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對一年級醫生和最近喪偶的老年人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對那些具有最高多基因抑鬱症風險分數的人影響最大。在壓力大的時候向別人伸出援助之手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然而，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提供支持對那些有抑鬱症遺傳傾向的人來說可能特別重要。

該研究強調了社會支持在減輕患抑鬱症症狀的危險方面的重要性，這一點從兩個承受壓力的不同人群–正在接受嚴格訓練的第一年住院醫生和最近失去配偶的老年人–獲得的數據中得到證明。但是最大的影響出現在那些具有最多遺傳變異的人身上，這些遺傳變異提高了抑鬱症的風險。

這篇論文使用了一種被稱為多基因風險評分的遺傳風險措施，它是基於幾十年來對特定基因的微小變異與抑鬱症風險有關的研究。

與研究中抑鬱症多基因風險得分較低的人相比，風險得分較高的醫生和寡婦在失去社會支持後抑鬱症的發病率較高，但在壓力大的時候獲得社會支持時抑鬱症的發病率也較低。

密歇根大學的一個小組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發表的這項研究表明，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將社會支持鎖定在那些最能受益的人身上。

基因、壓力和社會聯繫

第一作者珍妮弗-克萊利（Jennifer Cleary）說：”我們的數據顯示，個人在這些壓力時期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有很大的差異，以及它是如何隨時間變化的，”她是密歇根大學的一名心理學博士生，與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高級作者斯里揚-森（Srijan Sen）博士一起進行研究。”我們希望這些結合了遺傳風險評分以及社會支持和抑鬱症狀測量的研究結果能夠闡明基因-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聯繫在抑鬱症風險中的重要性。”

擔任艾森伯格家庭抑鬱症中心主任和精神病學和神經科學教授的森補充說，即使基因研究揭示了更多與抑鬱症脆弱性有關的DNA變異，學習這種變異如何導致抑鬱症也是至關重要的。

他說：”進一步了解與失去社會支持、睡眠不足、工作壓力過大和其他風險因素的敏感性相關的不同基因圖譜，可以幫助我們為預防抑鬱症制定個性化的指導。與此同時，這些發現重申了社會聯繫、社會支持和個人對社會環境的敏感性作為幸福和預防抑鬱症的因素是多麼重要。”

不同的人群，類似的模式

這項新研究使用了兩項長期研究的數據，這兩項研究都從參與的人群中獲取遺傳、情緒、環境和其他數據。

一個是實習生健康研究，該研究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招募第一年的醫學居民（也稱為實習生），由森指導。另一個是健康和退休研究，設在馬里蘭大學社會研究所，由國家老齡化研究所資助。

新論文的數據來自全國各地醫院的1011名實習生，其中近一半是女性，以及435名最近喪偶的人，其中71%是女性，他們在配偶去世前後都有調查數據。

在實習生中，正如森和他的團隊在以前的工作中所顯示的那樣，在緊張的一年培訓期間，抑鬱症狀急劇增加（126%），包括長時間和不規則的工作時間–通常是在遠離朋友和家人的環境中。

在寡婦和鰥夫中，抑鬱症狀比他們喪偶前的得分增加了34%。Cleary說，這與過去的研究相關，顯示失去配偶可能是一個人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之一。

交叉效應

然後，研究人員將抑鬱症狀的發現與每個人的抑鬱症多基因風險得分，以及他們對有關與朋友、家人和其他社會支持者的聯繫問題的個人回答結合起來考慮。

大多數實習生失去了實習前的社會支持–這與離開他們就讀醫學院的地方，去到一個可能不認識任何人的新環境的普遍經歷很吻合。

多基因風險得分最高、同時失去社會支持的實習生在緊張的實習年後期對抑鬱症狀的測量得分也最高。不過，那些具有同樣高的遺傳風險水平並獲得社會支持的人，其抑鬱症狀要低得多。事實上，無論他們的社會支持發生了什麼，其抑鬱症狀甚至低於他們的低遺傳風險的同齡人。研究人員稱這是一種”交叉效應”。

與實習生不同的是，一些喪偶者報告說在失去配偶後社會支持有所增加，這可能是由於朋友和家人伸出手來提供幫助或只是傾聽。

但交叉效應在他們身上也是可見的。具有抑鬱症高遺傳風險的寡婦在獲得社會支持後，其抑鬱症狀的增加比具有類似遺傳風險的同齡人在失去配偶後失去社會支持時要小得多。

也有一些寡婦失去了社會支持或沒有經歷支持的變化，其抑鬱症狀也沒有變化。Cleary指出，在未來的工作中，重要的是要根據他們可能為患有長期疾病的配偶所做的任何護理工作來研究這個群體的歷史。

該團隊還希望其他研究人員能夠在其他人群中研究這種遺傳風險、壓力和社會支持的相同互動。

同時，克萊里和森說，對於任何經歷過壓力的人，或看著朋友或親戚經歷壓力的人來說，信息是要伸出手來，保持或加強社會聯繫。這樣做對承受壓力的人和向他們伸出援手的人都有好處。減少當事人所面臨的持續壓力水平，無論是在工作、學校、個人損失之後，還是在家庭情況下，都是至關重要的。

而且，即使該研究沒有考察專業心理健康幫助的作用，個人和團體治療對於那些已經出現抑鬱症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