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男人們買帽子可以選任何顏色，但就怕選綠色，畢竟眾所周知，在東方傳統中，“綠帽”這一陰影有著何等的分量。孩子是不是親生的，這簡直是人生的頭等大事之一，馬虎不得。

在國外，你只需要看五分鐘的日間電視，就能發現人們也對親子血緣關係話題十分關注，例如國外的脫口秀節目《Maury show》裡，

最著名的就是非常戲劇化的親子關係測試環節，測試出結果的男女嘉賓，經常對是不是親爹這件事的結果興奮到秒變蹦迪秀。

可以說，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絕大多數歷史中，親子關係一直是一個十分受到人們關注的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的DNA檢測出現之前的古代歷史中，雖然科學技術不夠發達，但人們為了鑑別出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仍然發明出來許多方法來嘗試進行親子鑑定。

這些方法在今天看來，有的非常奇葩，但在過去，確實是有人使用過這樣的方法，甚至被人們相信推崇過。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中西方的親子鑑定發展史，都發生過什麼。

國內篇

1、常理判斷法

在中國古代，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根據長相特徵和事情發展常理來推斷。例如，原見於東漢應劭的《風俗通》記載，在西漢時，潁川（今河南禹州市）有個大戶人家，兄弟二人住在一起，兄弟倆的媳婦都懷了身孕。哥哥的媳婦流產了，卻隱瞞了實情，將弟媳婦生的男孩子搶為己有。

官司打了三年，也無法決斷，任過漢宣帝丞相的黃霸聽說後，決定進行親子鑑定，使用的方法是，叫人把孩子抱到大堂上來，讓妯娌倆搶孩子，誰搶到歸誰。

嫂子用力搶孩子，弟媳則怕弄傷孩子，表情悲傷。見到此景，黃霸作出了鑑定結論：孩子系弟媳婦所生，黃霸的理由很簡單，“汝貪家財，固欲得兒，寧慮或有所傷乎？”

後晉和氏父子所編的《疑獄集》中，也收錄了一個典型案例，說的是北魏年間，李崇任揚州（治所在睢陽）刺史時判了一起“爭子案”。

當時，一位叫苟泰的人丟了3歲大的兒子，後在叫趙奉伯的人家裡發現了孩子，但兩家都說孩子是自己的，都有鄰居可以證明，郡縣無法定案。李崇接案後，將小孩與兩家隔離幾天，之後突然派差員到兩家報信，稱孩子暴病而死，讓領回去埋葬。

苟泰聽說後，悲痛不已，趙奉伯卻一點也不悲痛，只是感嘆一番，就此，李崇鑑定孩子是苟泰的，“遂以兒還泰”。

這種從倫理、親情角度進行親子鑑定的方法，一直為後世司法官員所採用。

2、滴血認親法

這個方法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古代人在親情、常理均無法判決的情況下，便會“合血”，合血法又叫“滴血法”，俗稱“滴血親”，其原理是：如果兩人有血緣關係，將手同時刺破，血滴入清水中，血即合一，否則不合，合血法最晚在東漢時即已在司法和民間親子鑑定中使用。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了一個關於滴血認親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並且把“滴血認親”說得神乎其神。

故事說的是一位山西商人，年輕時外出謀生，在外娶妻生子，十多年妻子病死後，帶著兒子回到老家，他的弟弟認為不能讓哥哥平白無故地分家產，於是說孩子是抱養的，拒絕讓哥哥分配家產。

兄弟倆分家產的事情鬧到了衙門，縣令於是吩咐哥哥跟孩子進行現場滴血認親，二人的血液很快就融合在了一起。

弟弟不信，在家裡叫來兒子實驗，發現並沒有融在一起，他馬上進行反訴，但是，此時滴血認親的觀念在民間已經根深蒂固，人們聽說弟弟和兒子的血不相融合，街坊鄰居便議論紛紛，懷疑弟弟的妻子跟別人私通，弟弟心生疑慮，逼問妻子，哪知道妻子竟然哭著承認兒子非丈夫親生，這樣一來劇情翻轉，搞得弟弟十分狼狽。

不過事實上，任何人的血滴到一起，不久都會凝合為一，其實，古人也已認識這一問題，清黃六鴻在康熙三十三年編著的《福惠全書》中即稱：“滴血之事，未可盡信”，紀曉嵐記述此故事時亦稱“官故憒憒”，直指其昏庸糊塗。

3、滴骨法

滴骨法實乃滴血法的一種。宋代，大名鼎鼎的司法官宋慈的《洗冤集錄》中，就將“滴骨法”正式收錄在案，作為實踐工作中的法則，這個方法最初主要是用來對付有意錯認、申領屍骨，詐騙死者家產繼承權者。

