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來，幾乎所有互聯網巨頭都發生過內部腐敗，涉案人數總計超過650人。也許正因為這個“黑名單”系統的存在，數位因貪腐入獄的互聯網前高管，出獄後都選擇了自己創業。“互聯網公司的貪腐，很多時候真的是因為人手不夠。如果靠互相監督，比如請雙倍的人，企業成本又會比貪腐的損失大。”

過去兩個月中，螞蟻金服、美團、360、小米、滴滴出行、百度等互聯網公司的四十餘起腐敗案件，隨著判決書和內部郵件的公開，被擺到了檯面上。

互聯網公司的貪腐，八成發生在“看門人”身上。“看門人”是指從事採購、運營和招投標的一線員工。他們可能職級不高，卻掌握著對供應商的選擇權和議價權。

對千千萬萬的小供應商來說，想要登上互聯網巨頭的“大船”，必須先敲開他們這道門，由此衍生出了行賄、刷單等行為交織的灰色地帶。

互聯網反腐其實早從2011年就開始了。當年2月，阿里巴巴B2B公司大批欺詐事件曝光，牽涉一百多名員工，時任CEO衛哲等高管引咎辭職（詳見本報2011年2月27日《阿里巴巴與兩千大盜》） 。

此後，每年都有互聯網腐敗案件被曝光。根據公開信息統計，八年來，幾乎所有互聯網巨頭都發生過內部腐敗，涉案人數總計超過650人，他們之中有些人被辭退，有些人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刑。

2018年至今，這類案例越來越多。一年半以來，涉案人數超過340人，佔過去八年的一半以上。

為何互聯網公司內部腐敗案逐年增多？為何漏洞難以堵住？

南方周末記者先後聯繫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小米、攜程、去哪兒、滴滴出行、大疆等2019年被公佈貪腐案件的公司。其中超過半數拒絕了採訪，僅有百度、京東、滴滴出行和攜程給予了書面回复。

反腐八年

2019年7月17日，360知識產權部一位總監被曝收受多家代理商賄賂，周鴻禕在朋友圈發了一組匕首照片，配文“要用最鋒利的刀子將這些腐爛的肉切掉” 。

但刀子怎麼切呢？互聯網公司反腐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設立專門的審計部門；二是對舉報和拒絕受賄的員工給予獎勵；三是成立行業組織，共建“黑名單”。

在攜程，審計部直接向集團董事會匯報，專人負責公司舉報電話與舉報郵箱，其他個人和部門均無權接觸。京東的監察部直接向集團CEO匯報，反腐團隊由從事過公安、反貪以及其他專業訓練的專職調查人員組成。

在獎勵方面，京東設立了每年1000萬人民幣的反腐獎勵基金，獎勵舉報違規的行為，拒絕受賄的員工也會被獎勵賄賂金額的50%，升職加薪時被優先考量。滴滴出行對於內部舉報或拒絕受賄的員工最高獎勵10萬元，目前已經獎勵了數十人。

2017年2月24日，由京東倡議，聯合騰訊、百度、美團等企業發起了首個反腐行業自治組織“陽光誠信聯盟”，目前成員三百餘家，60%為互聯網企業。其網站上線了“失信名單共享系統”，通過該系統，成員單位可共享腐敗人員“黑名單”。

2018年德邦快遞一位運營經理收了一位供應商一萬多元賄款，後來離職到了京東，也把這個供應商帶到了京東。德邦快遞發現後告知京東，辭退了這個人。

去哪兒方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HR在錄用新人時，都會先查這個系統，看看這個人在不在“黑名單”上。

也許正因為這個“黑名單”系統的存在，數位因貪腐入獄的互聯網前高管，出獄後都選擇了自己創業。

除了這三種普遍方式以外，各家企業也有其他的反腐辦法。

比如攜程要求每年全員必須完成反舞弊及合規培訓，並要求100%考試通過。京東實行管理層ABC問責制，除涉及腐敗的員工被辭退外，其直接管理層和間接管理層也會被問責處理。

為了學習反腐方法，2018年新年，十三家內地企業一起組團參觀了香港廉政公署。2019年春節，京東又組織員工參觀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用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警示員工腐敗的後果。

在“廉潔京東”微信公號裡，有劉強東的自述，他說大學時曾買下一家餐館創業，結果因為收銀員、大廚和採購人員貪污，做垮了餐館。所以他格外重視反腐，“如果公司懷疑你貪污10萬元，就算花1000萬元調查取證，也要把你查清楚”。

