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春節後的招工進入了密集期。有媒體報導，從不少大型招聘會上得到的反饋來看，今年製造業、服務業普工或稱萬能工的“招工荒”，比以往更令人關切。有浙江的企業主表示，今年招工“收成”少的可不是一點半點，甚至面臨“顆粒無收”的局面。

一邊是製造業、服務業普工或稱萬能工的“招工荒”，大量年輕人“逃離”傳統的工廠與流水線；另一邊卻是外賣行業的年輕人與日俱增，外賣行業從業者的平均年齡在26歲到30歲，35歲以下更是佔比近七成。數據顯示，2015年，美團外賣騎手人數僅為1.5萬人，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躍騎手人數已接近60萬人，而餓了麼旗下蜂鳥騎手的註冊人數早已突破300萬人。

傳統的工廠與流水線，的確工作時間長、強度大，但要說風裡來雨裡去的外賣工作有多輕鬆，恐怕未必。相比送外賣工作的風吹日曬與不確定的業務量，工廠的工作環境與穩定性，其實更勝一籌。

同為基層一線工作，工廠其實有著高於外賣行業的性價比。可為什麼這一代年輕人，不像他們的父輩那代人在工廠埋頭苦幹，而是寧願送外賣也不去工廠，是他們變了嗎？

的確，這一代年輕人不一樣。他們成長在互聯網時代，接觸的信息也遠多於父輩，除了追求基本的溫飽與物質滿足，他們還有更多精神層面的需求，個性也更加鮮明。在傳統工廠流水線上機械式的工作，束縛與壓抑了他們精神層面的需求，也限制了他們個性的發揮。而在外賣行業，工作時間更加自由，勞動強度可以由他們自己掌控。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夠獲得較為豐厚的報酬。另外，相比於整天固定在流水線上的工人，外賣小哥能接觸到更多的人與事，這對於年輕人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

年輕人湧向外賣行業，這是他們的選擇，無可厚非。但實事求是地說，外賣員是技術含量並不那麼高的職業，過多年輕人湧入，或多或少會造成人力資源的“大材小用”。而當下正是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如果大量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寧願送外賣也不想去工廠，勢必會造成工廠的勞動力短缺，在正常生產都岌岌可危的前提下，談何轉型與升級呢？可見，吸引年輕人回到工廠迫在眉睫。

年輕人變了，我們的企業工廠也應跟著變，如此方能從如火如荼的外賣行業中“搶回”年輕人。

首先，當然要靠待遇來吸引年輕人。媒體上不時會見到工廠萬元月薪依然招工難的報導，但往往噱頭成分居多。要達到“定薪”，需要超長工作時間以及週末節假日的加班加點。不僅強度大，平均算下來的時薪也就是一般水平，而且往往在“五險一金”方面缺乏保障。工廠要想真正贏得年輕人的青睞，就必須改變待遇低、強度高、保障少的現狀，讓他們有足夠的獲得感，願把目前的工作當成事業，而非暫時謀生的手段。

其次，工廠要改變把工人當“機器”看的理念。相比於任勞任怨、埋頭工作的父輩，年輕人除了工作，還想要豐富的業餘生活。而在很多的流水線工廠工作，除了乾活還是乾活，整天就是工廠、食堂、宿舍三點之間的單調重複。工廠一方面要改進生產技藝，例如用機器取代工人從事機械重複的工作，而讓被解放出來的工人來操作、管理機器；另一方面，也應豐富工人的業餘生活，讓他們在工作之餘，也能有符合年輕人需求的社交、文娛等活動。

另外，工廠企業還可以採取“換位”手段，來解決年輕勞動力缺乏的問題。過往都是開了企業工廠，等著工人千里迢迢來工作。如今很多年輕人不再願意背井離鄉，不少企業的工人也選擇返鄉就業，那為何我們就不能將工廠開到勞動力密集的地區去，讓年輕人實現在家門口就業呢？如此，不僅滿足了工廠、年輕人雙方的共同需求，也能帶動更多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謂多贏之舉。

年輕人寧願送外賣也不想去工廠，是他們的個人職業選擇，他們有著充分的自由，也理應得到尊重。但如果任由“寧送外賣不去工廠”的觀念蔓延，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發展、轉型、升級都可能會面臨更大挑戰。因而，招不到年輕人的工廠，與其抱怨年輕人變了，倒不如好好反省下自己為何被年輕人“拋棄”，思考該如何改變才能重獲他們的青睞。

