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呼吸的空氣可能正在影響我們的行為，而對於這其中的機制，科學家才剛剛開始了解。未來各個城市的警察和預防犯罪部門可能會開始關注空氣污染水平，並在某一天向污染最嚴重的地區部署資源。這聽起來像是科幻電影的情節，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可能是一個很有效的措施。

原因何在？最新的研究表明，空氣污染與判斷力下降、心理健康問題、學習成績下降以及（最令人擔憂的）犯罪率上升有關。

考慮到目前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環境中，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在交通擁擠的區域活動，這些發現就更加令人擔憂了。更令人震驚的是，世界衛生組織宣稱，每十個人中有九個人經常吸入危險水平的污染空氣。據估計，全世界每年有70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但我們能把由空氣污染造成的謀殺人數也加進去嗎？

2011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者塞菲·羅斯（Sefi Roth）研究了空氣污染的諸多影響。他很清楚空氣污染對健康、住院率和死亡率的負面影響，但另一方面，我們的生活也許也會受到其他不利的影響。

塞菲·羅斯首先進行了一項研究，觀察空氣污染是否對認知能力有影響。他的團隊觀察了在不同日期參加考試的學生，並測量了這些日期裡空氣的污染程度。所有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由受教育程度相似的學生參加考試，地點相同，只有日期不同。

結果發現，學生們的考試結果的平均差異大得驚人。污染最嚴重的日子與最差的考試成績相關。在空氣質量最好的日子裡，學生們表現得更好。

“在污染更嚴重的日子裡，我們可以看到（成績）明顯下滑，”羅斯說，“甚至在考試前幾天和考試後幾天，我們都沒有發現（空氣污染的）任何影響——只有在考試那天，分數明顯下降了。”

為了確定空氣污染的長期影響，羅斯跟踪觀察了這些學生8到10年後的發展。那些在污染最嚴重的日子裡表現最差的學生更有可能進入排名較低的大學，收入也更低，因為考試對未來的教育非常重要。羅斯說：“因此，即使是空氣污染的短期影響，如果它發生在生命的關鍵階段，也無疑會產生長期影響。”2016年，另一項研究支持了羅斯的初步發現，即污染會導致生產率下降。

這些發現催生了羅斯最近的研究課題。在2018年的研究中，他的團隊分析了來自倫敦600多個選區為期兩年的犯罪數據，結果發現，在污染最嚴重的日子裡，無論在富裕地區還是貧困地區，都會出現更多的輕微犯罪。

儘管我們對這樣的結論應該保持警惕，但研究作者確實看到了一些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還是在這個研究中，研究人員比較了具體地區在不同時期的污染水平。畢竟，一團被污染的空氣可以隨風的方向移動，將污染隨機帶到城市的不同地區，包括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羅斯解釋道：“我們只是每天跟踪這片雲，看看當這片雲出現時，該地區的犯罪情況……我們發現，無論它去到哪裡，哪裡的犯罪率就會上升。”

重要的是，即使是中度污染也會產生影響。“我們發現，這些對犯罪的巨大影響遠遠低於目前的監管標準，”羅斯說道。換句話說，即使是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認定為“良好”的空氣質量水平，仍與較高的犯罪率密切相關。

雖然羅斯的數據沒有發現空氣污染對更嚴重的謀殺和強姦犯罪有較大影響，但2018年的另一項研究顯示了二者可能的聯繫。這項由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陸冠南（Jackson Lu）牽頭的研究調查了9年的數據，涉及9000多個城市，涵蓋了幾乎全部美國人口。報告發現，“空氣污染預示著六大類犯罪”，包括過失殺人罪、強姦罪、搶劫罪、盜竊汽車罪和人身攻擊罪。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犯罪率也最高。這是又一項相關性研究，考慮了人口、就業水平、年齡和性別等因素，而空氣污染仍然是犯罪率上升的主要預測因素。

進一步的證據來自於對682名青少年的“違法行為”（包括欺騙、逃學、偷竊、破壞公物和濫用藥物）的研究。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凱克醫學院的黛安娜·尤楠（Diana Younan）和同事專門研究了在12年時間裡暴露於PM2.5（比人類頭髮寬度還小30倍的微小顆粒）污染物的累積效應。同樣，在污染嚴重的地區，這些不良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為了說明這種聯繫不能簡單地用社會經濟地位來解釋，尤楠的團隊還考慮了父母的教育程度、貧困程度、鄰居的生活質量以及許多其他因素，從而將微粒對犯罪的影響與其他已知的影響進行對比。

