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個有關“人臉識別”的案件引起人們關注。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引入人臉識別技術，用於年卡用戶入園檢票，以解決節假日高峰期指紋打卡太慢、排隊擁堵的問題。浙江理工大學特聘副教授郭兵為此將動物世界告上法庭，認為人臉信息屬於個人隱私，個人生物識別信息一旦洩露或被濫用，極易危害消費者人身和財產安全。

誰在刷我們的臉？

其實，在郭兵這“第一案”之前，很多人對“刷臉”正在逐漸習慣：小到手機支付、小區門禁、簽到打卡，大到銀行業務辦理、登機安檢，等等。事實上，人臉識別目前也是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最熱的領域之一。

“刷臉”安全嗎？同一張臉可能“刷”法不同

人臉識別簡單來說，就是抽取人臉圖像特徵，然後將抽取到的特徵跟數據庫信息進行比對，再通過比對進行識別。

在整個臉識別系統中，活體檢測即判斷捕捉到的人臉是否為真實人臉，可以說是重要技術環節。

打個比方，今年十月，上海的一些小學生在課外實驗中，拿著打印出來的父母照片，成功“破解”豐巢快遞櫃的刷臉系統，通過驗證並收了父母的快遞。隨後，豐巢取消了快遞櫃的刷臉取件功能。顯然，這樣的“刷臉”不堪一擊。

那麼，這種“刷臉”跟我們在金融支付等場景中使用的“刷臉”是一回事嗎？

復旦大學計算機學院青年副研究員陳靜靜分析認為，被破解的豐巢快遞櫃的人臉識別系統可能缺失了活體檢測系統，或者算法落後，導致系統能被照片等數字圖像欺騙。

但在金融支付等應用場景，有活體檢測嵌套在人臉檢測與人臉識別驗證中，用來判斷是否為用戶真人。

是你還是你的照片？“活體檢測”把關

此外，檢測是否活體的方式很多，精準度也各有不同。比如，通過指令，要求用戶配合完成眨眼、搖頭等動作，使用人臉關鍵點定位和人臉追踪等技術，驗證用戶是否為真實活體操作。可有效抵禦照片、換臉、面具、遮擋以及屏幕翻拍等常見的攻擊手段。

更進一步，通過立體型活體檢測（主要判斷人臉的3D性，防御手機、電腦等顯示屏和打印照片的2D攻擊）、亞表面檢測（利用亞表面散射性不同判斷人臉皮膚、防禦類人臉或非人臉材質假體）和紅外FMP檢測（在暗光環境下，利用紅外攝像頭及IR范光圖檢測）等手段，可更有效防止以假亂真。

可見，同樣一套人臉識別系統，因為算法、技術標準不同，安全性是有區別的。

人臉識別還有一個重要特徵——非強制性，也讓人們有更多擔心：用戶不需要專門去配合採集設備，採集方幾乎可以在用戶無意識的狀態下就可獲取人臉圖像。由於過度採集用戶信息、個人信息數據洩露的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有“過臉產業”的存在，個人可能在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面部特徵信息就被洩露了。

誰有權刷我的臉？

除了技術上的安全問題，人們關心的另一個方面是，你我的臉就能任意被“刷”麼？

今年10月，有報導稱北京地鐵將使用人臉識別系統實現乘客分類安檢。有評論曾擔憂地提出“別把人臉識別技術搞成現代’刺黥’”。

同樣是今年，一些能識別人臉的攝像頭步入課堂，學生逃課、打瞌睡、走神都逃不過這套系統，喚起了很多人學生時代“被支配的恐懼”，更引發社會各界大討論。隨後，教育部對此明確回應：“在校園推廣人臉識別技術要謹慎，能不採就不採。”

質疑的聲音不僅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世界多地。在瑞典，因使用人臉識別系統記錄學生出勤，一所高中接到了數據監管機構開出的2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14.7萬元）的罰單。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薩默維爾市以及舊金山，都明文禁止警方和其他政府機構使用人臉識別技術。

技術無善惡用法有好壞

但不該忽視的是，人臉識別有時又是社會安全的“保護傘”，比如，警方可以用它識別犯罪分子和失踪人員。去年張學友的演唱會屢上熱搜，正是因為在12場演唱會現場，警方通過安檢通道的人像識別系統陸續抓獲了60多名逃犯。

而據近日消息，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等24家醫院在開展整治和打擊號販子行動時採用了人臉識別技術，不少網友評論人臉識別技術這次用對了地方。

技術本無善惡，用法確有好壞。目前，我國網絡安全法明確將個人生物識別信息納入個人信息範圍，但對於信息的使用、存儲、運輸、管理仍需進一步細化。

保護隱私權人臉識別亟待明確邊界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從民事法律角度看，個人信息屬於隱私權範疇，是一項基本民事權利。既然是民事權利，那麼，在權利人信息被採集、使用和處分前，就需要明確被告知，在獲取同意權之後，才能按照約定合理使用。

當然，並非所有用戶的個人信息權利採集標準都是一樣的。就“人臉識別”案來說，首先，未成年人這塊，國家網信辦出台了相關特殊規定，孩子的信息必須由監護人來授權，未經允許，不得採集。其次，犯罪記錄，以及被公安、國安、司法部門列入名錄的特殊人群，按照網安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為了國家安全、懲治犯罪和社會安全可以不經當事人授權。最後，當事人選擇不允許採集人臉識別信息的，應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利，給予不選擇人臉識別的人群其他安檢等渠道。

如何在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中尋找平衡點？朱巍說，公共利益是個人權利讓步的重要基礎，世界各國也都是如此規定，比如美國的“愛國者法案”，就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公民隱私權，去換取整個社會的安全和國家安全。在人臉識別應用在安檢等領域，符合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公民隱私權應讓位於公共利益的效率。

從這個角度來看，郭兵的起訴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機，讓社會探討邊界，確立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