---

快遞小哥不是社會的“臨時工”

“快遞小哥”月收入是“傳說”的過萬元嗎？難！團中央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東部地區快遞員月平均工資5110元，中部地區4464元，西部地區4247元。近日，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國家郵政局機關黨委聯合公佈《促進快遞配送從業青年的職業發展和社會融入》調研報告。該調研報告也結合了前期共青團中央、國家郵政局共同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開展的課題成果。2018年9月以來，各級團組織、郵政管理部門廣泛開展傾聽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169篇。

如今，“快遞小哥”成為團組織關注和服務的青年群體之一。2019年“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主題定為“維護新興職業青年群體的發展權益”，其中快遞配送從業青年為主要群體。

2017年，快遞員劉闊加入順豐之後，主要負責北京琉璃廠一帶的快件送收。該地區客戶主要寄送一些書畫、古董等藝術收藏品，在每天與客戶的溝通中他逐漸了解了藝術品特殊市場的業務需求，並通過真心的交流逐漸與他們成為朋友。

劉闊說：“在派件中有的客戶熱心地送上一杯熱水，我感覺這個城市不再有疏離感。公司層面也關愛快遞小哥，比如在工作環境中配置休息區，定期開展新春祝福等主題活動，公司還通過科技手段降低員工的勞動強度。”

面對代表委員，他提出建議，希望行業主管部門能夠多為一線小哥呼籲，宣傳一線人員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社會價值，提高社會對一線快遞員工的認同感，能開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業的交流，在行業層面對快遞員開展專項培訓，提升個人專業水平，拓寬知識面。

儘管劉闊已經成家，但是他發現“快遞小哥”的個人問題不容忽視：“青年快遞員的個人問題需要重視，平時他們工作強度大、工作時間長、解決個人問題有難度，可否在行業層面開展青年聯誼活動。”

住房，是大城市打拼“快遞小哥”的“痛點”。劉闊提出，一線二線城市快遞員住宿成本高、房租壓力大，建議政府為“小哥”出台一些住宿保障政策，希望能建立一些快遞員申請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政策。

“快遞小哥”長啥樣

收入低花銷大缺職業認同

記者章正杜沂蒙實習生楊寶光

“快遞小哥”群體長啥樣？他們絕大部分為18至35歲的青年。有關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快遞業務量突破500億件。一支數量龐大的新就業群體迅速興起，以郵政速遞（EMS）、順豐、“三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韻達）等為代表的快遞企業，一線配送人員突破300萬。此外，美團、餓了麼等O2O、外賣行業也擁有上百萬名專兼職的終端配送員。

“快遞小哥”流動快 短期從業明顯

本次調研中，社科院調研組對5279個調查樣本的分析顯示，快遞配送員中，男性居多（88.9%）；以青年為主體（20至29歲49.3%，30至39歲40.8%， 40歲以上7.4%）；農業戶籍居多（77.9%），大部分為進城務工青年；學歷層次偏低（初中及以下29.2%，高中職校及中專47%，大專15.7%，本科及以上5.3%）；政治面貌以群眾（57.9%）為主，團員和黨員比例不高（21.9%、5.7%）。

調查顯示，“快遞小哥”入職前大部分從事過建築工人、餐飲服務員、銷售員、保安及司機等工作。南寧的調查中，69.8%認為快遞業門檻低、上手快，46.8%認為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學歷且收入較高的職業。

“快遞小哥”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近一半的快遞員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8至10小時有30.6%，12小時以上有21.4%。48.9%表示每週只能休息一天，還有44.5%表示休息時間不確定。

他們的勞動強度究竟有多大？每天派件量在50至100件佔38.4%，100至150件佔11.8%，150件以上佔19.2%。在“雙十一”等高峰期，配送量更是呈爆發式增長。訪談中“忙得腳不沾地”“累得不想說話”是他們說的最多感受。

報告指出，因投訴糾紛、缺少保障及職業發展等問題，很多青年並不把快遞配送作為一份長久工作。從業不足一年者佔39%，一至兩年佔31.2%，兩至三年佔12.1%，五至六年佔5.9%，七年以上為11.9%，短期從業特徵明顯。