漏洞在哪

京東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記者，互聯網行業高速迭代，業務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導致腐敗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往往隨著新業務不斷推陳出新，一般業務拓展期也是監管薄弱期間，易於腐敗的滋生。

最容易出現腐敗的地方是採銷、營運及招投標環節。某些供應商為了獲取流量和客源，往往會利用監管環節上的漏洞，以回扣、返點等方式向平台的採銷人員進行利益輸送，而且手法隱蔽、形式多樣，有時甚至內外勾結，監守自盜。

受賄是最普遍的貪腐類型。在2019年被曝光的案例中，包括百度“百家號”業務人員收好處費三十餘萬元、小米市場部負責人索要高額好處費、美團市場部三人受賄以及螞蟻金服兩位員工受賄一千三百餘萬元。

2018年8月，京東公佈了一組反腐通報案例，16個案件中13個是受賄行為，涉及的部門包括西南城市配送業務、華中大件物流部、金融部、男裝和奢侈品採購部、童裝部、女裝部、配飾部、大家電運營部、生鮮部和人力資源部。

滴滴風控合規部的一名廉政調查員，在回憶文章中說，自己曾是一名當兵近20年的中校團級幹部，做了風控的調查員後，看到了很多人受賄的“第一次”：簽下朋友李某的一批停車位，收到事後9000多元的感謝費；為貸款銷售經理方某和租賃公司牽線搭橋，收到方某3000元；想神不知鬼不覺地挪用供應商返還公司的2000元錢搞團建……

滴滴員工拒絕受賄的禮品最常見的是現金、微信紅包、禮盒卡券，也有千奇百怪的比如大活魚、活林蛙，甚至有人上報說對方從自家葡萄藤上摘了幾串葡萄送他。

受賄之外，最常見的違規行為是成立關聯公司。

在最近曝光的案例中，百度智能雲的兩名員工勾結外部人員，設立不必要的中間交易環節，引進其中一名員工妻子持股的公司謀取私利。小米市場部一名員工，將公司業務交給親屬持股的公司承攬。

京東曾通報，男裝及奢侈品部一位採銷經理通過行賄一位部門同事，引進其弟弟所經營的公司，並給予資源支持。

互聯網公司的腐敗也與其關鍵業務有關。

比如百度員工曾收費刪帖、改網站排名；騰訊員工曾收費解封QQ號；淘寶員工曾收費刪除差評；百度旗下電商“糯米”員工曾勾結商家刷單。2019年7月12日，裁判文書網的判決書顯示，螞蟻金服兩位員工，讓資質不足的商家上線，並幫忙掩飾涉賭、涉詐的投訴，累計受賄一千三百餘萬元。

被查出的案例也許只是冰山一角。2014年，華為公佈116名員工涉嫌腐敗，還出現了上億元的個案，在次年的達沃斯論壇上，任正非說，此番調查引出了四五千人的“坦白從寬”。

“找到點鼠標的這個人”

腐敗屢禁不止，是因為一線員工手中握有決定外部商家生死的權力。

2015年之後，阿里巴巴兩次發佈公開信，宣布永久關閉46家商家，因為他們以不正當手段謀求“小二”照顧。

阿里“小二”是對接商家的基層員工。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發現，在商家入駐天貓的環節，圍繞著跟“小二”的關係，衍生出一批中介。

一位在知乎上做廣告的中介介紹，以童裝店鋪為例，如果自己申請入駐天貓，很容易被拒絕。但找他們就可以通過，需要交5萬元中介費，事成付款。當被問到可以成功的原因時，對方暗示認識裡面的員工。

另一位中介說，這個價位不可能成事，這只是在賭運氣，申請失敗也沒成本。真的認識內部員工，“打點費”要至少十萬。不同類目，要找到對口的審核員，才能保證通過，“我們的渠道，就是找到點鼠標的這個人”。

這位審核員也負責這類店舖的日常運營，日後也會在分配資源時對“關係戶”有所照顧，並且向“聚划算”的小二打招呼，給點活動資源。

一位資深淘寶店主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聚划算”可以帶來很大銷量，但符合資質的商家上報活動之後，要小二審核，“小二的權力很大”。

2012年7月，作為最早一批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刑的互聯網公司高管閻利珉就是時任“聚划算”總經理。

