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好轉，倫理堪憂，這是我對現在中國科研形勢的一種認識。學術不端與學術不當行為，在中國有著各種不同的方式，我總結為14種方式（如剽竊、編造、纂改、重複發表、署名不當、利益衝突、關係遊說、學術獨裁、引用不當、倫理失範等），其中第14種為倫理失範。

倫理失範是以前我們一般不太重視的一種方式，去年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

近年來，無論是各個學校還是中國科協，從整個科技界、教育界來看，我們一直在與學術不端的行為做鬥爭。

到目前為止的努力可以被概括為“六大戰役”。第一大戰役是從2000年開始逐漸實施的，對各種學術不端的舉報製，就是對舉報者不問動機，只要有舉報，舉報只要有實質性的內容就要調查，調查就要處理。2000年的時候，很多教育與科研單位都採取了舉報製，無論是職稱評審，還是院士評審。其間我們收到了大量的舉報，應該說在這些舉報中，有一些是屬於打擊競爭對手型的舉報，但大部分還是有一定的實質性內容。對這些舉報案件的調查，使得科技工作者在做每一件事前，都會在有可能出現學術不誠信情況的地方，掂量違規後所可能引致的後果。

2005年開始，各個學科逐漸不再允許中英文的一稿多發。我記得，2000年中國科協當時開過一次會，討論能不能中英文多投。當時法學界的專家說，按照當時中國的知識產權法，翻譯權屬於作者，所以作者願意把它翻譯成什麼語言，投什麼期刊，是作者的自由。當時人文社科領域規定，一篇稿子投出去，如果兩個禮拜沒有接到通知，就可以投到其他期刊發表。而且當時如果一篇稿子在越多的期刊發表，翻譯成越多的語言文字，說明這項工作的影響越大。因為不同學科的意見不統一，所以當時的討論並沒有結果。但隨後國際上各大出版社逐漸加嚴了對中英文的一稿多投，也就是對版權轉讓時同時轉讓翻譯權的控制。在2007年，中華醫學會正式聲明該學會旗下的各種期刊不再允許中英文一稿兩投。再往後是相似度的核查，無論是學生的學位論文，還是期刊論文，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申請書，在進入正式的評審之前，都要進行相似度的核查，並對高相似的情況進行警示標註或處理。

2008年，有一個著名的事件，一位年輕的副教授被撤稿8篇，他的大部分成果有些編造了實驗數據，有些竊取了實驗室老師、師兄師姐的成果，被看成是一件很大的學術誠信網絡事件。所以從2008年開始，國家多個部門進行大規模的誠信教育。以後由中國科協組織，每年在人民大會堂和各個學校開展對研究生新生的學術道德教育。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專門到清華大學，給清華大學研究生新生做過誠信方面的教育。

再往後就是2012年—2013年的時候，出現了一批大範圍的撤稿行為，比如在BME、施普林格，還有後面的腫瘤生物學，發現了幽靈作者、幽靈審稿人等現象，針對這些現象，有關部門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而且對所有涉事當事人進行了相當嚴厲的處分。最近這幾年，又有對科研工作可重複性的調查，這主要是在生命科學領域，看你的工作能不能得到重複。

這是我想講的關於整肅學術誠信的六大戰役。

在這樣的一個形勢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期刊上來自中國的撤稿現像出現了一個大的起伏變化。在Retraction Watch網站上，我們按照撤稿文章發表時間進行了統計，在2010年，源自中國內地的撤稿量達到了高峰。這一年，世界上總共撤稿的學術論文數目是5040篇，中國有4117篇，現在看起來這個數字非常驚人。後來因為各個部門各個方面的努力，使得中國的這條曲線急劇下降，到2018年12月22號，全世界2018年發表的論文裡有268篇撤稿，中國占了76篇。所以無論是從絕對數還是從相對數來看，中國的撤稿文章在2010年達到高峰之後，現在處於一個回落的狀態。中國曾經在學術誠信方面經歷過非常嚴峻的時刻，現在我們的（撤稿）水平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到1.6倍。

我曾經統計過，撤稿總量除以發表論文的總量，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比例最高的是誰呢？最高的是伊朗，中國排第7位，比中國稍微差一點是韓國（第6位）。這個情況很有意思，所以我又多繪出了幾個國家的曲線，數據主要是我請愛思唯爾英文出版集團的康曉伶女士替我統計的。我們看到日本也曾出現過撤稿高峰，1998年的時候到達頂峰，然後開始回落。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德國也出現了嚴重的學術誠信情況，當時因為東德和西德剛剛融為一體，開始使用西德的標準去衡量東德教授或教師，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在德國也有非常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引起過比較大量的撤稿。當時德國科學基金會採取了非常激烈的措施，把這種現象克制住了，所以大家現在看德國的情況已經比較好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通過很多人的努力，源自中國的撤稿量下來了，2018年，只有70餘篇被撤稿，相對於2010年的4100多篇，我們是大大下降了。

但這個時候新問題又出現了，它就是倫理方面的問題。

賀建奎事件引起了全球學者的聲討。科學倫理是我們以前搞學術誠信的人，接觸得比較少的問題，很多人對科學倫理的認識並不多，而這方面需要研究的學術內容遠遠超過誠信方面的內容。2018年，我和一位德國學者交流我們在學術誠信方面的事，講到了中國學術誠信在撤稿方面、一稿多投方面得到了控制，他說那是比較簡單的，比較複雜的是倫理情況，所以這方面我國仍處於堪憂的狀況。

科研倫理灰色區域特別寬，我列舉一些例子，如我們把不同基因段融合，有多少種組合可組成病毒，這個算不算倫理問題？歐洲的科學家說有問題，美國科學家說沒有問題，所以把這項研究登在《科學》雜誌上。再比如對胚胎細胞進行基因編輯，但這個胚胎是已放棄的無用胚胎，科研人員在一定時間內（如14天內）對其進行編輯的話，有沒有問題？一開始覺得有問題，後來《自然》雜誌又把它列為十大年度進展，因此很多人覺得可能沒有問題。但“賀建奎事件”全球都認為有問題。所以從有問題到沒問題，中間這個灰色的區域特別大。

其次，科研倫理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每一個學科都不一樣，很複​​雜，然後倫理問題還會被披上華麗的外衣，如說杜絕艾滋病等，有的還（號稱）是顛覆性創新，行為主體專業性比較強，等等。

有一次，我訪問了一個德國倫理研究所，他們收集了世界上200多種期刊，來自中國的倫理期刊只有2種，而且大都是地方大學的學刊，中國的倫理研究基礎非常薄弱。再者，倫理的研究領域非常寬廣，包括醫學倫理、生命倫理、動物倫理、互聯網倫理等。

為了解決科研倫理問題，我個人建議：在這方面應該廣泛地開展研究，應該制定旨在保護人類社會穩定發展的倫理規則，應該成立科學倫理委員會，裁決重大倫理爭端，應該聯合中科院、工程院、基金委，資助倫理方面的研究，發動有關學會制定領域倫理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