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親戚疏遠常常伴隨著訛傳和恥辱。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疏遠可能會比你想像的更健康。人們常說食物使人們聚到一起，但其實，食物也會使家庭分崩離析。烹飪圖書作者南蒂塔·戈德博爾（Nandita Godbole）就親身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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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於一個富裕的印度家庭，家里通常都會僱傭廚師，因此家人不同意她選擇這個職業。與食物打交道的生活使她與家人的期望背道而馳。戈德博爾在新書《一萬種味道：分層廚房的秘密》（Ten Thousand Tongues： Secrets of a Layered Kitchen）中深入探討了家族的歷史，這讓她遇到了更多的阻力。

顯然，這不僅僅是食物的問題。通過改變傳統食譜，並探索其他人自認為擁有所有權的部分家族歷史，使戈德博爾被視為家族等級制度的挑戰者。一些親戚不再和她說話。

戈德博爾的故事可能有其特殊性，但這種與家人不再聯繫的經歷並不罕見。家庭疏遠的定義是：一個家庭內部多年甚至幾十年的疏遠和情感缺失。目前還不清楚這種家庭疏遠的現像是否正在加劇，畢竟這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

不過，這種現象確實很常見。“自力更生”（Stand Alone）是一家為與家庭疏遠者提供幫助的英國慈善機構，該機構的研究表明，疏遠現象至少影響了五分之一的英國家庭。美國一項針對2000多對母子（母女）的研究發現，10%的母親目前至少與一名成年子女關係疏遠。美國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超過40%的參與者曾在人生某個節點上與家庭疏遠。這表明，在某些群體（比如美國大學生）中，家庭疏遠現象可能與離婚一樣普遍。

“自力更生”組織的創始人​​貝卡·布蘭德（Becca Bland）也注意到，現在人們對這個話題的討論比之前（哪怕只是5年前）多得多。她自己也有過與家庭疏遠的經歷，與父母沒有任何联系。谷歌趨勢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人（主要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在搜索與疏遠相關的詞彙，這也證實了布蘭德的觀點。

“我認為梅根·馬克爾（Meghan Markle）和王室肯定是讓家庭疏遠現象成為新聞的一大原因，”布蘭德說道。2018年，這位蘇塞克斯公爵夫人是英國被谷歌搜索次數最多的人（在美國排在第二）。由於與父親關係不好，使她成為近來圍繞複雜家庭問題的討論焦點。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等其他名人也面臨同樣的情況，他在2018年的一次採訪中承認，20年來，他幾乎沒有和女兒說過話。對普通人來說，名人八卦是處理和解釋自己生活經歷的一種有用方式。

儘管世界各地都有疏遠的例子，但在某些社會中這種情況更加常見。

其中一個因素似乎是政府是否為居民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福利制度健全的國家，人們對家庭的需求更少，這讓他們有更多的選擇，來決定是否與家人保持聯繫。例如，在歐洲，越靠南的國家（社會支持越有限），較年長的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往往有更多的互動，生活聯繫也更加緊密。

經濟因素也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比如教育和種族。在德國，成年子女的教育水平越高，與父母發生衝突的機率就越大。一種理論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員在地理上的流動性更高，在經濟上相互需要的可能性更小。

梅根•吉利根（Megan Gilligan）及其同事進行了一項關於美國家庭中與看護有關的衝突的研究。結果顯示，成年子女的看護衝突經歷存在種族差異，但是很難區分文化和階級對這種差異的影響。吉利根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的老年病學專家，他指出，在美國，“少數族裔家庭往往傾向於住在一起，通常也更相互依賴”。

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的人口學家斯蒂芬·旺德拉（Stephen Wandera）表示，在烏干達，家庭疏遠現像也在增多。傳統的烏干達家庭是大家族，家庭成員眾多。這種模式在最近幾十年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那些因內戰或艾滋病而成為孤兒或遭受創傷的人非常需要其他家庭成員介入照顧。

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旺德拉及其同事發現，50歲以上的烏干達人中有9%的人獨居，這個比例高得驚人。當然，獨居並不等同於家庭疏遠。但旺德拉表示，隨著家庭規模越來越小，越來越原子化，而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家庭疏遠現像很可能越來越普遍。

這種情況不會馬上發生。“文化傳統仍然很強勢，它們需要時間來慢慢衰退，”旺德拉說道。他預計這種變化會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發生。

這並不意味著政府應該為了鼓勵家庭增強聯繫而限制對老年人的財政支持。例如，通常認為西班牙的家庭文化要比挪威的家庭文化“更具強迫性”，後者的代際關係通常更友好，因為是家庭成員自己選擇了這種關係，而且經濟壓力更小。

為什麼會這樣？

離婚會導致家庭關係的破裂，尤其是子女與父親的關係。隱私的暴露也會導致類似的後果。身份邊緣化的親屬遭到遺棄也是一個常見因素，比如越南的家庭對性少數群體的排斥。

不過，家庭疏遠往往是安靜和平淡無奇的。吉利根解釋說，家庭疏遠通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場劇烈的大事件。她採訪過的人經常表示，“我不太清楚這是怎麼發生的”，而不是指向某個具體的事件。