例如，三國時期的史學家謝承在其所撰的《會稽先賢傳》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一名叫陳業的人，哥哥渡海死了，陳業前去認屍，但一起死的有五六十人，屍體腐爛不堪，從外貌、體態上已無法辨認。

陳業於是割臂流血，灑於骨上，觀察其反應，其中有一具屍骨，在陳業的血滴上後，很快沁入骨內，其餘皆流出，陳業據此認定，這具屍骸就是他哥哥的。

與滴血法一樣，僅憑血是否能沁入骨內也是不科學的。現代法醫試驗發現，如果骨膜已朽，不論何人的血，滴上均能沁入；反之，如果骨膜未朽，即使是親人的血滴上，也無法被吸收。

其實，古人也早已觀察到這一漏洞容易被不法之徒鑽空子，清馮晟《談屑》中有一則“換棺”故事，說的就是欲霸占岳父家產的女婿採取“易屍”手段，破壞滴骨法鑑定。

國外篇

如果說國內的親子鑑定方式不科學，那麼國外的曾經使用過的一些方法和流傳過的一些故事，則更加腦洞大開——

1、情理法

這個方法和中國的一樣，都是從人之常情去進行判斷。例如聖經裡有一個例子，同樣是兩個婦人互相爭扯一個孩子，她們都認為這個孩子是自己的，互相不退讓。

國王也沒法定奪，就說要不公平一點，我讓人把孩子劈成兩半，你們兩個一人一半，誰也不要再爭了，其中一名婦人立馬跪地求情說千萬不要劈孩子，這個孩子她不要了，甘願讓給另一個人。

於是國王就把孩子判給了這位求情的女子，與中國的例子相同，這個案子的審核也是利用了人類本能之間對於孩子的愛護。

2、嬰兒指認法

這是記錄的一則案例。講的是12世紀時，曾有一位叫安東尼的牧師，懷疑妻子的新生嬰兒不是他的，並威脅要殺死母子倆，於是當安東尼探望家人時，他問嬰兒說：“告訴我孩子，你父親是誰？”神奇的是，嬰兒竟然指著安東尼，平靜地回答：“這是我的爸爸”，牧師於是釋然，他們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已不可考，但說明在那個時期，缺乏科學教育的人們，對神力的信仰和對超自然的現象的接納態度，使得這個故事被流傳。

3、身體特徵法

是巴納德學院的歷史教授娜拉·米蘭尼奇，也是新書《父愛：對父親的難以捉摸的探索》的作者，她指出，19世紀和20世紀的科學家（以及偽科學家），十分熱衷於揭開父愛的神秘面紗，並儘一切努力去發現父愛的奧秘。

與此同時，報紙上總是喜歡報導戴綠帽的丈夫、好色的名人，及其夫妻對後代產生爭議的一些奇聞異事，助長了人們對親子鑑定的狂熱之情。

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對於美國的醫院產科病房，人們常對嬰兒是否被調換感到焦慮，於是法官們就被置於所羅門式的地位，必須決定誰是這些嬰兒的合法父母。

由於人們迫切希望進行一次客觀的測試，想一次性解決親子關係訴訟，很多研究人員對此展開了研究，一些研究人員堅持認為，口腔頂部的隆起部分含有從父親傳給孩子的圖案。

另一些人則基於種族的優生學偽科學，相信一些身體特徵是世代相傳的，創建了一個身體特徵的列表，依靠鼻子大小、耳朵形狀和頭髮質地等特點來進行辨別。

4、測量振動法

真正抓住了“科學想像力”，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鑑定大師的人，是艾伯特·艾布拉姆斯博士和他的示波器。

艾布拉姆斯發展了自己關於人體電氣系統的“科學”理論，他稱之為“艾布拉姆斯的電子反應”或“時代”。

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深信開啟遺傳的鑰匙在血液中，於是發明了一種看似荒謬的儀器，稱為示波器，據說示波器可以測量血滴中精確的電子振動：愛爾蘭血液在15歐姆時振動，猶太人血液在7歐姆時振動等等。

儘管有人懷疑和認為這是種族化的偽科學，但舊金山高級法院的法官Thomas Graham仍僱傭了艾伯拉姆斯來確定一個有名的父權訴訟案。這個案件中，一個名叫Paul Vittori的男子聲稱小女兒不是自己的孩子，拒絕為小女兒支付兒童撫養費。

艾布拉姆斯於是用這個神奇的機器，鑑定出維托里確實是父親，通過這個案件，這位古怪的醫生，一躍成為了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親子關係“專家”。

既然電子驗血是瘋狂的，發明是荒謬的，但為什麼加州法官仍認為這是有用的技術？

歷史教授米蘭尼奇認為，像艾布拉姆斯這樣的親子關係問題，之所以能引起很大的關注，是因為一個受挫的法律體系，需要一種科學的靈丹妙藥，來解決親子關係問題。

此外，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社會，正為迅速變化的性別角色和新的女性性獨立而焦慮，這些測試雖然不准確，但卻提供了一個讓人們安定的方式。

