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的工程師們並不清楚該公司是如何使用其用戶的數據的，由於使用的系統數量巨大，掩蓋了事物的存儲位置和信息的處理情況。作為最大的在線目的地之一，Meta對Facebook用戶有責任維護和安全地存儲他們的數據。

然而對於為該公司工作的任何一名工程師來說，這項任務似乎太過沉重。

在3月舉行的之前被封存的證據聽證會上，一對Facebook的工程師承認，由於任務範圍廣泛，找出用戶數據在整個公司的最終去向的任務必須是一個團隊的努力。

這次聽證會是有關劍橋分析公司醜聞的長期訴訟的一部分，由“Discovery Special Master”Daniel Garrie主持。據悉，這位Special Master的任務是找出Facebook是否需要為該案件提供更多的文件。

聽證會的記錄被作為未密封的法庭文件的一部分發布。這兩名工程師是Facebook工程總監Eugene Zarashow和軟件工程師經理Steven Elia。

Zarashow在聽證會上說道：“廣告方面需要多個團隊來追踪數據的確切流向。如果有一個人能確鑿地回答這個狹窄的問題，那麼我會感到驚訝。”

這部分是由於Facebook的數據收集的開放邊界政策及它對55個不同子系統的使用。

Zarashow指出的“奇怪的工程文化”在創建代碼時沒有產生大量的人工製品，而代碼是“它自己的設計文件”，對此Zarashow最初覺得非常可怕。

聽證會的評論證實了2022年4月浮出水面的一份洩露的內部文件的合法性，該文件還稱，工程師沒有真正的方法來跟踪公司收集的任何數據。

該文件顯示，開放的邊界系統收集並整合了來自大量第一和第三方來源的數據，但隨後沒有辦法弄清楚哪些數據是Facebook專門採購的。

“我們對我們的系統如何使用數據沒有足夠的控制和可解釋性，因此我們不能自信地做出受控的政策變化或外部承諾，如我們不會將X數據用於Y目的，”內部報告寫道，“然而，這正是監管機構期望我們做的事情，並增加了我們犯錯和誤報的風險。”

在報告發布數小時後的一份聲明中，Facebook發言人Dina El-Kassaby對這些說法做出了回應–“我們的系統非常複雜，沒有一個公司的工程師能夠回答每一個關於每一條用戶信息儲存在哪裡的問題，這不應該是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最全面的隱私計劃以監督我們整個運營中的數據使用並仔細管理和保護人們的數據。我們已經做出–並將繼續做出–重大投資，以履行我們的隱私承諾和義務，包括廣泛的數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