節課，而是一周。學生可以利用自己的時間，在一周規定的期限前完成。這對於缺乏自律的中小學生可能難了一些，但對大學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也是對學生時間管理能力的修煉。

另外需要打破的一個錯覺，是網課就必須百分之百時間盯在電腦面前。家長也擔心小孩使用屏幕時間過長，影響視力，他們為此感到焦慮。真正好的網課，是在線上發布任務，學生線下完成，在線提交學習成果供老師檢測。

新京報：那對於低年齡段的孩子來說，網課應該以什麼形式存在較為合適？他們時間管理能力沒有那麼好，手機對他們的誘惑又比較大。

方柏林：學校可以一天分三段時間教學，例如：早晨特定時間共時教學，老師發布事先完成的講課視頻（可包括已有的教育部門製作的視頻），學習所需的其他資源，如果有疑問在哪裡提出自己的問題，最後發布當日作業任務。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讓學生去看視頻，完成當日任務。這中間學生可以有一定靈活度，比如可以自己決定先完成哪一門課的作業，是否和同學在線討論等。下午特定時間，重新在線上課，講解作業，對教學視頻答疑解惑。

手機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誘惑都很大，因為智能手機已經打破了休閒娛樂、工作、學習的很多界限。為了避免這些誘惑，首先，要以有趣、挑戰的學習任務吸引學生。第二，以學習結果導向，平衡學習時間導向，比如學生學習能力有差異，有的問題學生一看就會，有的學生需要看多少遍，這都是在線學習的長處（比如視頻可以重複看），不妨加以利用。第三，應該加入一些測評增加學習。如果有測試，最好做成那種幫助學習的“形成性測評”（formative aseessment）， 其目的是幫助學習，而不計入總分。何為“形成性測評”，以及如何利用這種測評改進學習，拙著《過剩時代的學習》（華東師大出版社）中有更為詳細的描述。

另外，學校還可以製定一些在線學習的指引，回應可能會對學生形成挑戰的問題。例如：

（1）告訴學生過度在線對健康的弊病。

（2）告知學生如何在電腦、手機檢測自己當日的在線時間，和時間分配任務（比如多少時間用在了社交媒體上），不少智能手機是有這個功能的。

（3）發布一個每日時間的登記表，讓學生隨時填寫，對自己的時間利用有所反省；

（4）發佈建議性的自由學習時段的計劃，幫助實在無法自律的學生。

平台選擇，就低不就高

新京報：網課的平台和工具有什麼選擇上的講究？

方柏林：在技術平台和工具的使用上，應就低不就高，找使用的最大公約數。不要使用只有學校、部分老師才有的應用程序，讓部分學生打不開、用不了，或是要費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開。老師需要考慮工具使用上的極簡主義，不要考慮做得多美多炫多複雜，花里胡哨的點綴無助於學習效果，甚至形成乾擾和額外的認知負荷。

新京報：但現在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很多老師在直播課中為了做課件費勁心思，還採用很多線上直播的互動手段，有的老師還學起了李佳琦網紅“帶貨式“教學，這些是否也是額外的認知負荷？

方柏林：美國的在線學習，我已經很少聽說“課件”（courseware）的概念，更多聽說的是learning object， 它有點類似於課件一說，但實際上可能是Word 文檔，可能是PowerPoint， 可能是老師的視頻。老師是不被要求製作技術複雜的課件的，比如各種flash 做出來的課件，其中充滿視角效果復雜的轉換等。這對老師來說是強人所難，而且效率低下。因為製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而且不一定有助於學習。其中的道理，大家不妨看看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關於冷媒體和熱媒體的相關說法。

我作為課程設計人員，也不懂得如何設計複雜的需要高技術水準的課件，我不會，也不必要知道。更需要老師理解的，是如何在Word文檔、PowerPoint演示這類平時也在製作的文件中，增加設計元素，使得信息的呈現高效而且美觀。貌似低端的“文件”用得好，效果超過費盡心機製作的高科技“課件”。

