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只要成為數字經濟新規則的製定者，就能占得先發優勢。美國、歐盟和中國正在競爭成為行業標準制定者。中國是如何試圖增加其在國際電信聯盟、IEEE和3GPP等全球技術標準組織中的影響力的呢？美國和歐盟方面又是如何回擊的？

以下是翻譯內容：

中美兩國的政府和競爭企業多年來為控制數字經濟的標準和技術而進行的鬥爭已然大幅升級。如今，這場爭端的戰線已經從建立市場主導地位延伸到製定行業標準，再延伸到影響監管。

但美國和中國並不是這場遊戲的唯二參與者。儘管自身的科技行業發展不力，但第三大貿易勢力歐盟仍雄心勃勃，希望成為規則制定者。歐盟官員私下里相信，就像“布魯塞爾效應”一樣，歐盟對汽車、化學品和食品的規定已在世界各地得到採納，因此，歐盟的監管程序也將在塑造全球數字經濟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就像歐盟鼓勵生產電動汽車的排放標準對特斯拉的幫助大於對大眾汽車的幫助一樣，歐盟最終可能會在自己沒有生產很多產品的情況下，為國際數據領域提供標準。

圍繞技術和標準的競爭已變得十分激烈，中國似乎尤其有意取得像“布魯塞爾效應”那樣的影響力。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在一份有關物聯網的報告中直言不諱地稱，“中國將技術發展視為決定性的戰略資源，並認為關鍵技術被其他國家控制是一大戰略劣勢。”

在現代貿易中，在製定標準和規則方面的先發優勢可以給企業帶來強大的優勢。在公司高管與政府密切合作的情況下，中國採取了積極的多管齊下的戰略，將標準推向全球。

一位歐盟官員表示，中國從3G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當時中國製定了自己的標準，但沒有人使用，美國和歐盟因而佔據創新上的優勢。這位官員指出，“這一次，他們意識到，他們不能把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

中國政府有意在自動駕駛汽車、共享單車、支付系統和人臉識別等領域創造出一個國內大眾市場。積極的出口也促進了其技術在海外的發展。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本月向《金融時報》表示，公司正尋求在物聯網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利用中國龐大的製造業為企業開發芯片和軟件，將工廠車間與互聯網連接一起。“如果大家都支持物聯網標準，他們會選擇投票支持我們的標準。”他說，“華為的美國競爭對手高通在物聯網領域沒有展開很多的研究，而我們則已經做了大量研究。”

中國的政府和企業作出了積極的行動來擴展他們在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組織機構的影響力。ITU負責制定電信行業標準，ISO則給多個不同的技術領域制定標準。ITU現在有一位來自中國的主席，幾個關鍵委員會也有數名來自中國的代表。中國企業也參與了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等行業組織，該協會為無線和集成語音/數據系統等技術制定規範。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表示，華為正在尋求在物聯網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政府經常利用這些組織來推行其在國內製定的標準。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它已在工業和信息化部門下屬的中國電子標準化研究院制定了標準。此後，它一直試圖在ISO人工智能委員會推廣其在另一份白皮書中開發的模型。

早在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前，美國就對中國主導科技基礎設施和標準感到擔憂。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物聯網報告呼籲美國在標準制定機構表現得更加活躍。

目前還不清楚中國圍繞技術標準的積極行動將會帶來多大的影響力。一位駐日內瓦的行業遊說人士表示，“ITU一直在積極推動自己成為整個聯合國監管體系的機構。但標準機構採用的技術標準總是自發的。”他稱，中國在ITU的技術組群中提出了大量的標準，但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其它國家政府越來越多地提出保留意見，宣稱它們不會遵守某一特定規範。

同樣地，由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一個智囊團)發布的一份關於包括ISO在內的全球標準化機構的報告發現，積極的投入並不能保證成功。報告作者比約恩·法格斯滕(Bjorn Fagersten)指出，“中國對新工作項目的提議，大多數在很早就被徹底否決了。很多提案的質量都很低。”

