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我們的智商是會永遠增長，還是正處於下降的邊緣？讓我們來探索一下智力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你可能沒有註意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智力的黃金時代。自從100多年前發明智力測驗以來，人類的智商分數一直在穩步提高。

資料圖

與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即使是今天的普通人也會被認為是天才——這種現像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

或許留給我們感覺良好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最近的證據表明，目前智力測驗成績上升的趨勢可能正在放緩，甚至有可能逆轉，這意味著，我們可能已經越過了人類智力潛能的頂峰。

我們真的已經達到智力頂峰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隨之而來的衰退對人類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過去

讓我們從探索人類智力的遠古起源開始，追溯300多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開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對頭骨化石的掃描表明，最早直立行走的古猿——南方古猿——的大腦體積約為400立方厘米，只有現代人的三分之一。

大腦體積的增加意味著人類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代人的大腦消耗了人體20%左右的能量，因此，更大的大腦一定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好處，才值得身體投入這麼多的卡路里。

大腦體積的增長有很多潛在的原因，根據主流的理論，這很可能是對群體生活中不斷增長的認知需求的反應。

從南方古猿開始，人類祖先開始聚集成越來越大的群體，或許這最初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捕食者的傷害，當人類開始睡在地上而不是樹上時，在草原上活動的捕食者就成為嚴重的威脅，大規模的群體還將允許個人匯集資源，這有助於分散在多變環境中生活的一些風險，並提供共享的托兒服務。

但是，正如我們許多人從自己的社交圈中所了解的那樣，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可能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你需要了解每個人的性格、他們的好惡，以及他們是否可以被信任，如果你正在從事一項集體活動，比如打獵，那你需要了解每個成員在做什麼，並以此協調自己的任務，對今天的人類來說，缺乏社會理解會導致尷尬，而對我們的祖先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除了提出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更大的社會群體還會讓成員們分享想法，並在彼此的發明基礎上進行發展，從而產生新的技術和文化創新，比如能夠提高狩獵效率的工具，要想做到這一點，你需要有觀察和向他人學習的智力——這為更大的腦力提供了另一種推動力。

到大約4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大腦已經達到大約1200立方厘米——僅比現代人的大腦（約為1300立方厘米）略小一點。大約7萬年前，當我們的祖先離開非洲時，他們已經足夠聰明，能夠適應地球上幾乎每個角落的生活，令人驚訝的洞穴藝術表明，他們完全有能力思考巨大的宇宙問題，其中可能就包括他們自己的起源問題。

現在

很少有專家會認為近年來智商測驗結果的變化是某種基因演化的產物，因為時間尺度實在是太短了。

畢竟，直到100年前，科學家才首次發明了“智商”（Intel ligence quotient，簡稱IQ）來衡量一個人的智能潛力。他們的成功依賴於一個事實：人類的許多認知能力是相互關聯的，因此，你進行空間推理或模式識別的能力與你的數學能力和語言能力等都有關係，也正因為如此，智商被認為反映了某種“一般智力”，即某種潛在的腦力。

儘管智商測試經常受到批評，但大量研究表明，智商分數可以作為衡量人們在許多任務上表現的有用指標。智商測驗尤其適用於預測學習成績（考慮到這些測驗最初就是為學校設計的，因此並不奇怪），還能預測在工作場合學習新技能的速度。無論如何，智商分數都不是完美的衡量標準——許多其他因素也能塑造你的成功——但總體而言，它們確實顯示出人們學習和處理複雜信息能力的顯著差異。

智商分數的增長似乎始於20世紀初，但直到最近，心理學家才開始關注這一現象，這是因為智商分數是“標準化的”，也就是說，在人們參加測試後，他們的原始分數會被轉換，以確保人群智商的中位數始終保持在100，通過這種處理方式，你可以比較接受不同智商測試的人，但是除非查看數據來源，否則你不會注意到代際之間的差異。

當研究人員詹姆斯·弗林查看過去一個世紀的智商分數時，他發現了穩步增長的趨勢——相當於每十年增長3分左右，如今，在一些國家，這種增長可以達到30分。

雖然導致弗林效應的原因仍然存在爭議，但肯定涉及多種環境因素，而不單單是基因的變化，也許最好的對比是我們身高的變化，今天的人類比19世紀時高了11厘米，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基因發生了變化，而只表明我們的整體健康狀況發生了改變。

事實上，這兩種轉變背後可能都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例如醫療的改進、兒童流行病感染的減少，以及更有營養的飲食，這些應該都有助於我們的身體長高，大腦變得更聰明，有些人認為，智商的提高也可能是由於汽油中鉛含量的減少，在以往的歷史中，鉛可能阻礙了人們認知能力的發展，燃料越清潔，我們就變得越聰明。

然而，這些還不足以解釋全部的情況，因為社會發展也見證了我們的知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的知識環境中，兒童可能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訓練抽象思維和推理，舉例來說，在教育中，大多數孩子都被教導在抽象的範疇裡思考（比如某種動物是哺乳動物還是爬行動物），我們也越來越依賴抽象思維來應對現代技術，想想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計算機，即使是完成最簡單的任務，你都必須識別和操作大量的符號。從小沉浸在這種思維中，可以使每個人都培養出在智商測試中取得好成績所需的技能。

未來

無論弗林效應的原因是什麼，有證據表明，我們可能已經到達了這個時代的終結——智商分數的增長正停滯不前，甚至出現逆轉。以芬蘭、挪威和丹麥為例，轉折點似乎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此後平均智商分數每年下降0.2分，相當於兩代人之間有7分的差距。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智商測驗出現的時間太短，使這些趨勢比最初的弗林效應更難以解釋。一種可能性是，如今的教育變得比以前稍微缺乏刺激性，或者至少，沒有像以前那麼針對同樣的技能。例如，一些智商測試主要評估人們的心算能力，但學生們可能更習慣於使用計算器。

