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正是棉桃吐絮的時候。新疆尉犁縣102萬畝白茫茫的棉花田，把來自湖北的劉俊和來自安徽的馬洋洋聚到了一起。車隊裡幾台植保無人機是他們識別彼此的信號。在長達一個月的棉花採摘季中，像劉俊和馬洋洋一樣的上千名植保無人機飛手，從全國各地奔赴新疆，操作無人機為棉桃初吐的棉花植株噴灑脫葉劑，讓棉花在同一時段內吐絮、成熟、落葉，方便機器統一採收時減少雜質。

白天，他們頭頂烈日、腳踩泥土，奔波在田間地頭；晚上，他們喝著啤酒、擼著羊肉串，相互交流經驗。無人機用於農業植保，從被懷疑，到逐漸被接納，成為農業生產中降本提效的重要工具，這背後不僅是農業的精準化和智慧化，也寄託並記錄著這一群年輕的植保無人機飛手們的職業夢想和成長軌跡。

“我是一個職業農民”

2015年，21歲的馬洋洋還在玩航模，而29歲的劉俊已經開了幾年的收割機，但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到了無人機飛防（通用飛機噴灑農藥的一種大面積、短時期壓低蟲口密度的有效方法）的前景。馬洋洋曾經自己嘗試組裝無人機並進行農藥噴灑，但最終因缺乏專業知識而以失敗告終。劉俊在農忙間隙也自己上網找配件，琢磨組裝機，但鑑於市場不成熟只能作罷。

這一年正處於農業植保無人機引起廣泛爭論的階段，大部分農戶對無人機打藥的效果持懷疑態度。然而，航模愛好者和傳統農機手出於經驗和好奇心，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父親一次累倒的經歷，讓劉俊看到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嚴重性。2017年的某一天下午，劉俊的父親去給自家的田地打農藥，直至天黑仍未歸家。焦急萬分的劉俊找到了田裡，發現父親正癱坐在樹下，氣喘吁籲。“我們家的地很少，原本兩個多小時就能打完藥，我爸卻打了四個小時。”劉俊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憶道，“我自己嘗試過人工打藥，但我一個年輕的小伙子都受不了，特別辛苦”。

不願讓父親再辛苦打藥的劉俊，基於前兩年的市場觀察，下決心購買了市面上一款比較成熟的植保無人機產品。“之前做收割機也是全國各地去收割，跨區作業，用無人機也是繼續走農機這條路，又能解放人力，具有經濟價值，更何況我手上還有一些大戶的資源。”劉俊向記者說道。

尋找到創業機會後，劉俊接受了培訓，並帶著無人機回到了湖北老家，卻沒料到吃了“閉門羹”。“我自己家的地，我爸都不讓我打，覺得無人機噴灑水量太小，擔心太陽一曬蒸發就沒效果。”在自家碰壁的劉俊，唯有在村里免費為別人家的田地噴灑農藥，藉此機會練手。而如今，隨著農戶對無人機的信任度提高，通過無人機植保作業，劉俊一天的收入就能達到幾千元。

1994年出生的安徽飛手馬洋洋也有相似的經歷。他告訴記者：“年輕人總是排斥種地，想要遠離’農民’這兩個字，但後來走上無人機植保這條路後才發現，種地並沒有那麼苦和累，也沒有想像中那麼不掙錢。種地還是挺掙錢的。相比於去工廠打工，做無人機植保相當於乾半年的活、賺一年的錢。”他笑稱，“我們現在屬於職業農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2012年國務院印發的1號文件《關於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就曾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國內主要植保無人機廠商極飛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龔檟欽向記者表示：“職業農民應該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專業的生產技能、科學的思維、終身學習的心態和與外界連接的能力。新工具、新技術的應用，能讓原本封閉、孤立的生產者重新回到農業價值鏈的中心。”

另一植保無人機廠商大疆的公關總監謝闐地則向記者分析稱，職業農民分為兩種類型，除了擁有土地資產的農業業主之外，還有專業農民，後者能在種子、植保、收割、農產品貿易等方面向農業業主提供專業的服務。“這樣的分工是更高效的，也是更受人尊重的。”謝闐地說道。

“紅利期似乎已過去”

業內普遍認為，2016年是農業植保無人機的分水嶺。

2016年之前，農戶對無人機基本持看熱鬧的態度，圍觀無人機打藥成為農作間隙的消遣，他們好奇的問題也僅限於無人機能飛多高、飛多遠等。而2016年以後，隨著無人機作業效果得到認可，無人機植保服務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作為第一批從事無人機植保服務的飛手，劉俊坦言：“2017年到2018年是行業紅利期，那時候植保隊少，服務價格高，但如今已經不一樣了。”今年以來劉俊明顯地感覺到，這個行業已經不再是新興行業了。

