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移植器官數量有了急劇的上升，這意味能有更多人因此而活命，但原因很殘酷，因為正是阿片類藥物過量導致的死亡使得可移植器官數得到了增加。在哈特姆·托爾巴（Hatem Tolba）收到能夠拯救其生命的可移植肝臟的前一天的晚上，他就躺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內，而且還是昏迷狀態。

一台透析機正在擔當哈特姆·托爾巴腎臟的工作，而各種組合藥物正在保持著托爾巴心臟的跳動。

4年以前，托爾巴體重增加了大約45斤，他那雙因黃疸病而模糊的眼睛也已變得清澈。在馬薩諸塞州什魯斯伯里市郊外房子的餐廳內，托爾巴和妻子、女兒坐在一起，49歲的托爾巴表示他的新肝臟就像是“一台全新的引擎”。

托爾巴以前肝功能衰竭，進行肝臟移植後身體狀態有了顯著的恢復，這是一件幸事，但這件幸事源自於另一件不幸的事。托爾巴得到的肝臟是一名阿片類受害者的，而後者的死亡是一個可以避免的悲劇。儘管托爾巴對捐贈者的信息了解的很少，但有一點他知道，捐贈者是一名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的21歲年輕男子。這使得托爾巴心情很沉重。“和你說實話吧，我的內心就像陷入一片沼澤地，”托爾巴說道。“我無法想像一個家庭以這種方式失去一名年輕成員（後的感受）。”

自2008年以來，美國全國范圍內因阿片類藥物過量而死亡的人數增加了1倍，而這些受害者中成為器官捐贈者的人數變成了以前4倍。自1989年到2014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一直在增長，而2014年的12.4萬人創造了近年來人數的最高峰。現在，部分是因為藥物過量死亡使得最新的可用的器官數量有了增加，因此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數第一次出現了下降。

圖注： 美國各州因藥物過量而死亡的器官捐獻者的比例。（圖/哈維爾·扎拉西納）

托爾巴生活在馬薩諸塞州，而馬薩諸塞州可能就是等待器官移植人數和因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都最多的地方。2016年，該州近2000名居民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這是美國平均水平的2.5倍。與此同時，該州器官捐獻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就是來自於因藥物過量而死亡的人，這一佔比也是美國各州中的最高水平。

藥物過量導致的死亡為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帶來了一線希望，但究竟能不能得到捐獻，還要取決於藥物過量受害者和其家人的意見。臨床醫生也不得不採取新的方法使之成為可能。而且，接受來自藥物過量死亡受害者器官移植的病人也不得不承受額外的風險，比如說，就像托爾巴，其內心與情感就受到了挑戰、面對著掙扎。

阿片類藥物流行與器官捐贈是如何联繫起來的？

器官捐獻者死亡的原因是決定器官是否適合移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阿片類藥物過量導致的死亡通常符合器官捐獻的條件。這就使兩者的聯繫成為可能。

比如說，受到腦損傷的人，他們就永遠無法恢復，這類受害者會被及時送到醫院，然後被戴上呼吸機，這樣其身體各器官就能得到血液流通，而這類人就有成為器官捐獻者的條件。在美國，這類情形佔死亡數的比例還不到1%，而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中風、心血管疾病和鈍器傷如交通事故和。現在，致命的阿片類藥物過量，能導致呼吸作用減緩到使大腦缺氧的程度，因此，這就成了器官捐獻列表中不斷增長的一部分。

根據初步數據，2017年有49031名美國人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而且，在美國，阿片類藥物過量導致的死亡佔各種藥物過量總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二。

圖注：美國藥物過量導致死亡的數據。其中，2017年的數字是初步估計的結果。此外，如果涉及到多種藥物，這張圖表上的一些死亡可能會有重疊。（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阿片類流行已經影響到了全美國，而一些州受到的衝擊尤其嚴重。包括馬薩諸塞州在內的東北部大部分地區，阿片類藥物過量致死的比率最高。“我們在2002年就開始注意到過量致死的人數在增加，”新英格蘭捐贈機構（New England Donor Services）主任亞歷山大·格萊齊爾（Alexandra Glazier）說道，而該機構在該區域的大部分地區起到協調器官捐贈的作用。

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緊急人員到達時，受害者已經死了，而他們的器官也已經失去了移植生存的能力。但有幾千人在宣布死亡前能被送到醫院並戴上呼吸機。這些受害者通常很年輕，近四分之三的住院的阿片類死者的死亡年齡在25歲至54歲之間。

格萊齊爾表示，這是一種災難，對於等待移植的病人來說是一個機會，但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機會，這是對死者來說可能是一個莊嚴的責任。“儘管這種情況能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患者，或者至少在我們這片區域能起作用，但我們並不希望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像格萊齊爾管理的類似組織繼續做著許多其他的努力，如教育公眾捐贈器官的時機、設計一個使有意向者或有意向的家庭能更容易註冊的系統、加強醫院與移植中心的協調，這樣是為了增加可移植的數量，即使以後藥物過量流行也會得到改善。

醫生和病人如何將阿片類藥物過量致死轉化為能挽救生命的移植？

如果不是醫療實踐的改變使得更多的阿片類受害者成為捐贈者，那麼托爾巴就不會如此迅速地獲得一個器官。這些變化也有助於解釋，自2008年以來，阿片類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增加了1倍，而成為器官捐獻者的人數變成了以前的4倍。

從歷史上看，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的人通常是吸毒者，因此，這些人攜帶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等血源性感染的風險更高，在過去，這種情況下的器官捐獻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阿片類藥物過量流行的受害者中很多都是年輕人，而且他們用藥的歷史也更短，”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移植項目負責人之一傑伊·菲什曼（Jay Fishman）說道。托爾巴就是在馬州總醫院接受的移植。“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初次吸毒的人，”因此，他們的器官可以移植到有需求的病人的身上。

