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可以說是當代消費者吃出來的規模化產業。每天有幾百萬外賣小哥走街串巷，平均三個人裡就有一個外賣用戶，加上大大小小數以萬計的線下門店，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外賣經濟體”。不過朋友圈裡卻時常出現這樣的爆文：“不做飯，生活情趣和樂趣不復存在，慵懶的職場精英正在被外賣毀掉生活，從此不知煙火氣是何味。”

類似的文章之所以刷屏，在於向讀者灌輸了兩點認知：一是外賣毀掉了職場精英們的“儀式感”，二是外賣成了慵懶的始作俑者。在講求飲食文化的國內，這樣的觀點不僅要把外賣的價值全盤否定，似乎還要徹底把外賣打入“死牢”。

只是外賣當真如此不堪嗎？筆者特意與十多位稱得上“職場精英”的朋友深聊了一番，他們有帶領十幾人團隊的企業主管，有管理著多家水果店的區域督導，有每天在不同城市奔波的高級商務，也有在家碼字的自由職業者。聊天的目的並不復雜，只是想弄清楚他們對外賣到底有什麼樣的看法：

為什麼要點外賣，僅僅是填飽肚子那麼簡單嗎？

每天點外賣度日，是否會缺少生活中的煙火氣？

如何看待外賣，外賣對日常生活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

職場人的“時間黑洞”

年初各種“年度賬單”滿天飛的時候，偶然注意到某互聯網公司品牌總監張楠分享的一組數據：2018年點了328次外賣，還只是一家外賣平台上的數據。

於是在涉及到外賣的選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張楠取取經，然後聽到了長達半個多小時的吐槽：

“記得前些日子一群程序員發起的996.ICU嗎，只能說這些人夠幸福的了。我每天晚上10點以後才能下班回家，公司在國貿，房子買在了通州，通勤都要一兩個小時，你覺得我回家還有時間做飯嗎？基本上午飯和晚飯都是在公司解決，要么去樓下美食廣場吃兩口，要么點份外賣在工位上解決……”

簡單梳理了下張楠喜歡點外賣的原因：

1. 工作節奏太快，要么在開會，要么在準備開會，公司樓下的食堂又太難吃，點個外賣還能吃到自己喜歡的美食；
2. 為了晚上有時間看幾眼孩子，堅持每天回家住，導致上下班時間太長，幾乎不可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飯；
3. 週末的時候幾乎也不做飯，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順便在外面吃了，有​​時候在家也要盯著電腦，外賣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對號入座的話，張楠完全可以被納入朋友圈爆文中的“慵懶分子”。但緊張的工作節奏、動輒一兩個小時的通勤，以及被工作佔滿了業餘時間，卻成了職場精英們的一種常態。

在某互聯網醫療公司任職高級商務經理的林安也對此深有感觸：“飛機、高鐵等現代化交通工具縮短了出行的時間，也讓工作的節奏越來越快，早上還在北京上班，中午就飛到杭州見客戶，到了晚上又要坐高鐵到上海開另一場會。”

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2018年中國的90後年輕人睡眠指數研究》提出了“主動失眠”的概念，並非是睡不著，而是不捨得睡。對於很多職場人而言，可能睡前才有一點私人時間。

職場精英們熱衷於點外賣，可能並不是因為懶，也不是刻意犧牲做飯的樂趣。可以藉鑑哈佛大學教授塞德希爾·穆來納森在《稀缺：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中提到的現象：窮困之人會永遠缺錢，而忙碌之人會永遠缺時間。外表光鮮亮麗的職場精英，在讓人艷羨的高薪背後，也面臨著跳不出的“時間黑洞”。

而外賣，恰恰滿足了職場精英們向生活“借時間”的需要。

外賣中的“時間管理”

點外賣5分鐘，做飯3小時。

除了爭取私人時間，思維活躍的區域督導田靜還給我算了一筆賬：

首先是時間成本。

假如自己做一頓飯，跑到超市或菜市場買菜來回至少需要一個小時，洗菜、切菜、找菜譜、炒菜的整個過程又需要一個多小時，然後吃飯、洗碗、收拾餐桌的時間加起來也需要一個小時左右。前前後後需要三個小時的時間，如果點外賣的話可能只要5分鐘的時間。

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休閒綠皮書：2017~2018年中國休閒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人每天平均休閒時間2.27小時，北上廣深居民均低於2.27小時。每天的休閒時間只夠做一頓飯，同樣的時間用來陪陪家人，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豈不是更好的選擇？

其次是經濟成本。

以做一道青椒炒肉為例，青椒、瘦肉、調味料等食材的成本可能要10塊錢左右，煤氣、水電費等大約需要兩三塊的成本，按照上海白領每小時100元的加​​班工資，職場精英們做一道菜的隱形成本竟然要幾百塊。

