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信用卡正處在風口浪尖。10月21日，杭州警方通報，對51信用卡委託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開展調查。10月22日，51信用卡方面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經終止所有催收外包，未來催收工作將嚴格合規進行。

禍起催收，回應稱已終止所有催收外包

10月21日晚間，杭州市公安局通報稱：今年9月以來，杭州警方接上級部門線索傳遞，結合日常工作發現，“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異常投訴信息。經初步調查發現，“51信用卡”委託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國家機關，採取恐嚇、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的行為，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

10月22日6時，51信用卡CEO孫海濤在發布的博文中說，“這個風波是因為我們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對合作公司的培訓和監督不夠，導致在對借款人聯絡溝通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過激的行為，給個別借款人造成了傷害，為此我們非常抱歉。”

孫海濤說，目前51的核心管理層全部在崗在位，旗下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等核心業務均運轉正常。在後續的經營活動中，將自覺並認真接受政府的指導，嚴格遵循上市公司運作規程，進一步落實各項風控措施，杜絕一切不規範的第三方合作，並確保與各個合作夥伴之間的良性溝通與協作。

對於催收外包的處理情況，51信用卡方面22日下午向記者透露，“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經終止所有催收外包，未來催收工作將嚴格合規進行。”

51信用卡方面也表示，公司將嚴格合規運營，對所有投資人、借款人，均嚴格按照合同履行，反對任何借款人的惡意逃廢債。

股價過山車，停牌前大跌超30%

關於51信用卡配合警方調查的事件發酵。公司股價也隨之坐上了過山車。

10月21日上午，有自媒體報導，港股上市公司51信用卡疑遭警方調查，其杭州總部辦公區樓下停了多輛警車，甚至還有消息稱，51信用卡CEO孫海濤前一日已被帶走協助調查。消息傳出後，51信用卡股價盤中突然暴跌，跌幅一度擴大至40%。

51信用卡於10月21日下午1點50分短暫停牌，停牌前，51信用卡股價大跌34.69%，市值蒸發超10億港元。10月22日下午1點恢復交易，開盤股價大漲近20%。截至收盤，51信用卡股價上漲12.99%。

10月21日晚間7時許，新京報記者趕到51信用卡位於杭州西溪谷的總部辦公區附近，當時已經看不到警車的踪影。兩位51信用卡工作人員透露，“今天還在上班，沒有收到公司通知。”

51信用卡官網顯示，公司CEO孫海濤紮根互聯網創業十多年，先後創辦了“E都市”、“房途網”。2012年，創立了一鍵智能管理信用卡賬單的APP“51信用卡管家”，管理超過1億張信用卡。目前，公司業務涵蓋個人信用管理服務、信用卡科技服務、在線借貸撮合及投資服務等板塊，旗下擁有“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51人品貸”等APP，覆蓋超1億用戶。

參股了51信用卡的新湖中寶發佈公告稱，公司對51信用卡分次累計投資2億美元，佔其總股本的21.83%，是其第二大股東。公司未向51信用卡派出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未參與其經營管理，也無任何業務和資金往來。

違規收集信息曾被工信部點名

51信用卡以信用卡工具起家，希望構建以信貸撮合為核心業務的“生態”。不過，在此過程中，違規收集信息、暴力催收等負面消息也頻頻被爆出。

按照此前招股書披露的數據，2015年、2016年、2017年，51信用卡的經調整淨利潤分別約為-1.01億元、0.53億元、7.44億元，已經連續兩年實現盈利。

通過51人品貸為平台吸引流量，為51人品貸、信用卡發卡、信貸推薦等進行導流，進行信用卡及貸款推介、信用卡代償、理財等收費業務引流以賺取服務費，同時收購資訊平台，拓展邊界。直到今年上半年，信貸業務依舊佔據其收入的半壁江山。2019年上半年，51信用卡實現營收14億元，同比增長9.8%，業務收益主要來自信貸撮合及服務費（57.4%）、介紹服務費（14.1%）、信用卡科技服務費（7.9%）、其他收益（20.6%）四個方面。