另外，學習體驗需要設計，我上面說的分段學習，其實是想遵循一個人學習常規所需的歷程，例如學習者需要知道到底一天要學什麼（learning objectives）， 需要有人講解內容（content presentation ）， 要有時間消化學習內容（processing learning）， 需要通過測評檢驗學習效果（learning assessment），如果真正以學習者為中心，就應該考慮這些過程。

老師在講課中的網紅式教學，如果有助於吸引學生的注意無可厚非，但是不要本末倒置，把老師的“教”，完全替代學生的“學”。老師應該像是一個助產士，把學習的效果引導出來，這是更緊要的事。

“在線”與教育公平

新京報：關於技術硬件，我們無法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邊遠地區硬件條件，可能無法支撐起網課的需求。而網課剛剛興起的時候，似乎被視作優勢教育資源幫助邊遠地區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你如何理解網課與教育公平的關係？

方柏林：這個問題非常好。遠程教育裡的一個很大共識，是大部分人不願意通過遠程教育學習，但又希望有遠程教育的選擇。不願意遠程學習，是面對面的學習效果往往更好一些，但是大家又希望有遠程教育的選擇，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時間和條件，去參加特定機構面對面的學習。比如哈佛的公開課，西藏養犛牛的牧民和上海上班的白領都可以去看，去聽。這裡面的潛力巨大，在美國網課已經非常普遍，但是國內始終推廣緩慢。

偏遠地區網絡和硬件設施欠缺，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美國每個偏遠地方都有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裡有可以免費使用的電腦，這能解決很多問題。

中國教育機構如果希望遠程教育常態化，需要考慮向偏遠地區的學生髮放一些硬件配備，比如平板電腦。另外要有“村村通”鋪路的精神，讓網絡寬帶村村通，戶戶通。不讓一個孩子拉下。一些高科技企業可以折扣的價格，為偏遠學區配備這些基礎設施。例如蘋果公司在教育上是花了很大心血的，和很多學區配合，實施一個學生配一個iPad這樣的1+1方案。從長遠來看，儘管蘋果自己為此賠本，他們培養出了終身習慣使用蘋果產品的用戶。這種放長線釣大魚，對他們也是合算的。

在目前的條件下，智能手機是比較普及的，可以利用智能手機和流量的配備為重點考慮對象，作為學習的終端。移動學習的概念目前大家不怎麼說了，可以重新提起來。

▲2007年電影《遙望南方的童年》劇照。

目前的在線學習，或是未來工作方式的預演

新京報：關於線上教育，有很多學生不滿“釘釘簽到”，彷彿自己的生活被監視，也有老師不滿加班過多，比如為了證明自己一天沒有曠工，多了許多填表、匯報的工作。有上班族評價說讓孩子們也提前體會一下工作人士的日常，但這是不是反映出，我們工作流程管理被機器和程序主導以後，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方柏林：我對該軟件不熟悉，但是我感覺這種“簽到”，還是“替代”（substitution）模式。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教育，目前是圍繞“在座時間”（seat time）開展的，自然，在線教育就希望將其替代為“在線時間”（online presence）。但是遠程教育的最終優勢，是它能攻克“時間、地點、學習進度”的三座大山。如果時間地點上仍不能靈活，也不能照顧學習者進度快慢，那可以想像，一旦特殊情況（如瘟疫）結束，人們很快就把在線教育甩到腦後，因為它並沒有發揮優勢，反而暴露了很多問題，對學習者、教育者、家長都造成了負面效果。要想發揮進步，必須將時間概念打亂了然後重組，必須利用在線的優勢，讓學得快學得慢的人都能進步。

我希望目前的在線學習，也是對未來工作方式的預演。很多辦公室工作，是可以在家或者在家和單位之外的第三地（例如咖啡館）完成的。我們看到了一些優秀的公司，比如Wordpress所在公司，一直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員工一直在家辦公，已經很多年了，公司發展得也很好。這種工作方式，也需要不同類型的管理。老闆應強調結果導向、員工激勵、高效溝通，而淡化過去的“命令與控制”思維導向下的微觀管理。