黛安娜·尤楠表示，她的發現尤其令人擔憂，因為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的行為是他們成年後行為的強有力預測因素。有不良行為的人更有可能在學校表現更差，在走向社會後經歷失業，並且更容易濫用藥物。該研究也意味著，在早期進行干預應該是一個優先事項。

有許多潛在的機制可以解釋空氣污染如何影響我們的道德。例如，陸冠南教授的研究已經表明，僅僅是污染所引起的負面聯想就能影響我們的心理。

通常情況下，研究人員無法讓參與者接觸到污染，因此他們採用了盡可能合理（也合乎道德）的步驟。他們向美國和印度的參與者都展示了一個污染極其嚴重的城市的照片，讓他們想像自己生活在那裡。“我們讓他們在心理上體驗了污染的影響，”陸教授解釋道，“……然後讓他們想像生活在這個城市會有什麼感覺，他們在這種環境中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讓他們在心理上體驗空氣污染，而不是一個乾淨的環境。”

陸冠南教授發現，參與者的焦慮增加了，同時變得更加“自我關注”，這兩種反應會增加攻擊性和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都知道，作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當我們焦慮時，要比平靜的時候更有可能打別人的臉，”陸教授說，“因此，空氣污染會加劇人們的焦慮，對行為產生有害影響。”

在進一步的實驗中，研究小組發現，在“污染”環境中的參與者更有可能在幾項任務中作弊，並為了獲得獎勵而高估自己的表現。

這項研究僅僅是一個開始，除了增加焦慮和自我關注外，可能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包括大腦的生理變化）影響了我們的心理。例如，當你呼吸被污染的空氣時，它會影響你在某一特定時刻的體內氧氣量，而這反過來又會減少“好空氣”進入你的大腦。受污染空氣還會刺激鼻子、喉嚨，引起頭痛，而所有這些都會降低我們的注意力水平。

很明顯，暴露在各種污染物中會導致大腦出現炎症，破壞大腦結構和神經連接。黛安娜·尤楠說：“所以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這些空氣污染物損害了前額葉。”前額葉是控制我們的心理衝動、執行功能和自我控制非常重要的區域。

除了提高犯罪率，空氣污染也可能導致心理健康的嚴重下降。2019年3月的一項研究甚至表明，接觸有毒污染空氣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現精神障礙症狀，比如幻聽或偏執。來自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第一作者喬安妮·紐伯里（Joanne Newbury）表示，她還不能斷言她的研究結果揭示了明確的因果關係，但這些發現與其他一些研究是一致的，都表明了空氣污染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聯繫。“這的確為空氣污染與身體健康問題，以及空氣污染與癡呆症之間的聯繫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她說，“如果對身體有害，那麼對大腦也有害也是意料之中的。”

該領域的研究者表示，我們現在需要對空氣污染的影響，以及與之相關的健康問題有更多的認識。“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同樣的事情在其他人群和年齡組中也存在，”黛安娜·尤楠說道。

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控制自己每天暴露在空氣污染中的時間。我們可以積極主動地查看某一天的空氣質量，了解哪些天是最危險的，哪些天是最安全的。“如果很危險的話，我不會建議你出去跑步，或者在室內工作，”黛安娜·尤楠說道。

雖然許多國家都在等待更嚴格的立法或政府乾預來遏制污染，但一些地方已經採取了積極的措施。以加州為例，那裡的法規已經使空氣污染有所減少，有趣的是，犯罪率也降低了。不過黛安娜·尤楠強調，我們並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與此同時，從2019年4月8日起，倫敦將設立一個新的“超低排放區”，實行更嚴格的排放標準，在現行每天11.50英鎊的擁堵費基礎上，對“大多數車型”加收12.5英鎊。在“為倫敦淨化空氣”的倡議下，綠色巴士也正在逐步推廣。

“許多國家在減少污染方面做得相當不錯，但我們應該做得更多，”羅斯說，“這不一定只是政府的工作。當我們考慮想買什麼，如何到達目的地時，我們都影響了環境。我們需要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做出更明智的決定。”

羅斯認為，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是我們能夠控制並解決的問題，他對此充滿希望。不過，在此之前，我們需要讓人們更加意識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如果我們都開始關注空氣污染水平，開始養成避免在污染最嚴重的日子裡參與某些活動的習慣，比如戶外運動和通勤等，那我們的身體、大腦和行為都會受益。（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