此前，有不少業內人士表示，51信用卡的發展模式存在隱患，主要的風險點之一就是涉嫌違規收集用戶信息。

51信用卡主要貸款產品為51人品貸。“51人品貸”運營主體杭州尚牛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曾因“未經用戶同意收集個人信息”，被工信部點名批評。

催收江湖：4大套路要債，佣金可高達50%

委託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國家機關，採取恐嚇、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51信用卡被查，也將催收行業推至風口浪尖。

新京報記者檢索發現，“51信用卡”曾被多人投訴。旗下的“51人品貸”在“聚投訴”上的投訴量超過4000條。投訴內容包括收取高額利息、言語辱罵、通訊錄轟炸等。

51信用卡用戶被催收

頻繁接到全國各地催收電話

新京報記者聯繫上一名使用“51信用卡”APP的用戶范先生，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被催收”的經歷。

范先生說，自己有過逾期兩天沒還信用卡的經歷，“當時跟催收人員講了，晚幾天，願意承擔相應利息和手續費，但是被拒絕了。”

范先生回憶，此前每次還款時，都會收到電話，“態度特別強硬，讓你立馬還錢”，范先生跟客服人員確認好還款的時間為下午3點後，便掛斷電話。讓他沒想到的是，下午1點，電話再次響起。

范先生掛斷後，收到電話號碼屬地為全國各地的電話，“持續騷擾你”。

“催債人會從你的通訊錄裡，對你的親友、朋友進行選擇，撥打電話告訴他們，我該還款了”，范先生說，開始使用前，會進行用戶認證，“你需要點擊授權，他就會讀取你的手機通訊錄，包括你的定位，如果不授權，就無法使用。”

他補充說，一般催款人會打給緊急聯繫人，然後才打給通訊錄裡的其他親朋，“比如你有備註的親戚、朋友、同學，甚至還知道誰是你經常、頻繁通話的人。”范先生說，催收人員還會冒充國家公務人員，發一些短信。

新京報記者聯繫上3名51信用卡用戶，均曾或現在正在使用“51人品貸”產品，且有被催債的遭遇。

不過，51信用卡在公告中稱信息收集均有合法用戶授權。

催收手段多

打電話、發催收函，冒充公檢法施壓成套路

張勇（化名）在催收這個行當做了10多年，其表示，催收手段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按照銀行提供的信息打電話通知，這是合規的。但銀行提供的信息大部分無法取得聯繫，催收公司需要想辦法用合法手段把人找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挑戰，所以滋生了很多非法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事情。

第二種是發信函，類似繳款通知等。但有一些催收公司卻又利用了這一點，冒充公檢法，利用國家部門的威信給欠款人施壓。

第三種是上門要債，正規的應該是錄音錄像，同時也保護了自己。但上門要債這種方式在實務操作時也存在瑕疵，例如打人等肢體衝突事件。

第四種是法律手段起訴，但時間成本高。張勇表示，因為在實務操作上有一大串的問題，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會採取外包的形式來處理債務，效果最快，成本最低。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關於外包催收，一般逾期30天以內的催收，都是機構自己在做。而超過30天的逾期貸款，一些機構就會選擇外包催收。

楊明（化名）曾是一位催收公司的老闆，談及過往，他坦言，塗鴉噴漆（噴上某某某不還錢）、膠槍（堵鎖眼）、自製催淚瓦斯等催收手法都用過。“這主要是一場心理戰”，楊明告訴新京報記者，“曾經還請欠債人去洗浴中心談過。我們事先會關照洗浴中心的老闆給欠債人更衣箱換鎖，他要想出去，就只能請朋友帶錢過來幫他還款。”

有被催收經歷的王希告訴記者，根據他個人的經歷，催收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打電話，客氣地跟你說一套他們自己的威脅理論；第二階段，短信威脅，就是呼死你；第三階段，正規公司會給你寄律師函，而不正規的公司就開始偽造律師函。”

王希透露，現在不少放貸公司會把單子給催收，然後分成特別高，所以催收方往往會不擇手段。

王希告訴記者，有不少福建廣州那邊的催收公司，在催收時每次會編輯一條上門的信息，上面會寫好催收費、加油費、住店費等。“有時放貸人員給催收公司一筆5000元的催收款項，催收人員在催收時會找欠款人要賬5萬元。”