研究人員在武漢的調查中，郵政EMS、順豐的快遞員流動率均達30%左右。調查還顯示，目前快遞配送從業人員中，在校學生兼職的比例也達到18.6%。

東部地區“快遞小哥“月入平均5110元

很多人認為“快遞小哥”收入高，其實並不如此。調研報告指出，他們的月平均收入3000元以下23.3%，3000至4000元20.2%，4000至5000元25.7%，5000至6000元13.2%，6000元以上17.6%。東部地區快遞員月平均工資5110元，中部地區4464元，西部地區4247元。

2017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薪資3813.4元，快遞員為4859元，高出27.4%。對比之下，從表面上看這個行業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資來自高強度超時加班，如果以小時工資為標準，則平均23.9元，僅相當於最低工資標準（人社部公佈的32個城市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北京24元，其他地方基本在15至20元之間）。

具體到計酬方式，“快遞小哥”的計件工資佔較大比例（55.8%），其次是月薪制（11.5%）、底薪加績效工資（14.9%）、底薪加提成（10.6%）。物流快遞、直營模式多采用固定薪酬加績效，外賣快遞、眾包快遞和加盟模式更多采用計件方式。

半數以上“快遞小哥”感覺不受人尊重

從支出來看，他們呈現出生活中消費高、娛樂少的特點。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當年快遞員人均消費支出為23459元，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8%。訪談中，44.5%認為工資基本夠用，33.2%認為比較困難，19.4%認為非常困難。

在此情況下，特別是他們面臨“累得下班就想睡覺”的工作壓力，快遞員的休閒娛樂很少（看短17.8%、聽音樂15.0%、看電視劇或電影14.2%、打遊戲10.3% ），半數以上什麼都不參與。

儘管勞動強度大、收入水平不高，快遞員對工作的滿意度處於中等水平。其中，1~10分調查區間中，總體平均分6.62分，44.8%給出了8分，僅有15.9%給出4分以下。

很多從業青年認為這份工作是壓力與動力並存。一方面，雖然累但收入還行，特別是時間比較自由，在固定區域內完成配送任務即可；另一方面，56.3%感覺自己的工作不受人尊重，65.1%缺乏職業認同。

近八成簽勞動合同 半數覺得是“城市過客”

記者章正杜沂蒙實習生楊寶光

儘管國家對快遞配送行業的有序發展高度重視，近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規政策，但是調研顯示，快遞配送從業青年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

近三成“快遞小哥”被侵犯勞動權益

調查中，“快遞小哥”的勞動合同的總體簽約率為78.7%。加盟制運營模式下，網點作為承包方要自負盈虧，為了節約成本和規避風險，大多與“快遞小哥”不簽訂勞動合同，便於隨時解聘；外賣平台更是只與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達成勞務派遣輸出協議，進一步降低用工成本與風險。

依托互聯網經營的新業態，“勞務”呈現出新模式。直營快遞公司採用較為傳統的招工用人模式，但更多的企業都是採用加盟制運營，美團等外賣平台更是讓配送員在網絡註冊，與平台不產生法律意義上的直接勞動關係。快遞配送從業青年難以依據現有的勞動法律法規來維護自身權益。

“快遞小哥”面臨的現實難題是——社會保障程度不高。傳統的直營快遞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做得比較好，加盟制公司為了節約成本、減輕負擔而不繳納社會保險成為潛規則，與外賣平台合作的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一般也僅是購買意外險，其他險種基本缺失。具體到各個類型，物流快遞中的從業者沒有社會保障的21.1%；外賣快遞47.8%；直營模式沒有社會保障的9.3%；加盟模式35.2%。

勞動權益保障情況如何？調查中，28.6%的“快遞小哥”表示遇到過侵犯勞動權益問題。具體情形看，雇主拒絕繳納社會保險（45.7%）、強制加班（38.2%）、工作安全保護未達國家標準（34.5%）列前三項，其他包括拖欠工資（22.7%）、工傷（14.1% ）等。物流快遞的主要問題是強制加班（51%），外賣快遞主要是雇主不繳納社會保險（63.6%），眾包快遞則在拖欠工資方面最高。

對“快遞小哥”以罰代管現像是常態

調查顯示，企業對快遞員群體以罰代管現象普遍。82.9%的“快遞小哥”表示所在企業有罰款制度。外賣快遞最高（95.8%），物流快遞和眾包快遞分別為75.4%和75%；平台模式有罰款制度的高達95.5%，加盟和直營分別為84.2%和68.7%。在調查前一個月內，47%的快遞員表示被罰過款，被罰數額平均為413元。