5、血型鑑定法

到了20世紀3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人類的血液，確實包含了一些關於一個人父母的明確線索，這次不是電子振動，而是“血型”。

我們所知道的血型：A、B、AB、O等幾種。血型遵循一些不變的遺傳規則。例如，如果嬰兒有AB型血，而母親有A型血，那麼父親必須有B或AB型血。這樣，法官就可以運用這種實際的科學方法，來判斷一個人是否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不過事實證明，這種方法也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最終成型的普遍鑑定法：DNA鑑定

當科學家們逐漸了解了人體基因的奧秘後，英國遺傳學家A·J·杰弗里斯，在1984年發明了DNA鑑定技術，由於人體各部位的細胞都有相同的DNA，因此可以通過檢查血跡、毛髮、唾液等判明身份。

基因鑑定技術是一項生物學檢測技術，人體細胞有總數約為30億個鹼基對的DNA，每個人的DNA都不完全相同，人與人之間不同的鹼基對數目達幾百萬之多，因此通過分子生物學方法顯示的DNA圖譜也因人而異，由此可以識別不同的人。

由於DNA是遺傳物質，因此通過對DNA鑑定還可以判斷兩個人之間的親緣關係。只要操作無誤，通常準確率是99.99%。

而要說到DNA技術的普及流行，還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一個事件相關，當時，這項技術尚未在法庭上進行測試，有一位英國律師在報紙上讀到已經有DNA指紋識別技術，能夠以極高的概率識別出個人的親子關係。

律師想到了她的客戶，這名婦女的兒子因為被一名官員質疑不是親子，被阻止進入英國。於是，律師讓客戶去做了DNA鑑定，結果證明這對母子的血緣是真的，並把證據提交給了法庭，最後，法庭認可了情況，處罰了官員。

雖然，官方沒有對新DNA方法的有效性作出判斷，但在媒體的報導下，這種全能的新測試很快傳播開來，該技術立即獲得了公共合法性，並在之後的歷史中，在解決案件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今天，使用DNA來證明身份已經成為常見的法醫鑑定方式之一，休閒式的血統測試，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

如今在國外，你只要在當地的藥店或網上，花14美元左右就能買到測試工具，加上130美元的實驗室費用就能進行DNA測試，甚至你還可以在移動DNA測試車上進行測試。而在國內，你可以很方便地上網搜找DNA鑑定平台預約測試。

“父親”的真正定義

儘管親子關係科學取得了真正的進展，但親子關係問題卻以某種方式變得更加複雜。

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初，著名的演藝人員查理卓別林，就因其前任助手瓊•貝瑞提起的一樁親子關係訴訟被帶上了法庭，貝瑞23歲，她聲稱54歲的卓別林是她新生嬰兒卡羅爾·安的父親。

當時媒體瘋狂地報導了這起法庭案件，這個案件，也首次在親子關係訴訟中使用了血型檢測，結果出來後，他們得出結論，卓別林不可能是卡羅爾·安的父親。

案子結案了，但由11名婦女和1名男子組成的陪審團，仍認為卓別林是卡羅爾·安的父親。

原來，除去生物學的角度，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卓別林與女子的親密關係，以及他那臭名昭著的結婚史（很快就拋棄了許多年輕的婦女），被認為沒有承擔好父親的角色。

歷史學家米蘭尼克表示，卓別林案例引發人們爭議的問題不在於測試，而在於人們對父親的定義——一個是生物學層面的，另一個是社會層面的。自從1953年加州法律被修改為，如果親子鑑定表明一個男人不是孩子的父親，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被認為是解決了，其他州也如此效仿。

但即使是完美的親子鑑定，也無法簡單粗暴地使親子問題立馬解決，通常鑑定只是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在鑑定結果出來之後，尋求鑑定者的家庭大戰，才剛剛打響。

例如，一名來自湖南長沙的DNA親子鑑定師，就有“婚姻破壞者”的外號。他工作11年來，共接觸近2萬個委託，檢測結果讓3000多個家庭走向崩潰的邊緣，堪稱“人性實驗室”。

這些案例裡，有惡婆婆賣掉孫女，騙兒媳說孩子死了的；有一女共侍七夫，搞不清誰是孩子爸爸的；有和不同膚色、教育程度的男性交往，只為收集各種膚色的孩子的；有懷疑自己老婆和女閨蜜出軌，結果女閨蜜是雙性人的；有孩子被拐後，加入打拐團隊，陰差陽錯救了自己孩子的；有走散了60年，80歲才重新團圓的兩姐妹……

而這些複雜的愛恨情仇，就不是遺傳學家能解決的問題了，親子鑑定技術只是成為了人性的照妖鏡，讓我們更徹底地面對現實和問題。（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