王君（化名）離開催收行業六年。“以前要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威脅。”王君透露，噴漆、恐嚇信等都是較為常用的催收手段。“甚至，24小時追踪也是常用的手段，一直跟著他。”

據另一位相關人士介紹，催收行業也有一個底線，即“要錢不要命”。王君亦表示“要賬要出命，得不償失”。

上述兩位人士均表示，遭遇過被催收的對象報警處理。

“不過總體來講，由於掃黑除惡，今年以來暴力催收的狀況已經很少了。”王希稱。

暴利生意

佣金可達50%，“不成功不收費”

關於分成，一位催收行業曾經的業者告訴記者，“我們之前是’百五’、’百十’，即本金的5%、利息的10%歸催收所有，現在漲了。”

據張勇了解，行業佣金一般是30個點（即催收回來金額的30%），“假設一個員工一個月能催回5萬元，10個人催回50萬元，銀行給30個點佣金，我給員工10個點，綜合運營開支10個點，老闆還有10個點的利潤。”

全民普惠信用管理公司聯合創始人羅京稱，一般催收有兩種，一種是坐席，一個人一個月給8000-10000元不等；一種是佣金制，按回款比例支付佣金，佣金比例從5%-50%不等，難度越大，佣金比例越高。

張勇表示，這個錢不好賺。行業內的一種結傭方式，是以結果為導向，不成功不收費，也因此稱催收公司都是“風險代理”。張勇舉例稱，假如一家金融機構給了催收公司1億的單子，需要100人幹活，事前金融機構不用給1分錢，而是根據最終催收回的金額按比例支付佣金，這就把所有風險成本都壓給催收公司，難免（催收）力度就有點大了。更“狠”的銀行會先向催收公司收取一筆保證金，目標達到了正常結算佣金，達不到還要扣除保證金。

“想進來做沒有兩把刷子很難。”張勇稱，催收公司業態和盈利模式有瑕疵，導致催收行業亂像不斷，外加沒有統一的准入門檻等。

新京報記者以“催收”為關鍵詞搜索招聘信息發現，催收人員的招聘市場依然火爆。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僅10月21日至10月22日兩天內，杭州地區招聘催收人員的信息就超過了30條。其中，51信用卡所在的杭州恩牛網絡技術有限公司還於10月22日發布了催收支持的招聘崗位，月薪6000至10000元。

新京報記者註意到，根據招聘網站給出的薪資標準，一名催收員的稅前薪資多在5000元至10000元。

一名從事催收行業的員工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正規的催收公司在催收過程中，一般比較注意用語，沒有暴力催收的情況，但可能也會採取給欠款人的親戚朋友打電話的方式，告訴他身邊所有人他欠款未還，通過這種方式對欠款人進行一些輿論上的壓力，讓他覺得他的欠錢行為所有人都知道，但暴力性、涉黑的催收，正規公司不敢做。

監管加碼

規範催收，同時打擊“惡意逃廢債”勢在必行

監管已註意到暴力催收帶來的問題。

今年6月，上海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規範催收倡議書》，對P2P平台的催收制度、催收外包等作出了明確規定。7月，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召開網貸行業催收問題研討會，提出設定執行與懲戒機制，重點限制電話催收、上門催收幾大主流催收方式的操作盲區；催收記錄形成日報、週報、月報，定期報備、存檔且至少保存5年；對催收從業人員進行資質認定和合規操作培訓等催收規則和方法。

在信用卡業資深研究人士董崢看來，催收是事後彌補，很難避免矛盾，金融機構如何做好事前防範、事中監督更重要，從源頭上不要亂貸。

就在51信用卡爆出被查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明確非法放貸入刑認定標準，實際年化利率超36%即涉刑事責任。關於貸後管理，意見也指出，為強行索要因非法放貸而產生的債務，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數罪併罰。