目前看來，文化顯然能以某些神秘的方式塑造我們的思維。

當科學家繼續探索智商分數趨勢背後的原因時，我們有必要質疑智商分數的變化對整個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弗林效應所代表的智商提升，是否給我們帶來了原本希望的好處？如果不是，那是為什麼呢？

最近，《智力雜誌》的一期特刊就提出了這一問題。在隨文發表的評論中，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羅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寫道：

“與20世紀之交相比，人們可能更善於搞清楚複雜的手機和其他技術創新，但就我們整個社會的行為而言，更高的智商並沒有為世界的任何主要問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普遍貧困、氣候變化、污染、暴力、阿片類藥物中毒致死等——帶來解決方案。”

斯特恩伯格可能有點過於悲觀了。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醫學在降低嬰兒死亡率等問題上就取得了巨大進展，以及儘管極端貧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有所改善，更不用說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巨大好處了，很顯然，科技進步依賴於聰明的勞動力。

不過，斯特恩伯格並不是唯一質疑弗林效應是否真的代表人類智力水平大幅提高的人。詹姆斯·弗林本人就指出，智商測試可能僅限於某些特定的推理技能。就像不同的體育鍛煉可以塑造不同的肌肉，但可能並不會增加整體的“健康”狀況一樣，我們一直在鍛煉某些抽象思維，但這並不一定能同等提高所有的認知技能，而其他一些缺乏良好培養的能力，可能對未來改善世界至關重要。

以創造力為例。當研究人員討論創造力時，他們討論的不僅僅是藝術表現，而是更基礎的技能。你可以多快地對一個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你的“反事實思維”（考慮還沒有發生的假設場景的能力）有多好？

智力顯然應該幫助我們變得更有創造力，但隨著智商分數的提高，我們並沒有看到個體創造性思維的一些衡量標準也隨時間推移而提高，無論弗林效應的成因是什麼，智商分數的提高並沒有促使我們每個人都以新的、原創的方式思考。

然後是理性（通過權衡證據和忽略無關信息）的問題，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最優決策？你可能認為你越聰明，你就越理性，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雖然高智商與計算能力存在關聯，而計算能力對於理解概率和衡量風險至關重要，但理性決策的許多因素仍然不能以智力的缺乏來解釋。

關於人們的認知偏見已經有大量文獻。例如，許多人會覺得“95%無脂肪”聽起來比“5%脂肪”更健康，這種現像被稱為“框架偏差”，很明顯，如今的高智商分數並不能幫助人們避免這類偏差，即使最聰明的人也可能受到誤導信息的影響。

高智商的人也同樣容易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即傾向於只考慮支持我們已有觀點的信息，而忽略可能與我們的觀點相矛盾的事實。當我們開始談論政治之類的話題時，確認偏差就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高智商也不能保護你不受“沉沒成本偏差”的影響，這種偏差是指將更多資源投入失敗項目的傾向，即使減少損失會更好。在任何行業中，沉沒成本偏差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眾所周知，正是這種偏差導致英國和法國政府繼續資助協和飛機，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將是一場商業災難）。

高智商的人在“時間折價”的測試中也沒有表現得更好。“時間折價”要求人們為了更大的長期利益而放棄短期收益。如果你想確保未來生活的舒適，這一點至關重要。

除了抵抗這些偏差之外，還有一些更普遍的批判性思維技能——比如挑戰假設的能力、識別缺失信息的能力，以及在得出結論之前尋找事件其他解釋的能力。這些能力對於良好的思維而言至關重要，但它們與智商沒有很強的相關性，也不一定與高等教育有關。一項研究發現，很多人在獲得學位之後，批判性思維能力幾乎沒有提高。

考慮到這些鬆散的相關性，可以認為智商分數的提高並沒有伴隨各種決策能力也出現奇蹟般的提高。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維可以解釋為什麼金融欺詐仍然司空見慣，以及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什麼花錢買假藥，或者承受不必要的健康風險。

對我們的社會來說，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維還可能導致醫療錯誤和誤判，甚至可能導致2010年墨西哥灣“深水地平線”石油洩漏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等災難。它還助長了假新聞的傳播，以及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巨大的政治兩極分化，並阻止我們在為時已晚之前找到一致的解決方案。

縱觀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到我們的大腦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不斷成長。另一方面，現代生活雖然讓我們可以更抽像地思考，但似乎並沒有糾正我們的非理性傾向。我們曾假設，聰明的人在一生中會自然而然地做出好的決策，但很明顯，事實並非如此。

展望未來，“反向弗林效應”和潛在的智商分數下降肯定會促使我們評估使用大腦的方式，而防止任何進一步的分數下降無疑應該是未來的首要任務。不過，我們也可以做出更加協調一致且深思熟慮的努力，提高那些並不一定伴隨高智商而提高的基本技能。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思維是可以教授的，但是需要審慎的思考和仔細的指導。例如，對醫生決策的研究表明，如果醫生能更多地反思自己的思維方式，就可以避免常見的認知錯誤，這可以挽救無數人的生命，如果我們能像傳統上對待其他認知能力一樣，給予理性和批判性思維同樣的重視，將有助於我們做出更全面和更準確的決策。

理想情況下，我們可能會開始看到人們的理性思維——甚至智慧——像弗林效應一樣迅速提高。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智商分數上的暫時波動並不代表智力黃金時代的結束，而是宣告了它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