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近日撰文指出，科技行業並未像通常所述那樣改變實體世界，目前人們得到的不過是一場消費者便利革命而非第三次工業革命。此外，整個科技行業正在從其他創新受益行業搶走人才。人們該將聰明才智用回到現實中來，而不是僅僅局限於虛擬世界。以下為翻譯內容：

回首過去，我們到底該如何講述已經有20年曆史的數字時代故事?我們大可以像記者那樣，把聚焦點放在對互聯生活的貶低上。誠然，隨著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不斷吞噬整個網絡世界，它們顛覆了傳統媒體，讓各種力量都能宣傳發聲，擴大了整個美國社會的政治分歧。儘管智能手機技術為人們帶來了期許和實用性，但也被實踐證實是一種麻醉劑。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大型科技公司的行為過失上，而是更多關注它們的疏忽之罪——例如失敗、破產、未兌現承諾——那又會怎樣呢？過去一年中就出現了好幾個聳人聽聞的例子：曾宣稱將徹底改造職場的辦公空間共享初創企業WeWork在即將上市之際突然瀕臨破產。叫車服務公司Uber曾被視為一股將徹底改變城市交通的強大力量，但上市後的公司價值也大幅下跌。從1月到10月，兩家公司總共減值了100億美元。

雖然這些公司看起來像是個例，但它們的困境向投資者和我們所有人都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大型科技公司雖然總是能夠在廣告銷售和雲服務領域尋找新的盈利方式，卻無法重塑實體世界。

幾十年來，我們總是依賴於矽谷向民眾展示美國努力的未來。樂觀情緒不僅來自灣區的傳教士，也來自美國政府。1988年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演講中就這樣表示：“在新經濟時代，人類發明越來越多地擺脫了物質資源的限制。”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像阿爾·戈爾（Al Gore）這樣的民主黨人組成了新一代自由主義者，他們堅信計算機技術將帶來與羅斯福新政同等規模的機會。而互聯網時代則被譽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刺激個人創造力和促進就業的強大力量。

但承諾並沒有如期兌現。相反，數字時代的到來恰逢美國經濟活力的衰退。科技行業的創新讓少數人變得相當富有，但並未能創造足夠多的中產階級就業崗位，未能抵消美國製造業基地的衰落，也沒有解決美國社會基礎設施惡化、氣候變化、低增長以及經濟不平等加劇等緊迫問題。諸如Lyft和DoorDash等在實體世界中運營的科技公司的確為公眾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很難代表裡根和戈爾所提及的那種轉變。這些失敗或許比網絡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卻是我們這個時代無聊卑劣和激進主義的根源。

幾十年後，當歷史學家在回顧21世紀初的時候，可能會看到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國家裡最聰明的一群人，把他們的才智、時間和資本紛紛投入到數字技術中去，而這僅僅是這個時代人類努力的一小部分。他們的努力讓我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接觸媒體、信息、消費品和司機，但相應軟件對現實世界卻幾乎沒有改變。他們承諾我們要再次經歷工業革命，但我們得到的不過是一場消費者便利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把人類從長達幾個世紀的經濟緩慢增長牢籠中解放出來。19世紀早期人類社會生產力和收入突飛猛進，這首先發生在英國，隨後很快遍及整個歐洲。雖然這種轉變對許多人來說是殘酷的，但成果卻得到了共享：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在19世紀上半葉翻了一番，而人們的預期壽命在19世紀下半葉也有了大幅提高。

在計算機時代，經濟發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演進。如果整個美國社會的生產力能夠像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當選總統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辭職那段時間一樣持續增長，2013年美國經濟規模可能會增長60%左右。如果把這些收入平分，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每年就能得到大約3萬美元的收益。相反，從1973年到2013年間美國社會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了80%。

科技時代的捍衛者們聲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工具不可能捕捉到智能手機的影響力。這個小巧的設備不僅是電話，還是照相機、遊戲機以及訪問網絡的門戶。他們告訴經濟學家：一切都在好轉，除了我們衡量一切好轉程度的能力。

但無論如何算計這些數字，數字時代的發展總是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亦步亦趨。當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家查德·賽弗森（Chad Syverson）研究增長“不足”的問題時，他發現，生產率下降已經使自2004年以來的美國GDP減少了2.7萬億美元。美國人可能喜歡他們的智能手機，但所有這些免費的應用程序都不值數万億美元。

如果你從智能手機中抬起頭來，就很難看到真正的進步。整個城市的物質世界——無論眼前的燈光閃耀、路上汽車的飛馳而過、頭頂飛機的轟鳴，還是穿城而過的地鐵——都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發明的產物。實體世界的進步似乎已經結束，大量的創新已經被轉移到看不見的數字領域。

技術倡導者們認為，數字領域中的所有代碼允許個人以前所未有的輕鬆方式處理問題、相互交流或者進行交易，提高了人類的創造力。這讓人感覺似乎是真的。誰又能否認這些事實呢？畢竟錄製音樂、推銷視頻遊戲或發表論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但從大多數指標來看，個人創新能力正在下降。2015年，美國人創業的可能性遠低於上世紀80年代。根據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說法，寬帶技術的普及導致幾乎所有城市和行業的創業活動數量都出現下降。

創新減少的一種解釋可以直接追溯到矽谷。科技行業最大的贏家實際上在各自領域建立了壟斷地位，比如說辦公軟件領域的微軟、社交媒體領域的Facebook，以及搜索廣告領域的谷歌。這些科技巨頭髮展得越來越大，非但沒有促進創新，反而嚇跑了前進道路上的企業家。風險資本家用“死亡地帶”這個術語來形容科技巨頭們投下的可怕陰影。科技巨頭擁有的強大實力加劇了地區不平等，財富往往集中在他們設立辦公地的少數幾個大城市地區。據統計，80%的風險資本投資都流向了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和馬薩諸塞州這三個地方。人們本以為互聯網工具可以摧毀傳統的商業帝國，解放未開發的創造力並傳播財富。相反，這些科技巨頭已經變得和它們曾經試圖取代的公司一樣殘酷無情且缺乏競爭力。

