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這個名字冠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前，他最廣為人知的名號是“全球商業暢銷書作家”。2011年，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妻子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合作撰寫的《貧窮經濟學》（《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一書在全球廣受好評，獲得了2011年《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商業書籍獎。

一部關於扶貧政策的微觀經濟學的書，出人意料地收穫了全球的關注。而巴納吉對全球上十億日花費不足一美元人群的關注，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榮譽——諾貝爾獎。

今天揭曉的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巴納吉、杜芙洛及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委員會稱，他們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消除全球貧困的能力”。

讓巴納吉最終獲得諾獎殊榮的，正是他一直以來致力的扶貧政策實證研究。他小時候生活在加爾各答的一個貧民窟周圍，在印度度過了人生的前22年。這一與生俱來的底色，也讓巴納吉的研究帶著了濃重的實幹主義色彩。

“扶貧實驗室”

在《貧窮經濟學》問世之前，經濟學家對扶貧的看法一直呈兩種分歧：一種以美國的杰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使窮人貧窮的最大因素是貧窮。如果外國援助能夠使他們擺脫貧困陷阱，足夠堅持地足夠久，使他們擺脫阻礙發展的疾病、無知和債務，那麼不久之後，他們就能為自己解決問題。

而以美國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為代表的另一派則認為，真正的問題不是貧困，而是援助本身，這會形成一種“依賴文化”，這種文化使窮人保持貧窮，讓他們無法看到通往富裕的唯一真正的道路——自由市場。

巴納吉則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更多是出於爭論和猜想，而不是經驗。扶貧援助的預算往往高達數十億美元，但真正分析其成果的研究很少。

他和迪弗洛就提出，更好的方法是藉鑑製藥行業的方法，對不同類型的援助進行隨機對照試驗。他們在2003年建立了一個扶貧行動實驗室，截至2010年，其研究人員在40個國家/地區進行了240多次實驗，試圖找出真正有效的扶貧方法。

結果讓大多數人大跌眼鏡。例如，免費或有補貼的蚊帳、水氯化片（用來淨水）、學校教育或避孕藥的發放，經常被莫名其妙地拒絕使用。這些可以拯救生命的贈送品，卻遭遇了令人費解的冷漠對待。

而廣受讚譽、認為是解貧靈藥的小額信貸，事實上也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具有革命性。但是巴納吉也並沒有急著把此前的結論一竿子打翻，因為他發現，對援助的提供機制進行微小的調整，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其效力。

例如，在播種時向肯尼亞農民提供半價肥料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沒有在收穫期攢下足夠的錢來購買。但是，在收成後，農民有了負擔能力，此時向農民出售全價化肥券，等到播種時再兌換成肥料，可以使肥料用量增加50%。

當援助手段能考慮到受援助者生活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重新精心設計之後，援助才會開始像杰弗裡·薩克斯想像的那樣發揮作用。

“這本書不會告訴您援助本身是好是壞，但是會說出特定的援助實例是否有好處。” 巴納吉和迪弗洛寫道。他們的研究最強調的一點是，援助並不是黃金箭，並非都能正中靶心。

貧窮的經濟學的這個案例說服力極強，任何人在閱讀後都無法不同意。而更令人驚訝的是，這本書顯示出，發展中國家和英國的貧困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如何幫助哈特爾浦（Hartlepool，英格蘭城市）或格拉斯哥（Glasgow，蘇格蘭城市）的窮人。

這項研究也讓我們發現，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窮人並神秘，他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也和我們一模一樣。

窮人為什麼總是做出錯誤選擇？

“我認為真正的最大區別是，”巴納吉說，“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東西，而我們卻忘記了政府花了多大功夫強制和維持這些東西。英國最貧窮的人喝著很高品質的水，這不僅僅是神賜予的東西——17世紀的英國的水質非常差；也不是說英國有某種純淨的水源，而西非國家馬里則沒有。只是英國的水已經被為其設置的系統淨化了。” 如果每個人都像窮人一樣，要花費力氣去淨化飲用水，我們可能也會變得滿不在乎。

同樣，英國父母在給孩子進行免疫接種方面可能比印度家長做得更好——但我們不應該決斷他們就更為謹慎。“如果你不讓孩子接受免疫接種，他們可能無法上學，也可能無法使用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國家提供這些服務，有權利來約束公民，這一事實非常重要。貧窮的國家無法提供服務，約束公民更是無從談起，如果你不給我任何東西，我憑什麼要聽你的話？”巴納吉說。

巴內吉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在沒有強迫或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會做明智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美國對超級自由主義的推崇，造成了扶貧措施很難奏效，也是為什麼我們無法做出良好決定的原因。”

窮人對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措施的抗拒，通常是出於人類天性的普遍真理，即“時間不一致性”，他解釋說。“這非常簡單。這意味著，你今天想執行並打算堅持很多決定，但當你開始堅持一部分決定的時候，你就不想再繼續了。我認為絕大多人，當然包括我在內，都難以抵抗甜食。”他說。

“我非常堅信，我不應該吃太多的甜食，但當我看到甜食的時候，我又很想再吃一個。你的反應和行動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時間差，這是我們生活中永久存在的張力。” 如果援助假定窮人將永遠做正確的事，那就像我們在每年初購買的健身房會員一樣，可能是一種浪費。

該書列舉了時間不一致的一個加劇因素：皮質醇水平過高，皮質醇是由壓力產生的激素，窮人身體中普遍存在，它削弱了衝動控制。巴納吉澄清說，“但我也認為，有必要強調衝動控制的一部分是意志。” 衝動控制部分和神經系統有關，但這也仍是間接證據。

