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零工經濟模式正在悄然接管美國許多行業，甚至讓很多固定工作的模式也越來越像零工。相對於那些需要員工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工作，美國底層工人受到的影響尤其大。布倫達·漢迪（Brenda Handy）已經打零工近40年了。上個世紀90年代，她住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通過老闆托尼·布拉斯韋爾（Tony Braswell）打來的電話接零活，每週結一次工錢。

現在，漢迪通過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序搶單接各種護理工作。雖然她仍為布拉斯韋爾工作，但打電話派單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2016年，布拉斯韋爾意識到，只有自動化才能讓他繼續擴大業務規模。他創建了一個名為“格爾健康”的軟件平台，漢迪現在可以登錄應用，幾秒鐘內搶下一份合適的護理工作。她說：“就像在雜貨店，看到你喜歡的東西就下單。”“它們有可能在一天的任何時候出現。你必須學會搶單。”

這讓漢迪在閒暇時間不得不時刻盯著手機。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零工”的概念一直是Uber、DoorDash等少數矽谷科技公司的代名詞。但隨著時間推移，零工經濟已經涉及到包括司機、維修工、設計師，甚至律師和顧問等在內的各種職業。零工的定義也越來越模糊，以至於沒有人能完全確定到底有多少美國人在打零工。

根據自由職業平台Upwork委託進行的一項年度研究，去年有39%的美國勞動力從事自由職業，總人數達到了6000萬人，涉及收入1.35萬億美元，比2021年增加了500億美元。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研究，更專注於基於平台的零工工作，發現16%的美國成年人曾經通過在線平台找到工作。賽場檢票員、餐廳服務員等可能正在使用應用程序接班；文案和營銷工作的專業人士則會在Upwork、Fiverr或LinkedIn上提供服務；調酒師、木匠，甚至醫生都在低頭看手機，尋找他們的下一單。

所有這些零工從業者使用的平台在規則和結構方面有很大差異，以至於很難確定現代零工經濟的邊界。一些平台得到矽谷風險資本的支持，工作涵蓋各行各業，另一些平台只做較小市場或特定行業；一些公司利用臨時工為自家客戶完成零散任務，而另一些公司則只是在勞動者和客戶之間扮演中介角色；一些公司允許勞動者對任務挑選，而另一些公司則會因為註冊用戶不登錄系統或拒絕派單而進行懲罰。Upwork上的律師可以自行設定服務價格或直接與客戶協商，但不少輪班工作平台發布的任務通常已經確定價格。對於不同的快遞和駕駛平台來說，每項服務的費率都有所不同，這使得零工的收入也不確定。此外，不論工作收入高低，平台通常都處於能夠調解糾紛和控制工作機會的地位，那些低收入勞動者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依賴於所使用平台的政策和算法。所有這些零工從業者的唯一共同點是，他們很受評論影響，只要有幾條負面評論，收入就會枯竭，甚至會被平台踢出去。

零工福利平台Catch的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汀·安德森(Kristen Anderson)將零工工作比作K型（有些人向上，有些人向下）經濟復甦的概念。她認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各自獨立，他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歷和完全不同的需求。”

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尤其能從靈活工作安排中受益，他們可以利用這種靈活性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在線營銷專業人士薩默·巴茲(Samer Bazzi)是一名長期自由職業者，他通過Upwork接單，每小時收取200美元的服務費用。在他看來，只有當每小時的收入超過100美元，聲譽足夠好，讓公司開始找你時才有意義。巴茲不僅要完成好接到的工作，同時還要尋找新任務。他說，最大的挑戰之一是管理自己在平台上的聲譽：“工作結束後，直至收到反饋才放心。”

但對於工人來說，打零工的機會成本更高。許多低收入工作中的靈活性已經與適時勞動力管理的理念混淆在一起。這意味著很多公司會根據實時需要迅速僱用臨時工完成各種急活。根據按需就業平台Snagajob的一則廣告，“我們70%的工作都在10分鐘或更短時間內完成。”

按需就業使得勞動者參與的零工經濟邊界變得最為模糊。對於零售行業員工來說，這可能意味著購物旺季必須加班，每週收入也不穩定；這可能意味著電腦會對每分鐘的生產力進行密集跟踪，即使是很小差異也會嚴重影響收入。對於鐵路工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在運輸繁忙時期請病假會被拒絕或受到懲罰。例如，亞馬遜利用調度平台，讓全職員工也可以選擇輪班，讓他們在工作時獲得帶薪休假，或者通過自動懲罰系統取消帶薪休假，這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零工經濟的靈活性、不確定性和技術控製手段。此外，全職工作的工資很低，讓許多亞馬遜員工需要在DoorDash和Uber等平台兼職。

丹尼爾·奧拉伊沃拉(Daniel Olayiwola)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亞馬遜工作了五年時間，時薪為18.40美元。奧拉伊沃拉所從事的是彈性工作，每週必須幹滿30個小時，“如果你沒有做到，就會被記1分，一旦達到8分就會被解僱。”遲到或者曠工都會被記分，而且換班都有特定時間，到時必須按規定打卡下班，“否則你就得連續上夜班了。”奧拉伊沃拉說。

這種全職工作的報酬使得亞馬遜員工必須兼職才能掙到足夠的生活費。一些人在休息時間為快遞平台開車，奧拉伊沃拉則每隔幾天就會去修房頂。他說：“在安排生活方面，你必須要有創造力。”

奧拉伊沃拉通過一個平台安排自己的日程，按需輪班。他必須完成生產定額，並仔細記錄休息和上廁所時間，因為任何指標不達標都可能引發審查程序。他說：“他們讓你處於很容易被解僱的尷尬境地。”奧拉伊沃拉說這成了一個懲罰和重新聘用的死循環，“我認識的一些人被炒了好幾次。我工作時總感覺好像我已經被解雇了一樣。”

這讓很多人擔心，零工經濟中那些最不令人愉快的創新和技術，可能會滲透到更多行業和工作崗位中，使得未來的常規固定工作也越來越像打零工。

但這並沒有影響零工經濟持續增長。靈活性和彈性勞動力管理的理念繼續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工人們競相搶班的“靈活”工作時間安排，精心設計的分罰系統讓工作感覺像是一場高風險遊戲。數據收集涵蓋了諸如鼠標移動頻率和上廁所時間等方方面面，能監測整個勞動過程。所有這些零工經濟背後的技術都在不斷滲透到各行各業。

在最好的情況下，零工經濟可以讓員工有時間照顧家庭，在生活與事業之間取得平衡；可以擴大就業機會，加快企業招聘速度。但在最壞的情況下，零工經濟也可能讓不透明、沒有人情味的嚴苛平台擁有巨大的控制權。

布蘭迪斯大學海勒社會政策與管理學院院長大衛·威爾（David Weil）認為，像Uber和Lyft這樣的平台公司已經這樣做了。它們把所有司機都歸類為獨立的人，把自己定位為僅僅允許這些人工作的管理系統，從而最大限度降低了勞動力成本。然而，由於這些公司幾乎掌控著零工的方方面面，許多人認為它們不是管理系統，而是僱傭系統。威爾說：“很多平台希望同時擁有兩種方式。他們想盡可能多地控制產品和服務，但又不想面對成為雇主時遇到的混亂問題。”

“我一直在連軸轉，”從事護理工作的漢迪說她排滿了日程，現在她輪班的次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我不想上夜班，我想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來工作。但現在我停不下來。我必須繼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