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還在持續進展中，“我有病，你有藥嗎？”是公眾正常的思維，而當面對的是傳染性疫情，這句話自然還會演變成“我有病，你有疫苗嗎？”

而無論是已被納入多版國家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的艾滋病藥物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或是多個國內科研機構宣布的“候選藥物”，甚至是可能在“40天內製備出的疫苗”，這幾日的消息也似乎都逐步滿足著公眾對於一款“救命藥”橫空出世的期待。

然而專業的藥品與疫苗研發的角度看，實現這種期待的難度很大，指望短時間裡能有一款藥物與疫苗橫空出世逆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前景遠遠談不上樂觀。

那麼，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幾日里不斷湧現的“可能起作用”的藥物和疫苗呢？

老藥新用，大海“篩”藥

“現在是三波動作，第一波是篩選現有的老藥，風險最小但是成功率低；第二波是看現在臨床研發中的一些新藥；第三波才是疫苗。”藥明生物首席執行官陳智勝博士對界面新聞分析。

先篩選現有的老藥，除了是目前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外，還有一大原因在於這些藥品已獲批上市，或至少經過一期人體試驗，其安全性數據為人所知，與純粹新藥相比安全性風險小。

這一工作實際已經在臨床診療中得到應用，隨著國家專家組成員王廣發的一次採訪，艾滋病藥物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一夜爆紅，並現身國家版診療方案。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是一款複方抗病毒藥物，用於艾滋病治療。據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丁胜對界面新聞介紹，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對於艾滋病毒的靶點開發是有效的，而同樣的靶點在新型冠狀病毒中存在表達。

但這並不能得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就一定對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有效的結論。

“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比較大的。”丁勝介紹，雖然新型冠狀病毒與艾滋病毒存在同一靶點，但蛋白表達並不是完全一樣的，兩者只是存在相似性；再者，艾滋病毒與新型冠狀病毒進入人體後，侵染的細胞是不同的，病毒週期也不一樣，這便涉及到藥物進入人體內如何代謝，要進入不同器官組織的問題，因此從體外實驗所模擬出的藥物代謝結果與進入人體內的並不一樣。“就算靶點百分百一樣，生命週期、侵染細胞也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說便是，雖然艾滋病毒也新型冠狀病毒存在可以讓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發揮作用的共同點，但兩者依然存在很大差別，影響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發揮。

2004年曾有國外研究者開展了臨床研究，研究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對SARS病毒的作用，納入41名SARS患者接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利巴韋林聯合治療，並隨訪3週。監測臨床進展和病毒學結果，與111例接受利巴韋林單藥治療的歷史對照患者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出了一定優勢。

丁勝認為，這一臨床試驗是由歷史數據總結的說服力不是很強，可以開展真實世界研究進一步論證。而界面新聞日前從某國內知名三甲醫院呼吸科專家處獲悉，後續有望開展全國范圍的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上述專家同時透露，在當地確診病例大多接受了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但也並非全部有效，也有已治愈患者是未接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治療的，該藥的效果目前未有定論。

此外還有如勃林格殷格翰的鹽酸氨溴索(沐舒坦），被認為可能可以通過與ACE2受體結合。從而對新型冠狀病毒起到抑製作用，ACE2受體是SARS病毒與新型冠狀病毒與人體細胞結合的受體。界面新聞獲悉，目前相關研究團隊正與武漢的醫院聯繫，計劃開展隊列研究。

除了有效性外，另一擔憂則在於，一旦新型冠狀病毒發生變異，這些老的藥物是否還有效？

當前報導顯示，如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與鹽酸氨溴索、乃至吉利德的埃博拉病毒藥物Remdesivir，這樣被認為存在治療潛力的藥物並不在少數，但它們都未有切實的臨床證據。

據丁勝介紹，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目前有12000多個至少通過了臨床一期的老藥品，“基於對新冠病毒的理解與不同篩選條件，目前篩選出了4個可能對新型冠狀病毒起作用的靶點，接下來要做包括測試藥物與新型冠狀病毒結合與相互作用，要做做功能試驗、細胞實驗，看作用靶點能不能作用到細胞，然後研究體內代謝，看藥物在體內的吸收情況，最後再做優先選擇，需要層層遞進的嚴謹深入的證據。”

而在當前緊迫的情況下，還需要平衡時間與數據。

而這還只是臨床前研究，在目前疫情仍在不斷進展的情況下，如何根據真實世界患者設計合理的臨床試驗，患者信息與數據如何採集等等，依然會是一道專業難題。

陳智勝認為，總的來看，對已有抗病毒藥物進行篩選，風險最小，但成功概率較低。

新藥研發？我怕來不及

一般情況下，面對一種新的疾病，通常會開發新的藥物，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將會是與時間賽跑。

藥明生物1月29日宣布，公司緊急推動多個通過國際合作引進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中和抗體開發，初步研究表明這些來自全球生物技術公司的抗體可有效中和新型冠狀病毒。該項目預計將於兩個月內完成首批抗體樣品生產，供應臨床前毒理試驗和初步人體臨床試驗。

