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習慣於借錢”？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站在不同的視角給出不同的答案。從需求角度看，年輕人沒有錢，所以才借錢。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尋安全高息理財產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貸款可供選擇，他們看都不想看。

從供給角度看，銀行零售轉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費金融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期。貸款體驗前所未有的便捷，貸款產品也前所未有的豐富，一如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總能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供給本身就能創造需求。

從消費場景看，購物消費已經“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軍、有社交拼購，直播平台裡有網紅帶貨，內容社區裡更是“種草”氾濫……買買買的背後，消費貸款大放異彩。

這些因素互為因果、相互強化，慢慢地，年輕人習慣了消費時去貸款，大家也習慣了年輕人用貸款去消費。

不止消費，但凡工資能做到的，貸款都能做到，作為“未來”的工資，貸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為生活的一部分。

當貸款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消費升級如約而至。

消費升級背後的驅動力

消費升級的背後，有兩大驅動力：一是中產階級的崛起，得益於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據悉這部分人群有2億人；二是消費貸款的鼎力支持，讓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觸及中產生活品質。這部分人群，也在2億人左右。

中產階級的崛起，帶來了城市消費升級，是個漸進過程；而消費貸款的普及，則發掘出下沉市場的消費潛力，表現出相當的爆發性和突發性。

下沉市場一詞，於2017年左右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眾視野，滿足了五環內人群的獵奇心理；直至拼多多來了，市場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場的消費潛力。在這種突然性認知的背後，消費貸款的爆發式增長應居首功。有了額外2億人的消費加持，消費升級顯著提速。

宏觀上看，消費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長靠消費，相比四年前提升27個百分點。

中觀上看， 50%的新車和30%的二手車銷售靠貸款，一半以上的學員貸款付培訓費，以至於汽車、教培、醫美等大額消費行業早已與金融機構緊密捆綁。

分期付款與大額消費天然契合，心理學家早就給出了答案——“一旦給出分期付款的選項，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額，不再留意合同的長度”。通過延長分期年限降低單月支出，大額消費將變得與小額支出一樣隨意。

微觀上看，消費者用貸款追求中產生活，租更好的房、買更貴的手機、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據蘇寧金融雙十一戰報，任性付當天24期分期貸款同比實現5倍增長，戴森吹風機、華為手機、iPhone新品、聯想輕薄本、西門子洗碗機等成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費，是市場經濟所有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歸宿。消費升級，為各行各業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機會。

過度負債如影隨形

任何事都有兩面性，當貸款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過度負債也必然如影隨形。大多數人，用貸款改善生活，也總會有一些人，被貸款改變生活，直至為貸款而活。

在統計數據中，國內居民槓桿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處於較低水平；但在新聞案例中、在調研報告裡，年輕人的槓桿率已讓人側目，引發無限擔憂。

越是吃不飽的人，越容易撐著。年輕人群、低收入群體，長期處於“貸款飢渴”狀態，一旦貸款變得“唾手可得”，往往會來者不拒。當秉持“每個成年人都值得1萬元貸款”的從業者打開水龍頭，消費貸款不僅是促進消費升級的美好工具，也成為摧毀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禍首。國內外，概莫能外。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曾做過一次大規模調研，數據顯示，2016-2017年間，英國城市居民消費貸款使用率為77%，農村地區略低，也高達68%。其中，15%的英國人存在過度借貸問題，在倫敦，這一數字則為17%。

從國際經驗看，對借款的倚重，已經是普遍現象，經濟越發達，借貸越普遍。從居民槓桿率國際對比看，2018年，發達國家居民槓桿率平均為72.1%，而發展中國家僅為39.9%。國民收入水平越高，負債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槓桿似乎有一種必然性，是經濟高速發展後的必然結果，為何如此呢？我們固然可以從宏觀視角找出種種理由，但為了讀者更容易理解，我想從微觀個體視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種非理性動物。

先看一個相似的例子。眾所周知，越是發達國家，肥胖問題越嚴重。從宏觀視角找原因，飲食結構與快餐文化、食品產業及輿論引導、生活節奏及工作壓力等都是理由，但具體到每個人，不過是理想身材與口腹之欲之間、理性自製與感性衝動之間，我們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罷了。

從各國經驗看，只要食品供給充足、價格可承受（小康社會的基本標準），肥胖總會發展為社會問題。如美國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稱之為肥胖。

