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0年的到來，現在似乎是回顧過去十年及其對科技世界影響的絕佳時機。安防攝像頭最近出現的安全問題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原本為了保護我們的技術反而令更加脆弱。悲觀、恐懼和焦慮已經取代了從最開始定義技術的樂觀和進步情緒。

然而，這十年也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進步，它以我們可能尚未充分認識到的規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世界。

這個十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我們該如何扭轉不利局面呢？

1、社交媒體：宣傳、虛假信息和不和諧

社交媒體最早出現在2000年代後期。YouTube於2005年首次亮相，而Facebook和Twitter則在2007年左右真正成為主流。因此從技術上講，這是前十年的創新。但是，當我們站在2010年的轉折點時，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仍然足夠新穎，以至於我們所有人都還在思考它們可以做什麼。我們仍然對新技術很著迷。

現在，這種痴迷已經過去了。希望和夢想已被現實所取代：這些平台造成的危害在2010年沒有人能想到。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2016年美國大選的干預。西方民主國家和社交媒體公司的領導人對如何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惡意操縱同樣反映遲鈍。我們多數人使用社交媒體只是為了分享寵物和美食圖片，有的人卻看到了有史以來最先進、最有效的手段來分發和宣傳虛假信息。

社交媒體雖然在選舉干預中發揮作用，但卻未能在支持人權、民主和積極的社會變革上充分發揮潛力。2009年，Twitter幫助伊朗抗議者反抗政權而受到讚譽。而在2019年，我們看到專制政權關閉互聯網訪問權，並以惡意方式使用Twitter和Facebook。在緬甸羅興亞族種族滅絕中使用Facebook也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

在政府和宣傳領域之外，社交媒體過去十年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導致人們相互隔離，而沒有幫助他們相互團結。在社交媒體上，關於政治、宗教和許多其他問題的爭論已變得司空見慣。

由此可見，作為日常生活中最普及的技術之一，這些社交媒體的影響充其量算是中性的，甚至可能是負面的。

2、設備成癮

說到普及，再來看看移動設備的影響吧。

毫無疑問，2007年的iPhone是革命性的，Android緊隨其後。與社交媒體類似，站在2010年代初的時點上，移動設備的作用仍是未知的，當時可謂潛力巨大。然而，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逐漸了解了移動設備可以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問題在於，有利必有弊。

iPhone“下拉刷新”功能的發明人勞倫·布里切（Loren Brichter）在2017年10月的《衛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遺憾地承認，這種功能使移動設備變得像老虎機一樣上癮。

花一點時間環顧一家餐廳，你會看到許多人坐在一起，坐在桌子旁，但他們全都緊盯著手上的移動設備，卻並沒有充分融入與身旁親朋好友的互動。

我們經常看到有關少年兒童沉迷於電子設備的文章，也會時常看到由此對社會和認知產生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旨在限制屏幕時間的控制功能相繼出現，希望減輕移動設備成癮問題。

現在，移動設備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與2010年相比已經相去甚遠。我們主要討論的並不是它的益處，而是危險和問題。

與社交媒體一樣，移動設備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與技術聯繫最緊密的渠道。現在，這種聯繫確變得跟煙草、賭博或阿片類藥物一樣讓人上癮。

3、無處不在的數據洩露

自2010年以來，數據洩露的數量和規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增，即使我們當中最悲觀的人也無法預料到。它很可能被稱為“數據洩露十年”。

你只需要訪問haveibeenpwned.com，輸入你的電子郵件，就可以查看你的郵箱洩露了多少次。在撰寫本文時，僅該站點就匯集了超過90億個受感染帳戶。

隨之而來的是信用卡欺詐行為激增，身份盜竊猖獗。

局勢變得如此糟糕，我們甚至已經對此感到麻木。持續不斷的數據洩露事件每次都會損害了數百萬個帳戶，使我們所有人都陷入挫敗感。

所有這些都從根本上深深地削弱了人們對互聯網的信任，以至於很多人已經從內心認定自己的數據隨時可能會丟失——如果還沒有丟失的話。

4、“大科技”的興起

在美國，在任何東西上貼上“大”這個標籤的都不是好事。無論是“大政府”、“大企業”、“大石油”還是“大煙草”，“大”綽號都表明一個行業或機構規模已經超出了美國平民的接受範圍。

