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諾貝爾獎公佈前後，國際社會都彷彿在開一場人文與科學的盛宴。對個人而言，獲得諾貝爾獎意味著自己的成就及其對人類的貢獻獲得最高認可;對國家而言，諾貝爾獎得主的數量被認為是反映了一定的國家實力。當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5年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中國接連掀起熱潮。

然而無法否認的是，中國諾獎得主寥寥無幾。在“思想經濟”火熱但國內諾獎得主稀缺的背景下，外國諾獎得主越來越受到青睞。他們受邀出席各種活動、開設工作站或實驗室、成為企業顧問或者合夥人，這背後甚至催生出一門生意。有人批評他們來華“走穴”，將“學術功利化”，聲稱中國人正在高價繳納“智商稅”;但也有學者認為，不必對此太嚴苛，這說明中國知識市場擁有巨大需求。事實上，追捧諾獎得主的現像不僅發生在中國。

在華活動有些變味？

本月，日本科學家吉野彰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年獲得19個諾貝爾獎，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之類文章再次引起中國社會關注。在日本《鑽石周刊》近日的報導看來，這既是中國對鄰國的羨慕，也是對目前教育體制和追求功利的社會風氣的反省。“中國人的諾貝爾心結。”美國《紐約客》雜誌曾經刊文說，多年以來，中國人一直渴望獲得諾貝爾獎，將該獎項視為衡量“國際尊重”的標尺。

在中國，諾獎得主屬於“稀缺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外國諾獎得主近年來在國內受到熱捧。去年8月，北京崔各莊論壇暨諾獎成果轉化高峰論壇邀請6名諾獎得主參加。今年9月，在成都舉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邀請了6名諾獎得主。10月底將在上海舉行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據稱已邀請到至少兩位新晉諾獎得主。據媒體披露，一些外國諾獎得主來華行程往往被安排得滿滿噹噹，有時要在一周之內拜訪十多家企業和機構。

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元豐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如今，有諾獎得主參加的學術活動往往被認為層次更高;有他們掛名的科研項目能爭取到更多資金支持;他們參與的商業活動容易受到更多關注。根據深圳的相關政策，建設諾獎實驗室可獲得最高1個億的資助。

王元豐認為，“知識經濟”或者說“思想經濟”的火熱反映出中國人想與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進行交流的強烈願望。他們的到來能讓更多民眾接觸到這些本以為是遙不可及的人物，有機會聆聽他們的思想故事。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諾獎得主來中國參加活動確實給國內學者和相關機構帶來了新思維、新理念。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其中一些活動已經有些變味。

這背後催生了一個產業鏈。以2014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挪威人愛德華·莫索爾為例，有媒體經梳理後發現，他今年來華的頻率幾乎達到每月一次。在中國，莫索爾被高校聘為講座教授，被學術機構授予名譽頭銜，設立工作站，被企業聘為科學顧問。再比如，近3年來，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美國人蘭迪·謝克曼在華設立的工作站有至少10家。與他合作的機構包括大學、民營醫院、投資公司、化妝品公司等。一些諾獎得主不僅參加學術論壇，也出席房地產活動。

有媒體披露說，諾獎得主在華參加一場活動的報酬可達到上百萬。然而，不少活動與科學無關，他們的演講也時常被聽眾吐槽乾貨不多，在華的一些合作項目甚至脫離了其本來的專業特長。

身兼數職、開設多個工作站、四處參加活動，這些外國諾獎得主能為中國帶來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嗎？中國人是在繳“智商稅”嗎？王元豐認為，我們應該對諾獎得主少一點過度與盲目崇拜，多一些務實理性的態度。諾獎得主在其研究領域取得傑出成就，並不代表他們是能在各領域通吃的“全才”。

張頤武則表示，對於諾獎得主刮起的“思想經濟”旋風不必以過於苛刻的眼光看待。對國內邀請方而言，出場費不僅代表對這些大咖的認可，也代表中國的知識與思想市場存在巨大需求，比其他國家開出的價格高一些無可厚非。外國諾獎得主頻繁到中國訪問與交流，也說明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學術科研成果和公共交流氛圍越來越認可。“現在，對於這股風潮有質疑的聲音，恰恰說明中國公眾正在以更加客觀理性的視角看待此事。從長遠來看，諾獎得主在中國的活動及其得到的報酬將趨於正規。”張頤武說。

印政府辦活動請諾獎得主，“形式大於內容”

諾獎得主在印度同樣吃香。該國與諾貝爾獎的淵源可追溯至上世紀初。1913年，印度著名作家、詩人、思想家泰戈爾以《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此獎項的亞洲人。今年，出生在印度、現為美國籍的阿比吉特·班納吉以“扶貧經濟學”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2017年舉行的“活力古吉拉特全球峰會”上，印度政府一口氣邀請了9名諾貝爾獎得主出席峰會開始前的暖場活動“諾貝爾對話”。按照時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魯帕尼起初的想法，他們希望至少邀請12至15位諾貝爾獎得主出席。根據印度政府在活動結束後發表的新聞通報，與會者通過激烈討論，一致認為“印度具有成為科學大國的潛力，未來應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增加投資”。一場陣容華麗的“諾貝爾對話”以一個似是而非的通報結束，很難讓人感覺到這些“學術大咖”進行了有意義的專業交流，更不用說對古吉拉特邦或者印度發展有指導性建議了。