不止歐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會的我國也不甘落後。據醫學雜誌《柳葉刀》數據，2018年我國有9000萬肥胖人群，其中1200萬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雖然世衛組織早已發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無法阻止每年280萬人“因胖致死”。

某種意義上，過度借貸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錢一時爽、還錢火葬場”，但依靠自製自律，無法阻止一個“借款人”變成“過度借款人”。於是，我們對“貸款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關注，也不再局限於對年輕人消費觀念改變的感慨，而是付諸行動，拯救那些陷入“過度借貸”泥潭的年輕人。

我們能消除“過度借貸”嗎？

好在，我們雖然不能對每個人每頓飯攝入多少熱量設上限，卻能對借款人的借款額度設上限。所以，雖然應對肥胖問題任重道遠，解決過度借貸卻並非無計可施。

先來看看監管機構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嚴打高利貸、套路貸，廢除不合理的債務，減輕還款負擔。不僅中國監管者如此，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如英國FCA曾於2014年出台規定，將現金貸總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費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內，以確保“任何借款人的還款額都不會超過其借款額的兩倍”。

二是嚴打暴力催收，讓欠錢的人也能體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權益。嚴打暴力催收，能夠給借貸行為圈定邊界，避免借貸從一種金融現象演變成社會現象。畢竟，相比貸款逾期後的不良損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會問題更加棘手難控。

三是嚴格貸款發放關，以管控多頭借貸為抓手，避免債務滾雪球。明確單一借款人的最高額度和余額，這一點最關鍵，理論上可完美避免過度負債問題。但也只是理論上，在現實中，金融機構既無從得知借款人的真實負債，更無從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負債。

縱觀這“三板斧”，確保借款人在藉貸過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是可以實現的目標，至於過度借貸問題，雖然需要監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從結果上看，更多地取決於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學家相信，“要讓消費者控制預算，需要消費者俱有驚人的自製力”。作為消費者，不能避免衝動消費，作為藉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過度借貸，內在的原因，實際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在《我們子孫在經濟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認為科技進步帶來物質的極大豐富，以至於100年後的人類將無需勞動，反而會為無處不在的閒暇擔憂:“人類自從出現以來，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恆的問題——當從緊迫的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應該怎樣來利用他的自由？科學和復利的力量將為他贏得閒暇，而他又該如何來消磨這段光陰，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

他還樂觀地憧憬道：“他們不會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賣自己，能夠使生活的藝術永葆青春，並將之發揚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實如何呢？

諾貝爾獎獲得者阿克洛夫在《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一書中寫道，“2010年，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的儲蓄，包括現金、支票、銀行存款等（這些家庭幾乎不持有債券和股票），不超過家庭月收入。”

人們依舊在為經濟問題奔波。梭羅曾在150年前評論當時的美國生活，說“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僅從經濟角度看，這句話在150年後依然適用——很多美國人依舊為債務所困，高負債的背後，何嘗不隱藏著一種平靜的絕望。

當然，並非美國不夠富強，阿克洛夫認為，這是現代消費主義盛行的必然結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長5倍，可能還是這樣的結果。

現代社會中，借貸、消費、生活，某種程度上已經融為一體。過度借貸，絕不僅僅是個金融問題，已經深深融入社會生活中，甚至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病態與常態

在很多人的觀念裡，“過度借貸”都是一種社會病態。問題是，過度借貸，似乎正成為現代社會的新常態。當“病態”變“常態”，病態還是病態嗎？

歷史學家呂思勉曾這樣總結社會風氣的演變規律，“大多數人的見解，是不能以邏輯論，而其慾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爭的。然人的見解，常較時勢為落後。人心雖以為允洽，而事勢已不容許，總是不能維持的。”

“人的見解，常較時勢為落後”，把這一精闢的總結用於負債，我想也是恰當的。勤儉節約一直是傳統美德，當年輕一代把借錢當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輩的我們，總會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風險，大談特談“借錢生活是一種病態”。

問題是，當下年輕人借錢生活，究竟是以苦澀收場的文化異動，還是開社會潮流之先聲呢？恐怕還無法斷言。把借款比作誘人的高熱量食品，誰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輕人為滿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們當然應該努力去控制高負債，但起碼就現階段而言，我們還是要學會與高負債共存——控制它，也接納它，看看社會的發展，究竟把我們帶向何處。（文| 薛洪言本文首發鈦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