在最糟糕的日子裡，微軟可能曾經被稱作“邪惡帝國”，但人們並沒有稱之為“大微軟”。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大科技”一詞頻繁出現，現在甚至已經司空見慣。“大科技”將亞馬遜、Facebook和谷歌都歸為一類，有時也包括蘋果和/或微軟，但影響力都不如前三者。

隨著人們越來越不信任這些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甚至怨恨它們的力量和影響力，“大科技”這個標籤已經根深蒂固。作為令人愉悅但令人上癮和不健康的東西的提供者，“大煙草”和“大技術”之間的文化共性不容小覷。

“大技術”的興起也影響了業內人士。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許多人不僅出於個人的興趣和熱情而進入了科技領域，還希望能建立更美好世界。但他們卻發現自己在一個被視為與煙草同樣有害的行業中工作，與其初衷背道而馳，而且這種負面影響還產生了深遠影響。

5、喪失樂觀

技術本身是最後的問題。自1970年代以來，驅動該行業及其樂觀情緒的引擎一直是創新。

在1980年，我們知道處理器的到來將使像蘋果II這樣的電腦變得更加有用和強大。在1990年，我們知道Mac和Windows在下一個版本中會變得更好。在2000年，互聯網才剛剛起步，我們知道將會有更多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而在2010年，移動設備和社交媒體仍然很新，以至於我們知道（或認為我們知道）更多、更好的技術還沒有到來。

在2010年代末，我們卻沒有了這樣的感覺，不在認為會出現更新、更大、更好的東西。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時過境遷的結果。比爾·蓋茨（Bill Gates）的重點轉向慈善事業，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也已駕鶴西歸。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 DELL a）和蒂姆·庫克（Tim Cook）分別為微軟和蘋果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與有遠見的CEO相比，他們倆的主要角色都是“守護者”。你只能挖掘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做什麼。有遠見的一代已經遠去，還沒有新一代可以取代它。

這也反映了商業現實。如今的創業公司的目標未必是上市，而是希望被微軟、谷歌或Facebook收購。儘管這是一個完全有效的商業戰略，但它的本質確實“兜售自己”，而不是自強自立。

但這最終反映了基本的科技現實。如上所述，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出現在最近十年中。互聯網、萬維網和網絡瀏覽器是1990年代的產品。儘管有人曾經預言了PC會消亡，但它仍然存在，而它的起點是1970年代。在許多方面，早期採用者、業餘愛好者、極客和黑客共同推動了數十年來對技術的樂觀。到了2010年代末，對於這些受眾來說，開發或購買或者自己在家製作新穎且具有革命性的東西，已經帶不來太多新意。

事實上，我們剛剛聽說帕洛阿爾託的Fry’s Electronics即將關閉，這份悲壯中帶著幾分詩意。

即使在我們確實看到了一些新技術的廣闊前景，如人工智能或量子計算等領域，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新技術也越來越令人懷疑和擔憂。更重要的是，這些技術的外觀和感覺更像是出自IBM，而不是來自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的車庫。

歷史學家說，通常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編寫一段歷史，因此現在就給2010年代定性還為時尚早。但是，過去幾年來，我一直聽到做技術的同事說著同樣一句話：“現在一點意思都沒有。”儘管這聽起來似乎是膚淺的抱怨，但卻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真理。科技界的性質已經改變，人們對它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它失去了曾經的樂觀和堅定。

這種樂觀情緒能回來嗎？我相信能，下面就是方法：

首先，必須解決影響信任的問題。無論是通過監管還是自我監管，都必須解決有關社交媒體濫用、設備成癮和數據洩露的擔憂。否則，技術將繼續朝著“大科技”邁進。

第二，必須有新一代真正顛覆性的創新者，他們將科技視為個人解放的工具，還要下定決心與當今的IBM們競爭，並贏得勝利。要扭轉這種局面，下一代極客、黑客和業餘愛好者必須找到自己內心的喬布斯和蓋茨，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為未來十年帶來新的希望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