今年5月27日，新京報記者從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下稱“協會”）相關人士處獲悉，繼4月18日協會公佈了超12萬名“老賴”名單後，為切實保護出借人利益、防範化解P2P網貸風險，協會打擊“惡意逃廢債”行動有望再次“升級”。據了解，協會正在聯絡各省（市）互金行業協會，在全國范圍內向P2P網貸從業機構徵集借款主體“惡意逃廢債”名單。

而根據協會的持續跟踪發現，一些“惡意逃廢債”人群目前以“反催收”名義行著有組織、有預謀的“老賴”之實。這些“惡意逃廢債”人群中的很多人，發起、成立了各種形式的反催收公共聊天群，大多集中於QQ平台。

也有業內人士擔憂，過度打擊催收可能導致一些老賴故意不還錢的出現。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此前表示，一些P2P網貸機構的借款人存在故意逾期不還款、傳播平台負面消息、有組織地對抗催收、等待P2P平台資金鍊斷裂倒閉，從而逃脫還款義務等“惡意逃廢債”行為。該種行為不但影響了網貸平台的正常經營，加劇了行業風險爆發，而且對廣大出借人造成了巨額經濟損失。

協會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為了推動P2P網貸備案工作的有序進行、促進行業長遠健康的發展，打擊“惡意逃廢債”勢在必行。

■ 分析

“催收亂象”協會、律師如何看

一場催收風波，折射出放貸機構的催收亂象。催收亂象產生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究竟為何？催收的法律、行業底線到底在何處？新京報記者採訪了相關專家。

“盡量減少人為的催收因素介入”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張羽給新京報記者表示，“暴力催收的本質，應該是現有的信用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的不完善導致的。並且早期的民間借貸的催收方式普遍以施壓的方式進行，因為部分無法按時還款的借款人是根本沒有還款意願的，所以通過各種手段的施壓來迫使還款人增加還款意願。”

對於催收行業是否能夠走出這個暴力痼疾的問題，張羽認為，催收行業存在的所謂暴力問題，一部分是主觀形成，一部分是由於催收人員的情緒控制不當導致的。想要讓催收行業變成完全合法合規的方式，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技術手段，盡量地減少人為的催收因素介入。目前來看，大部分的催收行業的做法實際已經僅僅是提醒了，如果能夠把這種提醒式催收再通過技術手段規範一下，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避免暴力催收。

“正是由於個人可以隱匿財產，才使催收問題長期存在”，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方頌認為，對於債務人特別是老賴，法律不夠完善，執行難，仍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

此外，普惠金融這幾年的興起，客觀上助推了催收行業的亂象。“比較直接點來說，普惠金融主要服務的是次級的客戶，即原本無法被銀行服務所覆蓋的借款人群。他們的借款金額通常比較小額。但是，我們的司法流程相對比較漫長、滯後，直到現在只有三個城市有互聯網法院，其他城市連網絡仲裁都沒有。一旦出現還款的問題，適合小額的各類軟暴力或硬暴力催收現象就出現了。”方頌給出自己的觀點。

“暴力催收”打擊必須高強度，“合法催收”界定關鍵

北京金誠同達（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彭凱介紹，催收行業在國內由來已久，伴隨著金融貸款、民間借貸活動的活躍而興起，一度呼籲行業“陽光化”但未見效果。早在1995年，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下發過一個《關於禁止開辦“討債公司”的通知》；2000年，國家經貿委、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下發過《關於取締各類討債公司嚴厲打擊非法討債活動的通知》。

彭凱表示，刑法中本身不存在“暴力催收”這一罪名，催收入刑往往也是因為“暴力”引發（包括軟暴力），所涉罪名有非法拘禁、尋釁滋事、故意傷害等，也有因催收人員“轉單平賬”“買賣信息”引發的詐騙、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罪名。行政層面，近些年看，關於催收的規範，零散地見於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文件，也見於一些自律組織的行業自律公約。而民事層面，則主要涉及“侵權責任”相關，名譽權、生命健康權、人格權等。

彭凱認為，“暴力催收”打擊力度必須高強度，但“合法催收”的界定亦顯關鍵。催收機構是服務於整個金融行業的，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存在。既要“堵”，也要“疏”。而在催收之外，徵信建設與失信納入、法訴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導”的側面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