調查發現，“快遞小哥“自我保護意識不強。他們遇到勞動權益受侵害情況時，65.7%表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採取行動，也主要是個人與本單位協商（14.7%）、直接辭職（12.8%），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4.3%）、找工會（2.5%）、找法院（1.7%）、找媒體（1.3%）的比例都很低。

由於行業流動性大，很多都是臨時工，大部分“快遞小哥”對社會保障並不了解，比如有的認為有工傷保險就不需要再參加醫療保險，有的認為自己在農村的“新農保”可以在發生交通意外時報銷醫療費用，實際上意外醫療不在政策規定的報銷範圍之內。

快遞員平均每天要在路上奔波70至80公里。大多數企業都是按照派件量來發放工資，許多快遞員急於送件，尤其是外賣行業更是以限時送達為賣點，為了將時間壓縮，超過60%的快遞員違反過交通法規，逆行、闖紅燈、佔用機動車道等違章情況屢見不鮮。加之長時間重複工作容易出現疲勞，存在相當程度的安全和健康隱患。

外賣行業的監管部門尚未明確

目前，快遞行業明確由郵政管理部門監管，能夠及時處理突發事件和投訴，但也存在監管對像多、聯合執法難協調的困難。外賣行業的監管部門目前還沒有明確，產品生產企業、外賣平台、配送員僱傭公司可能分屬不同部門甚至不同地域，事實上處於監管缺位的狀態。

快遞員的運送工具主要是電動三輪車、摩托車、燃油助力車，這在城市交通管理中，通行和停靠都經常受到限制。他們普遍的反映是，在主城區、重點街道、重點商圈臨時停靠難，進小區、機關、高校難，有的物業額外收取進場費，快遞員不得不在周邊“擺地攤”投遞。

“快遞小哥”常常遇到問題——企業內部管理不規範。很多快遞企業為了搶占市場，採用加盟方式，總部對加盟店和網點基本放任不管，只看重層層提成。加盟商自負盈虧，交給總部的面單費、派送費、中轉費等費用已經不低，無心關注長期規劃，更不會去關注員工的發展和利益。就業單位與快遞員之間的關係被壓縮為接單與送單，一些快遞員認為，除了經濟收入，與企業之間沒什麼其他關係。

職業自由，但近半數者仍覺得低人一等

訪談中,很多人強調一點，快遞職業相對自由，沒有太多約束，“這活兒是苦點兒累點兒，但是它自由”。

社會對“快遞小哥”的總體評價不高。公眾對快遞員的負面情緒較為強烈，投訴過的佔78.95%。在南寧的調查中，對於“快遞職業是當今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職業”這一問題，44.6%的人表示很同意，43.1%較為同意，2.3%很不同意。在貴陽的調查中，公眾認為主要問題是“服務質量有待提高”（38.7%）、“快件投遞延誤”（29.5%）、“快件破損或遺失”（12.6%），“服務態度差”“價格混亂”也佔一部分比重。

難以融入所在城市是很多“快遞小哥”的“痛點”。經濟融入有較大阻力，特別是住房問題難以解決。在調查訪談中，48.5%的“快遞小哥”感覺自己不屬於城市，53.3%感覺只是城市的過客，46.6%感覺在城市中總是低人一等。

南寧的調查中，問及最需要得到來自哪方面的幫助和改善，77.6%的“快遞小哥”表示是“客戶的理解”。

公共事務參與度低是“快遞小哥”另一個“痛點”。超時工作背景下，快遞員參與各類社會組織或團體的比例都不高。網上活動頻率也較低，僅微信群/QQ群每天他們的使用率達到14.8%，其餘大多不足5%。經常關注網絡熱點事件者只有37.8%，半數以上（52.4%）偶爾關注，9.8%從不關注。大多數人對於網絡上的熱點事件只是閱讀（83.6%），只有6.2%會轉發並評論。

給“快遞小哥”快遞一份保障

記者章正杜沂蒙實習生楊寶光

如何幫助“快遞小哥”解決問題？調查報告建議，國家推動企業製定合理的工資標準，通過績效獎勵方式，對快遞員的工作強度進行合理評估，對接單量、配送量進行控制和優化，完善配送考核制度。企業對一線人員落實日常關懷，例如通訊設備、交通工具、定期體檢、休息站點、愛心早餐等。