此外，移植項目已經出了允許有傳染性疾病的人進行捐贈的程序。自2013年以來，聯邦法律允許艾滋病毒陽性捐贈者的器官可以移植到艾滋病毒陽性患者的身上。隨著最近治療丙肝新療法的出現，醫院已經開始將受感染的器官移植到接受者的體內，然後在對接受者進行對應治療。在馬薩諸塞州，超過五分之一的捐贈者屬於這類“增加性風險”，這一比例在美國所有州中是最高的。菲什曼認為這要歸功於篩查潛在疾病捐贈器官工具的改進和臨床醫生應對接受者感染水平的提高。

這並不是說，在美國對藥物濫用的反應中，普遍存在的病恥感並沒有影響到移植臨床醫生和他們病人之間的對話。“有些人因病恥感而拒絕了，”菲什曼承認道，“但是在非常虛弱的病人中進行移植詢問時，很少有人會拒絕一個高質量的器官。”

托爾巴當時在醫院等待肝臟，最終得到了一個與之匹配的肝臟，而捐獻者卻患有丙型肝炎。托爾巴的醫生向他解釋說，接受這個器官可能會感染上捐贈者的疾病，但是在移植後可以接受治療。托爾巴同意了。那時的托爾巴因肝功能衰竭而變得非常虛弱，相比一直等著完全健康的器官，及時接受有病器官的移植的風險要更小。最終，在成功移植和接受了3個月的丙肝治療之後，托爾巴有了一個健康的新肝臟，而且沒有感染。

醫療實踐的變化使我們能從更大範圍內選擇器官捐贈者

器官移植供不應求，於是移植項目就退而求其次，那些攜帶病毒性疾病的潛在捐贈者也可以和急需移植的患者相匹配，於是，類似新英格蘭捐獻機構的器官獲取組織受到了現實的激勵，他們也在爭取這樣的捐獻者。丹尼爾·米勒-丹普希（Daniel Miller-Dempsey）就是這種機構中的一位員工，現在，他就肩負著責任。米勒-丹普希是一名家庭服務協調員，他在醫院裡與潛在捐贈者的親屬進行會面。米勒-丹普希經常乘坐著小車來往於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與緬因州班格爾之間。

米勒-丹普希今年42歲，儘管相對還比較年輕，但他已經為組織工作了18年。米勒-丹普希表示自己現在做的更像是一種使命而非一份工作。當米勒-丹普希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他的父親就病倒了，他和他的妹妹最終決定捐獻父親的活體器官。這就使米勒-丹普希有了親身的經歷與感受，他切身體驗到病人的痛苦和捐贈的意義。

近20年時間裡，米勒-丹普希見證了很多家庭和他們的親人的生離死別，他表示這種經歷非常普遍。但是藥物過量致死是一種獨特的辛酸。

“那些人在這裡生活的更好，他們為了他們的家庭和孩子與毒品鬥爭，有些人能取得成功，”米勒-丹普希說道。“知道有這麼多人死於這種情況真的很令人心碎。”

器官捐獻者死亡的方式可能不會影響到器官的功能，但這段歷史對接受者會產生重大的心理影響

比如說托爾巴，他就是一名器官接受者，而其器官的捐贈者就是一名年輕的藥物過量受害者，接受者在知道這種不幸後會產生心理負擔。但是，對於藥物過量受害者的家屬來說，這能給他們的內心帶來些許的慰藉，因為他們的家人以另一種方式拯救了另外一個生命。

一天早上，大衛·馬來厄姆（David Maleham）接到一個電話，電話裡的人和大衛講了大衛38歲兒子的問題。大衛表示自己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是還是有些難過，“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害怕接到的電話。”

大衛有4個孩子，其中馬特是來最大的孩子。馬特既聰明又可愛，但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痛苦。根據大衛和他妻子羅克珊（Roxanne）的說法，當馬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們家人的一個朋友對馬特進行了性侵，後來馬特患上了雙相情感障礙。受到創傷困擾的馬特在阿片類中尋找安慰，最終發展成癮。在馬特的餘生中，他一直在掙扎著。

圖注：馬特·馬來厄姆。這張照片大約拍攝於2000年。（Matt Maleham）。（圖/馬克厄姆家人）

那天早上，大衛在電話裡得知馬特於前一天晚上在一處停車場內使用了大量藥物。在馬特被送到醫院之前已經昏迷了將近1個小時。

當大衛和羅克珊趕到醫院時，馬特正戴著呼吸機，而他的大腦已經停止了活動。大衛和羅克珊同他們的孩子道了別，然後商量著捐獻他的器官。結果證明這也是馬特的願望，因為醫院的工作人員向大衛和羅克珊出示了馬特的駕駛執照，這表明Matt生前已經登記為器官捐獻者。

幾個月後，馬來厄姆家人收到了接受馬特肝臟的患者的一封來信。接受者在信中解釋說，當他生病時已經是在監獄裡了，他還接著為這件事道歉，他的意思好像是在說應該把肝臟移植給一個更值得接受的患者。考慮到自己的兒子吸毒也是犯法行為，羅克珊並不同意來信者自責的意見。“你就是馬特選中的那個，所以就沒問題。”

後來，這名男性接受者的姐姐也死於藥物過量。阿片類流行導致了她的死亡，現在，那名接受馬特肝臟的人也有了拯救他人的機會。

大衛在商業生涯結束退休後去一個小教堂了當了一名牧師，他並不是很相信巧合。兒子死後通過器官捐贈改變了另一個人的生活，想到這點，大衛至少會少一點心痛。

“如果不這樣做，那就是浪費了，那就是毫無意義的死亡。為什麼選擇捐獻？（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