飯店僱傭一位普通廚師的成本在每月5000元左右，假設每個月工作20天，每天有效工資時間四小時，每小時可以炒10道青椒炒肉。一道青椒炒肉的人力成本在6塊錢左右，算上外賣小哥的工資，也不到10塊錢。

還有一項成本，即生活管理的成本。

很多外賣平台早已支持銀行卡和移動支付，可以直接把消費記錄導入記賬軟件，同時每次點單都有記錄，也方便關注營養的攝入情況，甚至可以叫專門的減肥餐……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曾在公開演講中談及外賣對於宏觀經濟的影響：“像網購、外賣如火如荼的發展，在三四線城市的推動下，全國外賣用戶數已經超過3億，每年給消費者節省了近20億個小時，如果用於加班對公司很有利，即使用於消費和娛樂，也有利於撬動消費，比如有些人省下時間去打遊戲，有些人去看一場電影。”

中國科學院大學網絡經濟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也有過類似的推算：按照公開資料顯示，美團外賣的單日完成訂單量已突破3000萬單，每單能夠為消費者節省餐廳往返的路途時間,以及餐廳等餐時間約48分鐘，算下來每天能為中國人節約2700年的時間。

不管是職場精英們無奈選擇吃外賣，還是外賣滿足了職場人“時間管理”的需要，恐怕都不只是“借時間”的私慾那麼簡單。除了為職場精英在時間上帶來的精神價值和附加價值，外賣這門生意間接製造的經濟和消費價值同樣不可估量。

正如電影《時間規劃局》中假想的場景：人類社會拋棄了以往的貨幣，改用時間作為貨幣流通。或許電影的描述有些赤裸，卻也是社會進化的必然。

重新定義的“幸福感”

外賣之所以被質疑，甚至上綱上線到不做飯就沒有生活的情趣和樂趣，本質上還是對“幸福感”的不同理解。

易中天在《閒話中國人》裡引用了這樣一句話：“中國文化是吃飯吃出來的，西方文化是做愛做出來的。”聽起來有些粗鄙，看似也沒什麼“科學依據”，中國人對“吃”的在意卻是無可厚非的。

然而社會的基礎設施在不斷進化，職場精英們的時間觀念也在不斷改變，外賣並沒有站在“幸福感”的對立面，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其一，社會的進一步分工。

在傳統的認知裡，做飯可以說是為人妻母的基本技能，可在今天的職場中，女性早已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也勢必會加速社會進一步的分工。在“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的原則下，將做飯這件事交給專業的廚師，似乎並不值得非議，外賣所扮演的正是社會分工協作的生產力工具。

所有的事物都有兩面性，外賣可能會讓人看起來變懶了，生活方式不再那麼傳統，但也提升了生活的效率，讓職場精英們可以節約出更多的時間，用來陪家人、讀一本喜歡的書，抑或是每天多睡半個小時，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

就另一個維度來看，傳統的城市規劃大多遵循了1933年的《雅典憲章》，將城市的功能分為居住、工作、遊憩與交通四個模塊，帶來的結果就是城市的商圈化，你想吃什麼取決於邊上有什麼樣的餐廳。但隨著外賣、快遞、便利店等新業態的崛起，城市資源的分佈已然有了集中化到分佈化的轉變，至少在“吃”上已經不再受限於你住在哪兒。

其二，新飲食文化的形成。

外賣平台上數以萬計的餐飲門店，早已成為中國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從潮汕砂鍋粥到麻辣香鍋，從烤鴨烤魚到火鍋，甚至於日本料理、韓國烤肉、水果零食、下午茶……幾乎所有的平民美食都可以在美團等外賣平台上找到。

同時點外賣的訴求也在發生改變，從最初的吃飽變成吃好，比如時間相對寬裕的自由職業者吳菲，在談到外賣的話題時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平時就是自己煮點粥、下個麵條什麼的，點外賣往往是為了吃頓好的，像毛血旺、水煮牛肉、蟹黃乾絲之類的，自己想吃又不會做的美食”。

在銀行上班的高陽夫婦，做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決定，原本五平米多的廚房被改小到了兩平米不到，給出的理由是：“年輕時買不起大房子，又想要大的空間，平時吃飯就是點外賣，乾脆就把廚房的一部分改成了做瑜伽的地方。”外賣已然改變了部分人的生活，成為飲食文化的一部分。

因為職場精英們的“時間黑洞”，讓外賣的價值進一步凸顯，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將有人對外賣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解，至少已經改變了一些人的生活，甚至間接影響了一些人的命運。

或許可以用“時間契約”來形容外賣和職場人的關係，予以食糧，予以時間，予以自由，這也許就是創新的紅利。

在這個以飲食為文化的國度裡，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著屬於這個時代的財富。如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吃大鍋飯的記憶，改革開放之初吃一頓KFC的喜悅，進入21世紀後餐餐有肉吃的滿足……外賣，可能就是屬於這代人的味覺記憶和精神財富，也在幫助我們的生活創造更多的可能性。（本文首發鈦媒體）文｜A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