在此基礎上，報告指出，國家和企業要完善培訓機制、暢通晉升通道，引導快遞員進行合理的職業規劃，增強職業認同感，全面推開快遞工程技術人員職稱評審，推動開展快遞員、快件處理員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組織開展郵政行業職業技能競賽，優化職業成長路徑，拓寬職業發展通道。完善行業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支持高等學校開設郵政工程、郵政管理等專業，建設專業人才隊伍。

國家如何對快遞公司進一步規範？報告指出，適應依托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發展的行業特點，國家明確加盟、承包、代理的主體資格及其責任、義務，從規範經營主體來規範勞動關係。特別是加強加盟網點管理，企業總部和勞務發包方對網點和承包方不能“一包了之”，應明確其負有管理責任。

如何進行多層次的規範？主管部門要加大對企業勞動用工的監管，對加盟網點也要進行實地督查。發揮行業協會積極作用，建立行業管理規範和標準，對企業實行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

強化勞動權益保障是關鍵一環。報告建議，相關部門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完善就業、勞動權益保護機制，規範快遞員的工資標準、合同條款、商業保險、糾紛解決等內容。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製定加強快遞員權益保障的指導意見，強化勞動用工、集體協商、依法參保、素質提升等要求，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爭議調解仲裁力度。國家推進快遞業製定合理的參保方案，根據職業環境和行業特性，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險體系，加大意外傷害險的商業彌補。

個人生活也是關注的重點之一。報告建議，相關部門和企業通過提供集體宿舍、住房租金補貼、納入廉租房範疇等方式，盡量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同時，相關部門設立全國郵政行業先進集體、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項目，發揮榮譽表彰的精神引領、典型示範作用，增強“小蜜蜂”的職業榮譽感，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良好氛圍。

日常的快遞車輛管理如何管理？報告建議，應對快遞配送車輛的車型、重量、制動標准進行統一規定，公安交管部門製定上路行駛和停靠標準，保險公司配套出台針對性的保險投保產品。完善市區停車設施，改善配送車輛的停靠條件。城市將快遞終端設施納入公共服務基本建設，建立多個企業共享的末端投遞“超市”，增設智能投遞櫃減少無效投遞，終結投遞“擺地攤”方式。

報告特別指出，應加強企業黨團組織建設，建立行之有效的屬地化組織覆蓋，暢通訴求表達渠道，積極吸納他們參與各類政策協商、評議平台。

報告還為“快遞小哥”支招，放大個體的聲音，比如加快建設快遞行業工會，把工資薪酬、福利待遇、勞動強度等納入集體協商範圍，推動落實最低工資標準和欠薪報告製度。另外，相關部門發動媒體多方位展示快遞員群體風采，選樹愛崗敬業、自強不息的行業典型，引導公眾尊重、理解、關心這一群體，提高從業青年的社會融入感和職業自信心。

共青團鋪路 助快遞小哥“申請”社會融入

記者杜沂蒙章正實習生楊寶光

“眾所周知行業門檻較低，但並不意味著快遞小哥沒有提升的潛能。建議政府加大培訓，不斷提升快遞小哥的能力和素養。”2019年團中央與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北京主場，快遞小哥宋學文代表一線員工發聲。

今年，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國家郵政局機關黨委共同邀請5位全國人大代表、5位全國政協委員，走進中通快遞北京公司，慰問一線從業青年，並與快遞企業、青年代表面對面交流。如何促進快遞配送從業人員的職業發展和社會融入，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問題。

提高專業技能 更有職業獲得感

2014年以來，中國快遞業務量位居世界第一，去年正式超過500億件。這些數據背後，是許許多多快遞行業從業者的辛苦付出。

京東物流快遞員宋學文入行快8年了。作為一線的快遞小哥，他見證了這個行業的發展和變遷，也收穫了“最美快遞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

“這些年來，隨著快遞行業的快速發展，我們快遞小哥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宋學文感受到，收入越來越多，生活越來越好，心裡也越來越暖。

但與此同時，他也坦言，一線員工工作、生活還面臨不少困難，期待能夠得到改善和解決。

比如，快遞行業准入門檻較低、上手快，不少人認為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學歷且收入較高的職業。但在宋學文看來，這些正是快遞小哥提升的潛在空間。他建議，政府能夠加大培訓，對取得一定成效的企業給予政策傾向和相關補貼，同時也能更加關注行業湧現的先進人才，幫助快遞小哥提升自身能力和素養。

