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媒體發表評論文章稱，矽谷仍然可以打敗中國。但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認識到並恢復當初讓該科技溫床繁榮起來的那些東西。以下是翻譯內容： 1980年5月，深圳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對外國投資和國際貿易開放。在地球的另一端，矽谷剛剛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

Apple II台式機開始嶄露頭角，美國的客廳裡擠滿了在雅達利2600上玩《太空入侵者》的孩子。對美國科技主導地位最大的海外威脅來自日本。

四十年來，中國建立了更多的經濟特區，投資了數万億美元，如今中國的科技行業已經稱得上巨人。儘管受到美國政府越來越嚴格的審查，中國的基金仍在大舉收購美國風投支持的公司的股權，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巨頭也紛紛在矽谷開設了研究中心。中國政府正在向半導體、電動汽車和人工智能等關鍵行業提供巨額的補貼。深圳現在擁有華為和騰訊等全球知名品牌。

令許多美國的高管、政策制定者和軍方領導人感到擔憂的問題是，美國公司能否壓過中國的企業奪取技術制高點。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美國認識到並重新恢復當初讓矽谷變得偉大的那些東西。

就像在中國一樣，政府在推動美國科技產業起步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核時代新危險和新要求的驅使下，美國政府首次在和平時期對科學研究和先進技術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然而，美國並沒有把所有的研究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機構，而是與私營企業和高校簽訂合同來展開科研工作。

這一努力改變了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一個沉睡的農業山谷和位於其中心的一所大學。在那之前，斯坦福大學最出名的是它的橄欖球隊，而不是它的研究能力。現在，它的領導者建立了新的項目和研究中心，以便滿足政府不斷增長的科研需求。由於與聯邦政府簽訂了大量合同，航空巨頭洛克希德公司將其新的導彈和航天部門搬到了矽谷的森尼維爾。到20世紀50年代末太空競賽開始時，這片鄉村已經成為小型電子產品製造商和成千上萬聰明的年輕工程師的首選落腳之地。

通過成為矽谷早期最大的客戶，美國政府實際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龐大、具有前瞻性的種子資本基金的角色。但聚集在那裡的公司和研究機構遠離政治和金融權力的中心——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心理上。被吸引到矽谷的男男女女有著充足的資源以及創造迭代和試錯的自由度，由此創造了一個屬於創業者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催生了各種新型的公司、獨特的企業文化以及接受各種古怪想法的環境。

再加上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湧現出的反文化一代，矽谷以不同方式思考、質疑權威的慾望只會愈加強烈。當政府試圖實施干預時，技術人員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反抗。上世紀80年代初，當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推動戰略防禦計劃時，矽谷的計算機專家高聲譴責了導彈防禦計劃，儘管該計劃會讓數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流向他們的實驗室。當克林頓政府提出“加密芯片”(Clipper Chip，即政府植入美國製造的軟件的後門)時，科技公司們發出強烈抗議，致使該計劃被擱置。

重要的是，政府對科技產業的支持維持了人才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允許政治分歧存在，並讓技術人員將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商業化。美國領導者打了一場持久戰——投資於教育和高端技術，向世界各地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敞開大門——投資的回報非同尋常。

風險不在於這種模式無法與中國自上而下的努力競爭，而在於美國似乎是主動放棄這種模式。中國目前在教育、先進技術和基礎設施等基礎領域的投資速度超過了美國。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對外國的學生和研究人員(不僅僅是中國的學生和研究人員)關閉大門。它最成功的科技區域也在自身成功的重壓下苦苦掙扎，飛漲的房價和擁堵不堪的交通使得其創業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友好。

這尤其不明智，因為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還無法完全複製矽谷模式。雖然中國最知名的一些企業仍然能夠進行創新。然而，它們是否能夠持續創新，以及其他的國家是否能夠追隨它們的腳步，仍然是未知之數。相比之下，從矽谷的歷史可以知道，政府的支持和創業自由的良好結合能夠創造奇蹟。如果美國忘記這一點，那會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