5G的基礎技術以專利形式掌握在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手中。

最後，通過市場份額來確證事實很可能是更有效的控制標準的手段。要把一家已把自家技術深深嵌入某一特定領域的公司排除出去是很困難的。例如，特朗普在5G上對華為的排擠面臨著一大問題：該公司在創建移動網絡方面有著近乎不可或缺的地位。5G的基礎技術以專利形式掌握在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手中。每個國家都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因此形成了一種大致的平衡。華為擁有的該技術的“標準基本專利”數量最多，不過歐洲的諾基亞和韓國的三星緊隨其後，高通排在第六位。

在特朗普發表聲明後，IEEE禁止華為員工審查技術規範方面的研究論文，包括關鍵的802.11 WiFi標準，但在得到法律建議後，該協會改變了主意。另一家行業領先的標準機構3GPP警告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可能會導致5G標準分離，數字經濟出現分裂。儘管美國政府和情報機構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壓力，但許多歐盟國家仍允許華為的設備進入至少部分新的5G網絡。

事實上，歐盟有一個更微妙的策略來約束中國。歐盟委員會確實對華為等公司的安全影響感到擔憂。但它的應對方案涉及規範技術的使用方式，而不僅僅是針對製造技術的公司。歐盟官員表示，從長遠來看，相比美國的對抗策略，歐盟更為慎重的做法將更能抑制中國任何確立全球科技主導地位的企圖。

儘管自身的科技行業發展不足，但歐盟辯稱，歐盟正成為全球數字技術的規則制定者，尤其是在個人數據使用方面（得益於其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歐盟政策制定者表示，無論中國在技術開發方面取得多大成功，其對隱私和數據保護的態度都阻礙了它的企業的發展。如果全球真的分裂成不同的技術和數據領域，GDPR可以為中國以外的大部分地區設定規則。歐盟官員表示，“GDPR意味著，全球數據經濟現在就可以成為現實。”

例如，在巴西，儘管該國正在從中國引進面部識別技術，但那些技術的使用可能會受到一項隱私法的限制。該項隱私法去年獲得通過，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GDPR。

儘管中國企業歷來可以獲取大量的國內個人數據來開發產品，但這種模式難以被複製到國際市場。像GDPR這樣的規定限制了企業將海外收集到的數據發送到中國。

主導中國市場的公司有時很難走向全球。微信在中國智能手機用戶中普及率超過80%，微信支付近年來也大大促進了國內移動支付的普及。

但在發達經濟體，微信的滲透率則要小得多。英國工業協會techUK的賈爾斯·德靈頓(Giles Derrington)表示，“如果你是利用中國數據來了解歐洲消費者的習慣，那麼你就只能走這麼遠。”

在歐盟地區，給中國帶來發展阻礙的往往是監管機構，而不是競爭對手。例如，摩拜單車正利用其在國內市場開發的技術，努力滿足歐洲對共享單車迅速增長的需求。但鑑於該公司將數據傳輸回中國（需要得到用戶的明確同意），人們已經對可能違反GDPR的行為感到擔憂。去年12月，德國數據監管機構宣布對摩拜單車的數據傳輸行為展開調查。該公司表示，它完全遵守GDPR。

除了GDPR以外，歐盟還在人工智能倫理方面確立了領先地位。德靈頓表示，“中國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將其出口到全球將會面臨挑戰。”

如果科技領域的重大勢力在標準制定上出現分歧，將會有一場圍繞將自己偏好的模式推廣到其它國家的爭奪戰，尤其是亞洲的大型新興市場。在任何一個國家，主導地位的爭奪戰，都可能涉及中美競爭技術以及效仿歐盟的數據保護體系之間的三方競爭。由於特朗普試圖將中國趕出美國數字行業，當前圍繞技術標準和隱私的鬥爭已具有重大的全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