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務院國資委領導接連會見中國互聯網巨頭馬雲和馬化騰，商談合作事宜，被人歪曲為“公私合營”，新聞中心官微“國資小新”專門發文批駁此一說法，認為“央企+互聯網”是國企混改模式之一，是市場主體的合作共贏，不是所謂的“公私合營”。

按照目前的互聯網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混合所有製改革的基本規則，國有資本要想在互聯網經濟領域獲得較高份額，需要投入的資金量極為巨大，超出相關管理機構的能力。國有資本投入互聯網經濟領域，其理性目標應該是在此前國有企業未有亮眼表現的重要領域以市場化方式分享增長紅利。一些觀點以“公私合營”命名此一進程，是典型的反應過度，事實上也難以影響此一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混改的方向不會變，可見，一些觀點所說的“公私合營”的論調完全不靠譜。

近年來，國企國資改革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是強調改革重點從以管企業為主到管資本為主轉移。與此相應，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主要目標也隨之調整為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本管理機構在最具增長性的領域做出好的績效，由此必然成為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重要途徑。新世紀以來表現搶眼的互聯網經濟領域成為國有資本投入的重點領域之一，同樣是必然之勢。無論是向其他資本開放國企壟斷領域，還是國資投入其他資本主導的領域，只要是遵守法律的市場化交易，這些混合所有製改革都是值得鼓勵和推動的。

其實，中國互聯網經濟在新世紀的快速發展，本身是以往相對寬容政策的一個成果，國有經濟系統對互聯網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這一機制與1980年代國有經濟體係與集體經濟體係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及市場等多方面支持，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其一，世紀初政策層面為互聯網企業發展提供了非常寬鬆的政策環境，很多方面在具體實踐中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近年來中央推進的放管服改革，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世紀初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的監管領域的承續和推廣。

其二，近年來，民間和社會資本主導的互聯網企業通過對新經濟空間的開拓，事實上不斷影響著社交媒體、金融、通信等領域的國企壟斷格局，互聯網企業的領域開拓得到了政策面非常寬容的對待。例如在本世紀初，在獲得網絡版權方面，我國也為門戶網站的初期發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近年來，互聯網企業在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中是活躍的力量之一，也是電信資費持續下調等放管服政策最重要的企業受益者。

本世紀以來，眾多國有企業如傳媒企業在互聯網經濟領域也做了多番開拓，但受制於激勵機制等原因，還需要進一步通過機制創新來拓展業務，獲得成功；在國有企業體系內，目前也未孵化出重量級的互聯網企業。國企在互聯網經濟等新興領域的表現仍待加強，這也是國企國資改革重點轉向管資本為主的重要原因。當前，在國企壟斷領域和壟斷國企持續向民間資本尤其是崛起於互聯網領域的民間資本開放之時，國資向民間資本佔優勢的互聯網經濟領域投入，是一個相互投入、共生共贏的進程，是中國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基礎。支持和鼓勵這一進程，就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支持。真正需要關注的，不是國有資本對互聯網經濟領域的投入，而是如何進一步完善混合所有製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使之更為規範，更能體現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更能體現法治精神。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莊宇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