新京報：除了學生和老師，家長其實也快被網課“逼瘋”了，上課時間通知得不清楚，多門任課老師給出的作業要求有時間衝突，孩子管理能力不行只能家長上。線上教育帶來了很多額外的時間成本。有家長表示不耐煩。你怎麼看待這些現象？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管理上的時間成本？

方柏林：這有兩個辦法，家長不要做“直升飛機家長”，除了必要的資源購買和應用下載之外，對學習少加干涉，必要時允許小孩在小環節的失敗，讓其在失敗中得到學習。他們自己得來的教訓才記得牢。家長抓得越多，孩子自己的自我推動力會越弱。我覺得家長有時候時自己把自己逼瘋的，有些競賽和課外學習是小孩不必要做的，要硬推小孩去上，自己又缺乏支持能力，不瘋才怪。恕我直言，瘋了活該。另外小孩的成長，也不光是“搞學習”三個字可以概括的，讓小孩像一個小孩那樣成長，讓他們貪玩一點，發點呆，都是可以的。

另外，學校、老師盡量不要安排讓家長參與的作業。有的農村小孩，是留守兒童，爺爺奶奶或許字都認不了幾個，如何參與？任何教學，如果考量的是家長的水平，那就是錯誤的，除非是有教學任務，讓小孩帶動家長一起進步。

▲電影《孩子那些事兒》（2010）劇照。

在不解決高速網絡和終端的情況下，網課直播不應該是遠程教育的主流

新京報：有人文領域的高校老師對網課直播表示懷疑，認為這段時間上網課不如在家好好看書，你認為哪種方式更好呢？高等教育階段，網課的作用是什麼？有必要採取直播課的形式嗎？

方柏林：在不解決高速網絡和終端的情況下，網課直播不應該是遠程教育的主流，這一點肯定是出現偏差了。如上所述，這是替代型思維。就好比我們做文學翻譯，這種教學是直譯死譯，而非尋找動態對應。

至於用看書取代上課，我覺得可取的思維是學習（learning）大於教學（schooling）， 看書也是學習的一種方式。但是不可取的思維是二者並非非此即彼，比如同一本書一個班一起看，然後在線討論，可以呈現不同視角，這有助於豐富學生的學習。另外讀書好比給思維補鈣，套用一句廣告用語“吸收是關鍵”。不同學生的吸收力是不同的，不要以為扔一本書給學生，它們就可以得到一樣的營養。一本書如何和其他書關聯，書和作者怎麼關聯，書和時代怎麼關聯，都是大有學問。我所在單位常年組織讀書會，我深深感到群體讀書並討論的好處。讀書不一定只是一個人的事。

▲紀錄片《盜火者》（2013）畫面。

新京報：網課系統的建立僅是老師的任務嗎？

方柏林：網絡課程的部署和實施，除了老師之外，還有像本人這樣的課程設計師、課程管理軟件的管理員、學生技術服務台等人員或者機構，幫助老師和學生解決相關的網絡學習問題。網絡課程的製作和實施，需要一個強大的團隊。眼下，中國不少老師還要兼顧防疫抗災的任務，突然間又要改變方式上網課，等於是腹背受敵，壓力山大是難免的。但願大災之後，學校應該改變自己的網絡教育部署，並將其納入戰略重點。

新京報：關於網課，有什麼書可以推薦給相關從業者嗎？

方柏林：我建議國內教育界同行多看看美國網絡課程設計的實際操作類圖書，例如：Small Teaching Online： Applying Learning Science in Online Classes，作者是Flower Darby和James M。Lang。有時候這類圖書只講技術，或者只講理論，此書講的是網絡教學中技術、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如何互相調整與改變。如果還沒有引進的話，值得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