不過，即使這些誘因看起來微不足道，它們也反映了長期存在的緊張關係。正在尋求和解的家庭應該認識到，衝突不太可能僅僅關於孤立事件本身，因此，對過去的經歷進行更多的反思可能會有所幫助。

對於那些尋求和解——或者從一開始就想要避免家庭疏遠的人——來說，克制主觀判斷的衝動可能也有幫助。吉利根對年長母親（其中10%與成年子女疏遠）進行的研究發現，造成這種疏遠的最重要因素是價值觀的不匹配。她舉例說，如果母親非常重視宗教信仰和習俗，而孩子卻違背了這些，那麼母親就會認為這是一種冒犯。

還有一些超越宗教的因素。一位非常重視誠實的母親因兒子說謊而與之斷絕聯繫，另一位非常重視自力更生的母親因為覺得女兒依賴男人生活而不再與她說話。

事實上，這些違反母親們所認為的個人價值觀的行為，甚至比違反社會規範（比如犯罪）更可能造成家庭疏遠。相比父親，這種價值觀的一致性對母親來說更為重要。

這些母親“有點像是在描述那些她們無法釋懷的事情——那些讓母親苦惱的事情，”吉利根表示，“這些事情總是不斷地出現在人際關係中，所以她們怎麼都放不下。”

就像在日本經典電影《羅生門》或電視劇《婚外情事》（The Affair）中一樣，兩個人對同一段經歷有著截然不同的記憶，就好像根本不是同一段經歷一樣。

例如，在英國，成年子女最常提到的家庭疏遠原因是來自父母的精神虐待。但是，父母很少提及精神虐待——指通過羞辱、批評或其他一些傷害行為來不斷試圖控制孩子。相反，他們更多地提到離婚或子女與自己期望不符合等原因。

由於吉利根的研究集中在母親身上，她沒有和她們的孩子交談，因此很難知道同樣的趨勢是否也適用於子女。但無論如何，這種脫節現象非常普遍。吉利根說：“疏遠的成年子女和父母沒有就令他們不快的事情進行溝通，所以我認為他們根本沒有達成共識。”當然，如果一方充滿防禦心理，或者不願意傾聽，那麼即使這兩個人開口交談，也不是真正的交流。

布蘭德認為，這種脫節源自兩代人對家庭的看法截然不同。

她表示，英國“戰後出生的一代人家庭觀念比較僵化”。人們用責任和自我犧牲的觀念來看待家庭關係，這有時意味著人們要忍受精神或身體上的虐待——有時可能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對於兄弟姐妹之間的疏遠現象，不匹配的價值觀和期望也起了作用，但父母的偏袒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疏遠的好處

儘管人們很容易將家庭疏遠視為完全負面的事情，但真實情況要復雜得多。正如反對離婚的傳統禁忌會使婦女受束縛在飽受虐待和剝削的婚姻裡一樣，對家庭神聖的教條主義信仰也會使人們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一些臨床文獻認為，實際上，疏遠可能是處理這類關係的最好方法，”吉利根說，“如果（家庭關係）緊張到這種地步，如果這些關係造成了這麼多痛苦……或許（疏遠）就是父母和成年子女應對這種情況的最健康方式。”

人們會覺得斷絕有害的關係是正確的選擇。“自力更生”組織的報告發現，對80%以上受家庭關係影響的人來說，選擇結束與家庭聯繫至少都會帶來一些積極的結果，比如自由和獨立。這可能是擺脫家庭虐待並防止自己成為虐待者的關鍵一步。

同樣重要的是，家庭疏遠並不是永久性的。人們的關係總是會在親密和疏遠之間來回反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之間並不總是充滿衝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員Trang Nguyen評論稱，在父母排斥LG BT女性或跨性別男性的越南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通常更親密，有個支持他們的兄弟姐妹會幫上很大的忙。”

家庭疏遠是痛苦的，部分是因為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損失，沒有終點也不知何時結束。這也是許多人不理解的原因。

吉利根說：“心理上的疏離似乎確實會帶來一些後果，但或許這種後果就是恥辱。”換句話說，切斷與家庭成員的聯繫最讓人痛苦的，可能就是社會對這種行為的誤解和隨之而來的污名化。

一篇關於退休老人的在線文章將家庭疏遠歸咎於個人主義、離婚文化、心理治療以及“孩子的不成熟”。甚至心理治療師也經常會責備、拒絕或不相信那些傾訴家庭疏遠的病人。女性尤其容易受到歧視。有些人會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動，以避免討論到家庭。

不過，專家表示，我們不應該讓那些已經與家人隔絕的人因為自己的處境而感到更加疏離。他們可能對此無能為力，或者這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做出的決定。從學術的角度看，這種污名化也讓人們很難確切地知道有多少人與家人疏遠。在社會不接受討論家庭衝突的文化中，這種情況得不到充分報導。

戈德博爾對這種污名化很熟悉。“人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改變看法，有些人可能永遠不會，我已經習以為常，”她說，“這不會影響我。”

家庭關係的疏遠似乎並不總是需要“修復”，但是和其他會帶來痛苦的體驗一樣，對家庭疏遠現象的污名化需要得到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