幾十年來，科技界一直在鼓吹即將實現的飛躍，以擺脫其對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單調乏味影響。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例，科技界說它將用大量由攝像頭和電腦操控的車輛取代有缺陷的人類駕駛員，從而拯救生命並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製造業。就在今年4月，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還預測，到2020年將有100萬輛“自動駕駛出租車”上路，他的樂觀態度得到了汽車製造商和科技公司的認同。然而自動駕駛汽車的進展一直非常緩慢。通過計算機編碼去複制經過幾千年進化而來的人類視覺和行為並非易事，但這正是矽谷一直所承諾的近乎奇蹟般的成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過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消費技術創新並不是自動駕駛汽車，而是僱人駕駛汽車。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允許消費者通過智能手機召喚產品和服務，諸如外賣領域的DoorDash、雜務外包領域的TaskRabbit以及叫車服務領域的Uber和Lyft都是如此。在這個所謂的平台經濟中，往往是工人提供商品和服務，而他們的兼職身份使得平台不必再提供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全部福利。這種廉價服務讓雅皮士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但相應公司非但沒有改善公共交通，也沒有讓工人富裕起來，反而加劇了交通擁堵，耗盡了公共交通資源，加劇了城市的不平等現象。這就是數字時代為現實世界帶來的進步嗎?

如果現在我告訴你關於發展放緩和人類創造力減弱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能說這不是矽谷的錯嗎？

金融科技公司Stripe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表示：“我認為，與大多數人對數字時代的期望相比，發展放緩所帶來的失望程度要大得多。”“但這種發展放緩早於互聯網出現之前，從整體上看，我仍然認為數字革命是過去50年整體發展圖景中的十足亮點。幾乎可以肯定，社會發展現狀以及創新社會能力需要重大改變。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得到足夠的黃金，我們就應該責怪下蛋的鵝，而不是蛋。”

克里森的觀點是對的，所有負面的經濟指標不應當全都歸咎於大型科技公司。其中許多負面指標都是治理不當、能源和住宅建設等行業難以提高生產率以及其他因素的結果。數字革命在許多方面改善了整體經濟放緩的狀況；美國社會的地域流動性的確正在下降，但互聯網讓遠程工作變得更加可行。現在的空中旅行的確並不比30年前快，但比價網站讓機票更便宜，而空中Wi-Fi服務讓長途飛行變得更有效率。

但說矽谷與此毫不相干也是錯的。如今，科技行業像一個巨人一樣凌駕於整個美國經濟之上。計算研究協會的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17年，主修計算機科學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根據PitchBook的數據，軟件行業對美國風險資本有著強大的控制力，2018年有超過3700筆交易；製藥和生物科技行業以720筆交易屈居第二。從研發的角度來看，科技的霸主地位史無前例。在一篇通過專利申請回顧美國創新歷史的論文中，經濟學家米科·帕克蘭(Mikko Packalen)和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發現，之前的發明創造導致專利申請在化學、電子、醫藥和機械工程等多個領域出現爆炸式增長。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來，美國專利申請主要集中在計算機和通信技術領域。如果我們要把這麼多資源集中在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最好能夠產出更多效益。

或許，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一下是否該把這麼大的賭注押在矽谷之上，能否讓美國從鏽跡斑斑的現在走向熠熠生輝的未來。太多美國人的聰明才智在追逐那些根本不重要的問題。互聯網曾被譽為一股強大力量、一種擺脫控制的手段，但矽谷最賺錢的商業模式卻是跟踪和控制用戶行為：Facebook和谷歌通過銷售廣告賺取了近90%的收入。很多大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大科技公司的廣告壟斷卻為其帶來約1.5萬億美元的龐大市值。

“互聯網時代遠非達到人們的期望，”經濟學家、航空航天企業家伊萊·杜拉多(Eli Dourado)如是指出。“我還擔心，這可能會從其他創新受益行業中搶走更多人才。開發應用程序和軟件即服務公司的所有人才如果能投身於現實世界的挑戰，尤其是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戰，他們可能會為人類社會帶來真正的改變。”

杜拉多並不認為我們已經才思枯竭，而是認為我們曾經的雄心壯誌已經局限於少數可靠的有利可圖領域。我們專情於廣告技術和雲等虛擬服務，習慣於立竿見影唾手可得。他主張矽谷可以加大在生物技術和建築自動化方面的投資，前者可以改變預防保健和疾病檢測現狀，而後者可能降低住房和交通運輸的價格。在政府層面的幫助下，科技還可以在解決氣候變化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挑戰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碳捕獲系統可以去除大氣中多餘的二氧化碳，可以減緩全球變暖的速度，同時增加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2019年，美國能源部宣布投入超過1.5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碳捕獲技術的研發。這不算少，但想想看，單單一個阿波羅登月計劃就消耗超過2%的聯邦開支，相當於今天的近1000億美元。

矽谷能夠解決美國社會的所有問題是一種幻想，是為加州吸引資本的技術專家、希望將責任從華盛頓轉移出去的政客們人為製造出來的。在迎接新世紀的挑戰方面，矽谷誠然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無法單獨行動。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不僅需要地方、州和聯邦政府的參與，也需要堅信代碼可實現經濟繁榮的美國民眾參與其中。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把寶貴的財富和人才匯集到軟件和數字優化的虛擬世界。想像一下，如果美國人的聰明才智能夠回到現實中來，將會獲得怎樣的成就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