聲稱通過內部關係，可以跨越註冊門檻的中介，不僅天貓有，京東也有。

一位在“閒魚”上做廣告的中介說，對京東美妝、圖書這類停止招商的特殊類目，他們有內部渠道可以通過。另一位中介也說，京東直營的供貨商申請要求高，他們可以通過內部關係，比如內部招商“做進去”，但是要塞紅包，五六萬才行。

“互聯網公司的貪腐，很多時候真的是因為人手不夠，太忙了，一個人的權限就很大。”一位曾在頭部電商負責採購的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靠互相監督，比如請雙倍的人，企業成本又會比貪腐的損失大。”

據她介紹，電商依照不同品類劃分採購和運營，每個品類的員工都不多，一位採購往往能接觸到四五百個供應商，最後要選出三四十個，“選哪個真就是一句話的事”。雖然設有審核，但審核負責很多品類，很難了解具體一個商品的價格或一家供應商的資質。

在價格上，運營有調價的權限，一般要觸發到臨界值領導才會查，比如應該賣20元的東西，定價在15元以下才會觸發系統審批，運營可以定價在15.5元讓利益相關者去買。

也可以利用活動，比如“滿199減100”的產品，有時頁面上不露出，只有一個鏈接，運營可以發給親友買下來，再倒賣出去，甚至有供應商自己在活動時低價買入，再原價賣給平台。

“互聯網公司查出來的腐敗員工，很多時候都是供應商自己舉報的。”她說，一開始雙方談攏了，但後來銷售不理想、活動力度沒給夠，不滿意的供應商就會舉報自己行賄過的人，“一家知名電商，據說一個組裡3個人被’端掉了’，就是供應商做的局。”

貪腐線下早有

一位曾經從事微信電商的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採購是公認的肥差，就是因為能收回扣，再白的人進去也容易變黑。”

比如，採購跟供應商談好，買一顆鈕扣，單子上寫2元一顆，實際上付給供應商的是1.5元，採購賺差價。公司對這種行為幾乎沒法防範，小公司就用親戚或者老闆自己採購，大公司可能就要靠舉報和頻繁更換供應商。

這種類型的貪腐也曾形成“窩案”。2018年底，大疆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發布了非常詳細的公開信，稱供應鏈貪腐“觸目驚心”，公司員工讓供應商報底價，然後往上加價，加價部分分成，或者以各種方式踢出正常供應商，涉及範圍超百人。這種供應鏈貪腐造成平均採購價格超過合理水平20%以上，保守估計造成10億人民幣損失。

何希是京東直營的一位供應商。他說，貪腐是很常見的現象，“甲方”是大平台，整套體系決定了“小二”有巨大的權限，動輒可以決定供應商的生死。在這種前提下，大多數供應商希望建立不錯的合作關係，可能會想著“搞定某某”，一般是返點的形式。

還有一種貪腐形式是“串貨”。一些大型品牌，每年固定把一些費用投到電商，一些投到線下賣場。同一款貨，當賣場的售價高於京東的時候，電商平台的人願意把電商的貨賣給線下，中間操作的人吃返點。對於電商來說，賣給誰都是賣，對於線下來說，進貨價可能更便宜，損害的是品牌方的戰略規劃和利益。

“這種單量都很大，一般返點是貨物價格的3%，我曾經認識一個人，做了一個季度’串貨’，靠這個在上海買了套房子。”何希說。

但這種模式不是電商發明的，在線下商場超市已經存在很多年。東南西北，各大區互相串，各個國家互相串，鑽不同地區價格政策的空子。

採購貪腐同樣也不是電商特有的現象，它存在的時間比電商悠久很多。

一位曾經在家樂福工作多年的採訪對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家樂福，選什麼貨是可以由部門決定的。

2006年前後，曾經有一位部門經理在賣場當著許多人的面說，“只要給我10課課長做，沒工資都行”。10課就是酒水飲料類。整個集團對腐敗的監管，在他看來“形同虛設”。

與國內慣於披露互聯網公司腐敗情況不同，美國互聯網企業極少披露企業內部貪腐情況，幾乎沒有相關報導。

僅有兩個相關的公開案例，一個是2014年蘋果前高管向供應商出賣商業機密入獄；另一個是2018年亞馬遜員工通過中間人向第三方賣家進行數據交易，包括買賣用戶數據、刪除負面評論、恢復被禁賬戶等，隨後亞馬遜表示進行調查，但查無後文。

與腐敗相關的案例，更多是這些公司為了打開海外市場向國外官員行賄，涉及觸犯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比如微軟在匈牙利、沙特阿拉伯和泰國行賄；優步員工涉嫌向印度尼西亞警方行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