陳智胜對界面新聞記者介紹，這是從此前應對SARS病毒的儲備抗體中，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病毒保守的位點進行篩選出的抗體，通過抗體與病毒的結合，希望可以引起下游的反應，產生療效。

藥明生物計劃在兩週內完成體外藥效試驗，3月進行毒理研究、隨後進行緊急臨床試驗申請（IND），為縮短臨床試驗時間，計劃同時進行1、2期臨床試驗，並採用適應性臨床試驗設計（adaptive trial design），一個月時間做完臨床試驗。爭取有條件上市。

適應性臨床試驗設計是指允許事前計劃基於已積累的數據對試驗中一個或多個方面進行修改的臨床試驗設計。使用適應性臨床試驗設計可以加快藥物研發的速度，更高效的利用研發資源，因此這種設計近年來受到國內外醫藥行業的重視。

時間來不及，這是​​當前新藥研發的最大障礙。在歐美，一個新藥研發一般要花上十年時間，儘管針對當前疫情，對於各項審評審批流程上會有一些加急，但如丁勝所言，“新藥研發有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不能被打破的”。

等到藥物研發出來，疫情很可能早已結束。陳智勝坦承，即使是按照他目前的計劃，正常情況下也藥明生物的抗體藥物也趕不上疫情最關鍵的時期。

在目前特殊形勢下，即使監管盡力縮短各項審批時間，但新藥開發無法繞開最關鍵的臨床試驗環節，這需要一定數量的患者與試驗時間，才能得出確切有效的臨床數據，證實一個新藥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最終才可以推向市場。而這也是丁勝口中的“客觀規律”的一個重要部分。

而另一不容忽視的難點在於，對於新型冠狀病毒藥物的研發，前期需要使用活體病毒進行研究，這對實驗室要求極高，目前僅P3、P4級實驗室可以進行，也就是說，可以合作開展藥物研究的機構其實並不多。

疫苗同樣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公眾的另一期待在於疫苗，如果可以及時開發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便有可能阻斷疫情的持續擴散。

目前，包括中國疾控中心、杭州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強生、斯微生物、Moderna、艾棣維欣生物製藥等國內外多個企業與科研機構已宣布啟動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

但顯然，此前所透露出的一些消息引發了公眾的誤讀。

如此前有報導稱，國家工程院李蘭娟院士曾表示，疫苗成功研製至少還要三個月、斯微生物表示可在40天完成製備等。但事實上，李蘭娟也強調要“通過國家一期、二期（臨床試驗）的驗證”，而斯微生物所說的40天完成製備也只不過是做出疫苗樣品，而非推向市場，甚至都不是獲准開展臨床試驗的時間。

事實上，與新藥研發一樣，疫苗從研發到上市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經過臨床試驗驗證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而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開發企業之一，艾棣維欣董事張璐楠對界面新聞記者坦承，正常情況下，疫苗是來不及投入到本次疫情中的，現在開發疫苗很大程度是在為疫情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事實上，在2003年SARS疫情時，科興生物也曾開發SARS疫苗，並最終做完了1期臨床試驗，但在1期結束時SARS疫情早已結束。

他對界面新聞介紹，傳統疫苗開發臨床前需要1到2年，臨床階段需要4到5年。艾棣維欣採取的DNA疫苗技術與斯微生物採取的mRNA疫苗技術是目前兩種可以快速完成疫苗早期的技術。張璐楠介紹，計劃用4到6個月把艾棣維欣的DNA疫苗推向臨床，其中早期研發1-2個月，安全性評價爭取縮短為2-3個月，然後提交申報資料，加起來非常快的話也需要4個月。

無論是DNA疫苗技術還是mRNA疫苗技術，即使實現了快速合成和製備，並縮短各項審批時間，依然繞不開臨床試驗環節。

一般情況下，疫苗臨床試驗1期看安全性、2期看免疫學反應，即人體被注射疫苗後能否產生抗體，實現預防、3期做對照研究，觀察統計學差異。其中，3期臨床試驗入組人數往往在幾千人，甚至更多，即使是2期也需要幾百人入組。

目前看，為了加快速度，除了縮短相應的審批時間，也可能在臨床方案設計上考慮採取一些替代性指標，如在體外做中和實驗。

他表示，未來兩三周里會有一些初步的實驗結果公佈。但毫無疑問的是，寄希望於馬上就有疫苗，還不如在家自我隔離，加強防護。

但也需指出的是，儘管新藥與疫苗開發都需要很長時間，遠水不解近渴，但當下的研究與開發並非沒有現實意義。

對此，丁勝表示“不能再有第三次（發生重大疫情卻沒有特效藥與疫苗）發生了”。他認為，疫情結束了企業自然會沒有研發熱情，這並非製藥公司的錯，但潛在的公共衛生重大疫情的預備性藥物和疫苗的研究，應該由國家主導堅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