類似例子不少。201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舉行的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年會暨展覽會上，印度邀請印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蒂亞爾蒂作為主賓參觀了印度館並發表簡短講話。這場活動當時在印度引發了轟動。

“可能這就是印度政府希望利用諾貝爾獎得主傳遞的’明星效應’，形式大於內容。”印度分析人士戈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某種意義上，政府需要諾獎得主對其政策進行背書，老百姓對此也喜聞樂見，“但相關活動結束後往往就沒有下文了”。

剛獲獎的班納吉如今已是印度家喻戶曉的人物。《環球時報》記者在鬧市區裡與幾名印度人交談，多數都能說出班納吉是誰，並坦言“是從最近幾天的報紙上知道他的”。言談間，他們對班納吉獲得諾獎感到無比自豪，不過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扶貧經濟學”到底是什麼。

22日，莫迪會見班納吉。印度總理當天在社交媒體上稱讚他們在諸多議題上進行了“有益、廣泛的交流”，並說“印度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有意思的是，就在不久以前，班納吉公開表示印度經濟正處於“危機狀態”，嚴肅指出消費下降、需求疲軟對國家經濟造成傷害，並斷言莫迪政府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作用有限。印度商工部長戈亞爾19日指責班納吉是個“徹頭徹尾的左傾主義者”。

對於諾獎得主在印度的“出場費”，一名新德里公關界人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這是商業秘密”。他稱，此前，一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印度出席一場文化活動時，只象徵性地收取了“少許”出場費，“但也有一些人，需要高昂的出場費才能請得動”。這名人士還披露說，有些機構專門組織類似“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的活動，邀請感興趣的人與諾獎得主共進晚餐。這樣的活動有的是在印度辦，有的在海外舉行。“當然，此類活動肯定要價不菲。”他說。

在德國“出場費”一般5萬歐元起

“沒有消失的’諾貝爾效應’。”德國《焦點》周刊近日刊文稱，已經走過近120年歲月的諾貝爾獎，獎金不再是其最大的焦點。今年，諾獎得主可獲得9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660萬元)，如果與其他人共同獲獎，那麼獎金還要平分。顯然，這筆錢對許多獲獎者而言不再意味著“巨大財富”。然而，諾貝爾獎帶來的效應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獲獎意味著打開了一個“寶藏”。

德國克萊斯塔爾公關公司主管漢斯曼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概括說，所謂“寶藏”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推動職業前景，比如文學獎得主的書籍幾乎都會成為暢銷書;二是獲得各種名譽職位，比如榮譽教授、協會理事等，此類職位工作量少，但收入往往不菲;三是參加主題演講、學術交流等活動，諾獎得主在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演講一般最低價是5萬歐元，要價10萬也是常事;四是與企業進行實質合作，比如出售專利、技術等，或成為公司合夥人，在這方面主要獲益的是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獎、化學獎獲得者。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德國大型企業和各類機構也喜歡邀請諾獎得主出席活動。一家汽車集團新聞官對記者表示，諾獎得主都站在某一領域的“金字塔頂端”，他們不僅在學術上出類拔萃，而且德高望重。他們既能帶來名人效應，又能幫助提高企業聲譽。

諾獎得主出席活動一般都要收取“出場費”，但也有例外——對於1951年創辦的德國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他們不僅不要錢，還主動要求參加。《環球時報》記者曾參與報導過這一大會。活動為期一周，每年6月最後一個週日開幕，7月初結束，每次大約有40位諾獎得主和600名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科學家參與，其宗旨主要是給青年學生提供與頂尖學者面對面深入交流的機會。

大會是純公益性質的，經費主要來自企業贊助，僅為前來參會的諾獎得主承擔旅行費用、參加會議期間以及會議結束後在林道停留一兩天的相關費用。大會一名負責人曾告訴記者，與會諾獎得主看重的是這一活動的價值，即對年輕科學家的扶植。

“諾貝爾獎不是科學家的全部”

漢斯曼認為，亞洲已成為“最受諾獎得主歡迎”的地方，一方面因為它經濟發展迅速，未來很有可能是全球政治和經濟中心，另一方面由於諾獎得主數量很少，因此其“諾貝爾獎經濟市場”很大。

“年長，男性，美國人——這是典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德國《哥廷根日報》曾稱，諾貝爾獎已經成為“美國的獎項”，而非洲和亞洲則很少有人得獎。有資料顯示，美國諾獎得主有383名，英國人133名，德國人109名。亞洲最多的是日本，有28名。

德國“第一先生”紹爾是一位著名的量子化學家。他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德國獲得諾貝爾獎次數少的原因。紹爾說，德國在頂尖科研上沒有明確目標，一些科研計劃並不以追求諾貝爾獎為目的。德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更重視平衡發展。而美國的機構則很有針對性地對科研項目進行資助。這位曾被提名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表示，諾貝爾獎固然美麗且引人注目，但它不是衡量科學力量的唯一尺度，“諾貝爾獎不是科學家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