作為快遞行業一線從業者，如何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順豐快遞小哥劉闊沒少思考。可否在行業內開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業的交流？是否能定期開展專項培訓，加強對新形勢新業務的知識普及，提升小哥的專業度、拓寬知識面？交流中，他不斷拋出自己的想法。

李朋璇是百世快遞的快遞員。參加工作5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快遞不僅是電商平台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更成為鄉村地區追趕外界發展的良好通道。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關鍵的快遞運輸環節卻並不完善。於是，李朋璇總結工作經驗，積極思考，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建議。

2017年，李朋璇以“青春的網民”留言：農村生鮮快遞意外賠償貴，盼望買保險，希望國家有關部門重視生鮮快遞的現狀。原本以為會石沉大海，卻意外被總理邀請到中南海參加面對面座談會。

2018年3月，李朋璇所在的公司與保險公司簽訂了協議，提供生鮮寄遞保險服務，花兩角錢可以最高賠付36元／件。

2018年5月開始實施的《快遞暫行條例》中，他向總理進言的內容也被納入其中。

一方面，快遞行業一線從業青年對自己的崗位和工作充滿信心，但另一方面，有調研顯示， 66%的快遞小哥認為過不了幾年他們會被人工智能替代。如何有效提高自身職業技能，讓他們更好地實現自我價值？成為當下不少快遞小哥的關注點。

增強社會認可 提升職業幸福感

談到平時工作，服務中收到的一句“謝謝”，遇到問題時來自客戶的一份理解，成為不少快遞小哥認為的幸福時刻。

秦效書是北京的一名閃送員。“閃送按照訂單多勞多得，雖然辛苦，收入是很可觀的。我剛開始加入閃送時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加入兩年多，隨著業務的熟練現在月入過萬元”。

但是，像秦效書這樣“高收入”的背後，卻是高強度超時加班，工作中依然有不少困擾。比如“裝備跟不上”、區域限制等。

秦效書所在的閃送員群體中，一部分使用電動車配送物品，現有充電裝置較少導致時間成本增加，這樣每天少了很多訂單。大部分閃送員選擇摩托車，速度快、續航能力強，但城市有些區域禁止摩托車及三輪車上路行駛，停車也難。他希望，能夠有相關政策可以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提高閃送效率。

去年，在團中央和國家郵政局委託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針對快遞小哥群體開展了專題調研。該所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田豐參與了調研，他把快遞員比作“互聯網的紅細胞”。通過調研，他發現，在大城市中，像秦效書這樣的快遞小哥，月入過萬，工資水平在北京已經相當於一個初級白領，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卻並不高。

田豐介紹，數據顯示，調研中，70%的快遞小哥認為在社會中沒有地位。

完善基本保障 增強職業認同感

“青年快遞員平時工作強度大、工作時間長、解決個人問題有難度，可否在行業層面開展青年聯誼活動？……”同為千千萬萬快遞小哥中的一員，劉闊的呼聲代表了不少同行們的心聲。

中通快遞集團副總裁張建鋒介紹，近些年，中通快遞集團不斷探索通過新的政策增加員工的收入，同時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和晉升通道。“在中通，大部分網點老闆都是從快遞員做起，現在的政策也是努力幫助一線的業務員從就業走向創業，讓他們從加入到信任、熱愛這個大平台”。

同時，張建鋒也坦言，讓一線員工有獲得感、幸福感、認同感，這個工作光靠企業能力是有限的，必須要政府、全社會來指導、完善。他舉了個例子，“比如說社會認同感，這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目前國內的公眾對快遞小哥沒有足夠的尊重，小哥被打罵的情況時常發生，我們希望加大人身保護和關愛，希望全行業一起來推動。”

“在當前的環境下，快遞小哥所面臨的困難和需求豐富多樣，但解決力量有限，這需要社會齊抓共管做好工作。”全國政協委員、團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王陽認為，要給快遞小哥群體多一些反映訴求的渠道。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郵政局普遍服務司司長馬旭林則建議，團中央要繼續推動快遞企業團組織的建設，將從業青年緊緊團結在團組織的周圍，加大對快遞企業及快遞網點表彰的力度，增強基層網點青年團隊的自豪感和職業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