巴納吉在印度從事貧困行動實驗室的研究項目

“如果你的生活狀態一直都很差，我不確定人們會不會去考慮控制衝動。如果你像我一樣，有很大的雄心壯志，並且認為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有可能去實現，你在面臨誘惑方面的表現可能就會完全不同。但如果我感覺，我所期望的東西從未得到過，那我還控制我自己幹什麼呢？這樣想完全合理。”巴納吉說。

“窮人看上去總是做出錯誤選擇，好像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上述機制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他們看上去不太在乎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幾乎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可能，而這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你知道你永遠沒辦法爬上那座山，那你可能就不會嘗試了。推動岩石去嘗試，最後讓它砸到你身上是毫無意義的。”他說。

從加爾各答到斯德哥爾摩

巴納吉本人，即是希望和信念力量最好的例子。

他於1961年出生在加爾各答，長大的地方隔壁就是貧民窟。小時候，他經常羨慕貧民窟的孩子們可以自由玩耍，而他則必須待在家裡學習。當時，他是一個絕對的後進生，學校也抱怨他拖了後腿。

但是他的父母——兩位學術經濟學家——都拒絕接受這一觀點，並堅持認為問題在於學業太簡單了，所以就讓巴納吉跳級。這一操作卻讓巴納吉對學業產生了興趣，在加爾各答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畢業後，最終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

他像傳統的學者一樣低調審慎，回答問題之前思考經常思考很久，然後給出了非常準確和審慎的答复。但是他的書無疑是現代的，並且巴納吉說，他的書也歸功於此前的一系列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Malcom Gladwell的《異類》（Outliers）和《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這些暢銷書已經普及了複雜的話題，這是沒有簡化表述它。

巴納吉和妻子迪弗洛

《貧窮經濟學》的寫作非常優美，像是一個柔和的聲音在對你說話，似乎不像是兩個人共同創作的。事實上，最終寫作也是巴納吉一人完成的。他解釋說，迪弗洛具有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呈現的強大能力，而他的工作則是理順句子，讓它成為一體。

巴納吉的寫作既不像學究派，也不像反貧困運動家。他對繞口的學術表述敬而遠之，對行動主義也持保留態度，不知是什麼動因促使他從事扶貧研究。

“我認為這兩種方法都比我的工作方法更為宏大。我的背景是純理論和數學理論，因此我的背景非常像受過訓練來提出和解決難題的人那樣。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想要的窮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事實是恰恰相反的，但這並不是我從事這一研究的原因，而是因為我了解這些經濟學理論，為什麼不把它用來幫助理解我身邊看到的現象呢？”

扶貧先行

他承認，如果有一個解決世界貧困的萬能答案，那是再好不過的。“當然，是的。如果我們有一個萬能的解決方案，那肯定會更容易受到關注。沒有人願意知道，實際上我們有一千個小問題，我們需要弄清楚如何解決每一個問題。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巴納吉說。

儘管如此，《貧困經濟學》還是獲得了《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商業書籍獎。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扶貧的有效性也顯得更為重要。

“我認為，援助的真正價值在於促進和深入研究某些事物，並推動創新。”巴納吉說， “這是中央政府一直沒能做到的事。為什麼？因為這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失敗，還可能是多次失敗。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宣稱：昨天我挽救了兩百萬條生命。我有點擔心，如果政治壓力變得更大，只有這種聲音能存活下來。而我卻認為，援助真正具有附加值的地方（這是各國政府不能做到的）是促進顛覆性的創新，現在這越來越難維持下去。”

巴納吉的書表現出了對政治的疏離。巴納吉對根深蒂固的一個共識進行了挑戰——貧困的唯一根源在於不良的治理和腐敗，除非民主和透明達到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否則他們的人民將持續陷於貧困。

巴納吉認為，援助可以產生重大影響，而無需先等待政治改革——這一觀點被指低估了權力的重要性。

“我認為人們有點誤讀了我們想說的話。”他回應稱，“我不認為我們在說政治不重要。你知道，如果你在朝鮮，我們沒辦法說任何話，這就是事實，我們不會假裝這不是問題。對於朝鮮這樣的國家來說，讀我們的書也完全沒有意義。”

“我想我們要說的是，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雖然政治上也並不完美，但是承擔政治角色的人仍然有一些想法，他們想要合法性。他們可能是腐敗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想要合法性。他們想要合法性是因為，例如，他們想繼續掌權，以便可以竊取更多錢。”他說。

他以19世紀的美國為例，儘管美國“極度腐敗”，但仍然設法成為經濟超級大國。

“因此，我們不應該太過確信懷的政治體制替丁導致經濟停滯，我們需要學習與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合作，而不是想：讓我們首先解決政治問題，然後再解決其它問題。我不相信過去2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事情就是這樣運作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我們並不是說政治不重要。我們當時在說：不要認為不良的政治環境就讓人無所作為。”

“讓貧困成為歷史”，是一個聽上去很鼓舞人心的口號。巴納吉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世界足夠富裕，但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生活在應該完全無法接受的條件下。人們生活在垃圾堆裡的情況不應該發生。所以我們不應該放棄這一美好目標。”

他話鋒一轉，“我們能讓所有的貧困成為歷史嗎？我認為不能。但是，我們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極端和嚴重的貧困嗎？我想是的，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本文經由志象網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