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關注近幾年隱私醜聞和數據洩露事件的人來說，Facebook可以說是爭議的重心。2018年中，這家公司一共出現了20多起醜聞，從該公司付費讓用戶下載監視軟件，到糟糕的隱私政策，這家公司似乎做什麼都不對。因此，Facebook公司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最近發表文章，提出了4個對互聯網的監管想法。

但是這依然遠遠不夠，因為人們期望的是Facebook改變其對用戶數據的收集、儲存和分析的方式。從廣義來說，扎克伯格最近的提議都是流於表面、隔靴搔癢的東西，而Facebook面臨的是更嚴重的問題。

在醜聞不斷爆發之後，Facebook一直在對外界傳達一個聲音：我們能夠重新找到正確的方向。在讓大量用戶感到失望之後，Facebook終於要謝罪了。也正是由於這種承諾改變的態度，才讓扎克伯格最近的文章值得人們去分析。

那麼扎克伯格在這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哪些想法？

首先，他希望政府能夠明確說明哪些線上內容屬於有害內容，這樣Facebook才能更好地將這些內容移除。

其次，扎克伯格希希望監管部門明確何種廣告應該被視為整治廣告。

第三，他呼籲建立一個和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思路一致的全球性框架。這樣，Facebook等公司才能更明確、更輕鬆的去遵守。

最後，他還提出了一個名為“數據遷移性”的概念，讓用戶更輕鬆地將自己的數據從一個服務遷移到另外一個服務上，類似美國的移動運營商允許用戶攜號轉網一樣，也就是在使用另外一個運營商的服務時保留此前的手機號。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首先，他的這些提議中，大部分已經實現，或是在不久之後就會被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所採取。例如GDPR，已經要求企業允許用戶在歐盟國家內對自己的數據進行遷移。而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國家，例如德國、中國、澳大利亞等，已經開始要求科技巨頭在移除有害內容方面加大投資。簡單說來，扎克伯格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議，已經或即將以各種方式實現了。

更廣泛的說，如果Facebook以前在用戶數據方面犯了重大的錯誤，普通用戶是無法得知這些錯誤的嚴重性的。而贖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獻祭——也就是當一個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之後，他必須要放棄未來的一些利益來進行彌補。而扎克伯格所提出的建議，並沒有這方面的體現。事實上，他所說的這些東西，從長遠來看，其實都是能夠為Facebook提供幫助的東西。

那麼為Facebook提供幫助又有什麼錯呢？

這其實就是問題所在。有3種因素會導致Facebook自己的利益與用戶的利益形成分叉，而且在一些情況下，這個分叉還非常明顯。

首先就是Facebook的商業模式。一方面，他們的商業模式以來用戶的活躍度。而另一方面，他們還需要利用新服務和廣告，對他們所收集來的用戶數據進行貨幣化，

時間、注意力、數據。如果你是Facebook的用戶，上面3樣東西就是他們最想從你這裡得到的。然而，對於普通用戶來說，他們通常並不知道為了使用Facebook的新服務而放棄了哪些數據。用戶也不理解科技企業所說的“黏性”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其實所謂黏性，就類似上癮。在使用Facebook的時候，用戶希望得到的是有意的社交聯繫、新聞和娛樂。於是，在2017年該公司說出了一句讓用戶欣喜的話：“我們要創建一個社交基礎設施……建造一個人人可用的全球社區。”正是這樣的語言掩蓋了他們的真實目的，他們其實是在向用戶進行索取，他們要的是你的時間和數據，從而發展他們自己的服務。

其次是Facebook的規模，巨大的規模給這家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責任，連扎克伯格自己也承認這種模式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截止到去年12月，該公司的月活用戶達到了23.2億人，幾乎是地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月，該公司的員工總數只有35587人，從比例上看，大約是1名員工對應6.5萬用戶。這樣一家員工數並不算太多的企業如何能夠對如此龐大的數字關鍵進行監管？答案很簡單：他們做不到。在這樣的用戶規模下，他們無可避免地犯了嚴重的錯誤，包括網絡安全方面、隱私方面和政治虛假宣傳方面等等。

最後是該公司的文化問題，也正是因為這個問題，他們才會在隱私方面不必要地連續犯錯。從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訪問用戶敏感數據，到公然侵犯用戶隱私，作為一個整體，Facebook並沒有把用的安全和隱私放在首位，而這歸根到底都是企業文化的問題——太急著把新功能推向市場，或是過於理想主義，覺得自己不會做錯事情，

而這些非受迫性失誤，反過來逐漸蠶食了用戶對這家公司的信任，人們開始覺得Facebook無力解決上述問題中的任何一個。

老實說，人們對數字服務的舒適度不斷下降，並不是Facebook一家公司的錯，他們也不應該承擔所有指責。儘管一些問題是Facebook所獨有的，但是其實每一家主流科技企業都有自己的問題，他們都在問題中掙扎著。

很多年來，消費者和監管機構一樣，都不喜歡科技企業的一些做法，這些企業強迫用戶做出犧牲。因此，2010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民主抗議發生的時候，一些媒體會表示：“埃及的革命開始於Facebook”。社交媒體企業被用戶和西方國家政府描述成了代表善良的力量，和Facebook一樣，很多用戶和西方國家都在使用花一般的語言來描述社交媒體的好處。

直到不久之前，我們才猛然驚醒，發現了數字技術所蘊含的風險。聯網設備的數量不斷增長，在財經、航空和其他很多領域內，我們幾乎對軟件形成了依賴，我們的隱私和安全開始遭到了全面的威脅。

在這種環境下，Facebook的窘境到來了，他們一直在努力讓公眾相信他們的業務模式與用戶的利益不會產生衝突，而這並不是Facebook一家公司所面臨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社會的症狀，原因是我們對技術的接受速度過快，並沒有理解技術的負面影響或是有可能帶來的風險。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Facebook和我們未來能做些什麼。對於用戶和監管機構來說，答案正在逐漸變得清晰。我們應該仔細制定與隱私和安全標準有關的法律，讓其適用於所有軟件系統，從而降低對數字技術的接受速度。我們還應該限制Facebook等大型公司的權力，限制他們收集和使用數據的能力，拆分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讓這些服務維持在一個可控的水平上。這或許意味著我們應該對Facebook的服務進行拆解，並且分離WhatsApp和Instagram等服務。

從長遠來看，Facebook的業務模式必須要有所進化，他們需要以信任為中心，這意味著他們要將用戶的隱私和數據安全看得和盈利一樣重要。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Facebook就無法維持下去。

而從短期來看，該公司現在離這個目標差的還很遠。儘管扎克伯格和其他Facebook高管都堅稱自己能夠解決問題，不需要政府的監管，但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觸及到公司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Facebook和他們的用戶看上去注定要繼續雙方的角力，或許直到多個國家的政府出手那一天，雙方的角力才會結束。扎克伯格前兩天的提議所提到的，只是這個漫長的角力過程中一個無關緊要的次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