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醫療領域，還是我們“欺騙”自然的能力，技術的發展都在帶來無數全新的可能性。我們已經改造了多種農作物，創造了更加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但是，將類似的改造技術應用在人類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應不應該這麼做？如果可以，那這些應用能走多遠？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人造”和“生命”這兩個詞似乎只在科幻電影和反烏托邦小說中才有意義。我們都知道類似的故事：孤獨的科學家為了友情或軍事目的，製造了某種人工生物；這種生物開始了解人類的生活；最終，它接管了地球，並將我們所知的地球生命推向滅絕。

在當前圍繞基因編輯和人工智能的語境下，“人造生命”這個詞組的出現頻率似乎越來越高，這也反映了我們目前所處的生活現實。人類社會並不只是在科幻小說中探索“創造”生命的概念，而這一思潮也不是過去幾年才出現。相反，在最近的歷史中，關於這一概念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基因操縱“擺脫”疾病，那麼按照同樣的原理，我們也可以“增加”對其他形式疾病的額外抵抗力。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基因操縱“擺脫”疾病，那麼按照同樣的原理，我們也可以“增加”對其他形式疾病的額外抵抗力。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位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國誕生，這也標誌著體外人工受孕（IVF）技術的成功實現。現在，體外人工受孕技術的應用已經相對普遍——自路易絲·布朗誕生以來，已經有超過600萬嬰兒以這種方式出生。然而，在路易絲·布朗出生之前，這種在女性身體之外受精的方法被視為乾預生命的邊緣科學，並且幾乎沒有得到媒體和科學機構的支持。

康妮·奧巴赫（Connie Orbach）是一位科學傳播者和廣播製作人，2018年夏天，她作為策展人在倫敦的科學博物館推出了IVF40週年展覽，向公眾展示了這項技術充滿爭議的歷史。她說：“與所有事情一樣，在被視為有用和瞎折騰之間，存在一個浮動的尺度。”

從最簡單的角度來說，IVF就是允許兩個因為某種原因無法生育的人，擁有他們想要的嬰兒，就像其他人一樣。但是，在1978年，縈繞在這一技術周圍的評語包括“試管嬰兒”、“設計師嬰兒”，甚至“弗蘭肯斯坦科學”等等。

“20世紀60年代的IVF技術可能就像今天的基因編輯技術，但我們的觀念隨著時間推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康妮·奧巴赫說，“似乎當生活中發生有意義的變化時，人們的觀念才會改變。”

不過，僅僅因為一個創造生命的例子結果不錯，並不一定意味著未來所有的嘗試都會如法炮製。彼得·米爾斯（Peter Mills）是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Nuffield Bioethics）的副主管，他的工作是調查未來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意義。目前，他的團隊正在研究人造生命在人類生殖以及畜牧生產（人造的農場動物）等領域中的影響。

彼得·米爾斯在研究中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正常”的概念——我們賦予事物“正常”狀態的依據是什麼？舉例來說，我們已經可以調整胚胎，使其不會患上某種遺傳性疾病。這可以說是讓胚胎“公平競爭”，並更有可能成為一個“正常”人類生存下去，而不是以某種“科學上增強”的生活方式生活。

但是，這種能讓遺傳疾病患者越來越少的“公平競爭”，會在什麼節點轉變為引入額外“超人”特徵的“軍備競賽”？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基因操縱“擺脫”疾病，那麼按照同樣的原理，我們也可以“增加”對其他形式疾病的額外抵抗力。考慮到接種疫苗的成本，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公共衛生策略。

但是，如果是為一個出生時肌肉量過少的人增加額外的肌肉呢？再進一步，如果是為想要變得更強壯的人增加額外的肌肉量呢？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是更多地與個人選擇聯繫在一起。劃定界線有時可以十分簡單，但在其他時候，又可能非常複雜。

“我們需要思考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據我們所獲得的信息，比如產前篩查中有關唐氏綜合症的信息，來考慮人們決定不進行某種編輯的難度有多大，”彼得·米爾斯解釋道，“相關的規範已經改變，以限制唐氏綜合症患兒的數量，但這距離消滅那些可能生育出低智商兒童的人其實並不遙遠。”

“規範的改變沒有任何問題，但我們需要有條不紊地改變，並且是以一種考慮到這些變化的方式，特別是對於處在脆弱地位的人們——那些可能受到間接影響但實際沒有參與這些​​特殊選擇的人，”他補充道，“一個例子是，如果患有唐氏綜合症的人數減少，因此患有遺傳性疾病的人也越來越少，那麼對於那些有其他發育需求，但可能無法或者沒有被’編輯’的人們來說，應該做出哪些行為和資源上的改變呢？”

然而，圍繞人造生命的對話並沒有局限於生物學的發展。人工智能是信息技術世界的熱門話題，許多人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使用人工智能作為核心技術，這就提出了關於人類與似人類數字產物互動的倫理問題。

英國開放大學高級講師、開放數據（Open Data）專家托尼·赫斯特（Tony Hirst）博士對人類每天使用的技術系統如何影響更廣泛的人類行為十分感興趣。

有人擔心，隨著我們與語音助理和聊天機器人之間的關係趨向於苛刻和專橫，這種行為或許會轉化為針對其他人的態度。“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像關於電腦遊戲和暴力電影的爭論，”托尼·赫斯特說道。

一種觀點聲稱，“我只是以辱罵的方式朝著女聲智能助手大喊，並不意味著我會對伴侶這麼做”，因此這種行為不會轉移。但是，另一方的觀點則提出，“如果你以一種非常人性的方式對待某種事物，那這種行為在什麼程度上才會轉移？”

不久前，谷歌公司推出的智能語音助理技術“Google Duplex”在對話中增加了“額”、“嗯”和“mhmm-hmm”等語氣詞，進一步模仿了人類的真實對話。許多人開始擔心利用這種技術的惡意企圖，因為機器可以通過這一方式讓人以為它們是真人。

亞馬遜公司的虛擬助手Alexa也成了大新聞，據透露，它的“魔力單詞”（Magic Word）功能可以獎勵那些說“請”（please）和“謝謝”（thank you）的孩子，並且對於那些還沒學到字母“L”，只能說出“Awexa”的孩子做出回應。這引發了有關機器在幼兒請求的背後做出現實決定的問題。

當然，這兩個例子的積極因素都很明確——功能更強大的數字助理可以節省你的時間，並且讓孩子更有禮貌。

創造不同形式的人造生命有著複雜的倫理含義，似乎沒有一種正確或錯誤的答案。而且，這些技術發展的影響和反響可能只有在它們應用於社會之後才能為人所知。

誰也不知道40年後我們會處於什麼樣的環境，但如果說我們能從IVF技術的故事中學到些什麼，那可能就是對新興科學的初期看法有時候是牽強附會的，而且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但同樣地，我們還從未見過像今天人工智能這樣日新月異的計算技術，因此各方面的關注和擔憂都應該被提出來並加以討論。

康妮·奧巴赫認為，儘管更有爭議性的技術仍然遠未實現，但我們仍然有必要現在就進行討論，以更負責任地規劃這些技術的未來發展。“我們正在談論的許多事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說，“但同樣地，它們可能會在某個時刻出現，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在適當的時候採取適當的監管措施，這樣無論我們決定做什麼，都要在某個框架內完成。”

“人們必須保持樂觀，”彼得·米爾斯說，“一般來說，人們往往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可能不是以最順利或傷害最小的方式——但通常而言，人們會在社會中彼此做出反應，而且是道德的。”

隨著我們向前邁進人造生命的更多領域，希望如此吧！（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