隨著植保無人機研發技術的提高，自動確定航線、智能化精準噴灑等功能已經唾手可得，“傻瓜式”操作讓行業門檻逐漸降低。“現在進來的年輕人太多了，門檻很低，他們對行業期望值太高，但進來之後才發現無人機很快就會變成很傳統的東西。”劉俊說道。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新疆尉犁縣的棉花脫葉劑噴灑現場看到，在飛行參數設定完成後，無人機可以實現自主飛行，植保隊只需要在電池及農藥臨近用盡時及時更換即可。除非出現突發或特定情況，人工介入行為比較少。飛手們甚至可以在無人機起飛後離開作業區域四處閒逛，劉俊也向記者坦言自己在植保作業期間“十分鐘有八分鐘在玩手機 ”。

門檻的降低，讓年輕人對新技術的接納度和快速掌握能力不再成為優勢，植保無人機的使用者從以90後為主，逐漸向60後和70後傾斜。此外，低門檻也讓無人機植保行業湧入了大量從業者，競爭趨於激烈，植保服務價格逐漸走低。記者了解到，2017年無人機植保服務的平均價格是8元~10元/畝，而到了2018年已經下降到6元~8元/畝。無人機植保服務行業甚至掀起了價格戰，不少新入局者刻意壓低價格搶奪農戶訂單，導致市場價格混亂、作業質量也參差不齊。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原本接受植保隊服務的農戶及大農場主，已越過植保隊“中間商賺差價”的環節，轉而自己購買無人機為自家農田進行噴灑作業。在新疆尉犁縣擁有3500畝棉花地的農場主張林，今年7月份剛剛購置了兩台無人機，他向記者表示：“以前接受植保隊服務時，存在不夠及時的情況，所以就決定自己買。”

記者在張林的棉花地看到，原本被張林雇來開拖拉機、打藥的工人，如今已經搖身一變成為無人機飛手，在棉花地旁陰涼的樹蔭下，熟練地操作起無人機。儘管頭頂銀髮，但打藥效果絲毫不遜色於年輕人。

單純飛防較為廉價

激烈的競爭正是考驗從業者智慧的時候。有人把無人機當作與傳統農機無二的工具，也有人把無人機當作創業的平台，利用自己的商業思維和專業知識，為業務增值。

馬洋洋告訴記者：“每年都有很多植保隊倒閉，也有新興的力量不斷進來，而保持我們自己競爭力的方式，就是要了解農藥和農作物，採用專業知識去進行植保服務，比如噴灑棉花脫葉劑的藥量、飛行高度、速度、噴幅等參數，都需要長時間的試驗和積累。”

“有時候農戶問你打什麼藥、什麼時候打效果最好、打完幾天見效果、打完幾天能收割，要是一問給你問傻眼了，以後就不找你打了。”馬洋洋說道。

在馬洋洋的職業經歷中，有大型農戶會直接打電話預訂植保服務，而農戶本人甚至都不來地裡監督，只是簡單地在電話中描述一下農作物要治什麼病，或者防什麼蟲。“我們到地頭一看蟲型和發病率，用什麼藥、用多少藥全部都心裡有數了”。馬洋洋說道。

劉俊也認為單純的飛防是廉價的。他表示：“在所有的農業生產活動裡，只有打藥的時間是最長的，也是最累的。我們這個行業，如果不懂得專業的農藥知識，很快就會被淘汰掉。只會操作一個無人機、簡單地撒個藥，沒有任何的附加價值。”

如今，劉俊已經把無人機當作一個農資服務的切入口。他分析道：“農資服務有農藥、種子、化肥等，這些都是有利潤空間的，是植保隊可以切入的方向，幫農戶進行全程託管。”他舉例稱，農藥的利潤在所有農資裡佔比最大，而植保隊通過帶藥服務，就可以獲得更大的增值。

而從廠商角度而言，給予用戶專業知識的培訓和引導也是工作的重點方向。謝闐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當農戶願意接受更現代化的種植、養育和收割方式之後，植保飛手能提供的服務是多樣且增值的，服務單價是可以要得更高的。大疆鼓勵植保隊去做額外的增值服務，做增量用戶的拓展而並非搶存量用戶，同時重視作業質量以建立自己的品牌。”

隨著九月結束，新疆的棉花脫葉劑噴灑作業也進入尾聲。結束一個月的作業後，劉俊打算慰勞一下自己，順道去西藏玩一圈，再返回老家湖北。他將在湖北老家繼續以發傳單、發卡片的方式推廣自己的無人機植保服務。馬洋洋也將返回安徽，也要開始準備下一個農忙季節的跨區作業了。去年，他曾奔赴多地，給安徽的小麥、東北的水稻、海南的荔枝進行過無人機植保。

而在新疆尉犁縣的棉花田，噴灑完脫葉劑的棉花在光溜溜的枝幹上肆意地綻開飽滿的雪白色棉桃，正靜待採棉機的採摘。棉農們也期待著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