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廠、檢修設備，本該在山西一家國營工廠照常工作的薑瑞陽，有天突然被叫去辦公室，還未進門，七八個便衣警察圍了上來，隨即，22歲的他被戴上手銬——走私毒品罪，在同事的注視中，他走出車間，配合警方回家搜索物證。那天是2021年9月2日，警方拉開他家所有抽屜，翻找阿德拉和利他林，此前姜瑞陽為治療注意力缺陷障礙（俗稱多動症，下文簡稱“ADHD”），從海外網購了這兩種藥，殊不知其中所含的丙苯胺和哌甲酯，皆在國家禁毒辦列管範圍之內。

“正常人誰知道你買藥會買成毒？”姜瑞陽說，在出示診斷書，進行多次藥物測試後，他仍處取保候審狀態，在不確定是否入獄的煎熬中等待著審判結果。

對此，專注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師何國銘表示，這類麻醉精神藥品涉毒案件近幾年逐漸增多。在他經手案件中，AHHD用藥佔比接近一半，但各地法院對其醫療屬性仍缺乏相關認知，且在法律適用上，尚存一些模糊地帶。

相關案件背後，ADHD患者求醫問藥的難題乃至藥物地下交易亂象逐漸顯現。北京高新醫院戒毒科主任徐傑強調，濫用利他林極易成癮，且治療難度遠大於毒品。

“毒”藥

取保候審期間，姜瑞陽曾在社交賬戶發帖，稱此次涉毒是“迫於無奈，也鬼迷心竅”。

姜瑞陽說，他自小難以集中精神、保持冷靜。2018年11月，他剛入職時，生產線上的機器出了故障，同事都喊著“快跑！”那一刻，他的思緒卻飄散了，甚至沒多大恐懼。“我的腦袋接收了太多其他信息。”撒手剛一跑，他才驚覺自己僥倖逃生。

之後，他在網上了解到其症狀與ADHD高度相關，但山西兩家具備診療資質的醫院皆不接受成人就診，他不得不前往能接診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抵達當天，掛號已滿，他坐醫院門口，挨凍一夜，以為一早能排上隊，結果網上預約早已搶空名額，他只能從黃牛手中買票。

確診後，他拿到專注達，同利他靈相比，兩者有效成分同為中樞神經興奮劑哌甲酯，不過國產利他林已在2009年陸續停產。北京高新醫院戒毒科主任徐傑表示，利他林為哌甲酯速釋劑，見效快，但作用時間短，患者一天需多次服用，依從性差，且因其易“上頭”形成所謂的快感致人成癮，伴隨生產技術提升，國內將該藥替代為緩釋劑專注達，一天僅需服用一次。

即便如此，專注達仍為一類精神藥品，即“紅處方”藥，其批發、零售、處方權皆有嚴格管控，醫生一次最多僅能開出15日用量。

“這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姜瑞陽解釋說，一月兩次跨省開藥，1140塊，再加上請假，往返路費、住宿費，要花近3000塊，而他月收入還不到6000。因此，他選擇在值班或學習等必要時間吃藥。他也強調，服藥後有不少副作用，沒胃口，晚上睡覺心悸，還有難以忍受的便秘。

姜瑞陽回憶，2019年3月，他在社交平台看到美版利他林代購信息，折算下來，一個月開銷約1000塊，他認為利他林藥效期更靈活，能保證自己數小時的專注即可，便根據賣家要求，通過海外郵寄的方式下單。

澎湃新聞記者檢索發現，社交平台上仍可見不少賣藥帖子

兩個月後，他接連買了150片利他林及10餘片阿德拉，“聽人說效果好想嘗試”，收到阿德拉時，藥塞在罐子裡的棉花中，讓他生疑，用手機一查關鍵詞，首頁就是緝毒新聞，稱其作用機制同冰毒一樣，“我嚇得直接給扔了”，當時他隱隱覺得自己違法了，不再買藥。

但他沒逃過警方偵查，即便早就吃完了那些藥，他與賣家的聯繫、交易、郵寄信息都留有痕跡。姜瑞陽此後從辦案人員口中得知，此次抓捕類似一次“清網行動”，其中“一多半是學生”。

律師何國銘表示，他所接觸的ADHD用藥涉毒案件當事人中，也存在相關特徵：年輕，一般在20歲到30歲之間；高學歷，“碩士都非常多”；除少數人為了減肥購藥，普遍患有精神障礙，如抑鬱症，失眠症等。案發地域以沿海城市居多，主要通過線上交易，郵寄交付。

至於為何近幾年相關案件逐漸增多，何國銘解釋，新冠疫情后，人流，物流的管控收嚴，金三角生產的海洛因、冰毒等傳統毒品因此減少流入國內，一些吸毒人員轉而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質：即第三代毒品，通過對管制毒品進行化學結構修飾而來，同具備麻醉、興奮或致幻作用——其作用機理與上述藥品相似。

何國銘從與辦案人員的多次溝通中了解到，為遏制第三代毒品蔓延態勢，“公安局有文件性規定，要求各地偵查機關嚴厲打擊這種精神類藥品的買賣、走私行為。”如若姜瑞陽最終被定罪，檢方將計算其購買的藥物的有效成分總量，依據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進行換算，再由海洛因量刑標准進行判罰。何國銘表示，對此類人員，檢方量刑意見通常在2-3年。

此前，何國銘就國內麻醉精神藥品涉毒案例做過分析，他舉例稱，像部分藥品代理商，通過海外渠道賣給國內患者。長期出售、涉及數量、次數、金額較大的情況下，甚至會面臨頂格7年的判罰處理。

模糊

被警方帶走，在廠裡連續消失兩天之後，姜瑞陽在同事傳言中成了一名癮君子。他說領導還算寬容，沒開除他，但要是背上刑事責任，或者此事鬧太難看了，他基本只能主動走人。

事實上，他已被警方認定為吸毒人員，需定期前往社區報到做毒檢，其檔案亦納入全國聯網的動態管理系統中，如用到身份證，隨時會引發警報，被帶去做毒檢。姜瑞陽回憶，之前兩次乘機，一次被安檢帶走，脫下衣服，鞋帶都給抽出來仔細排查；另一次直接被警察帶去做尿檢，“社死成分比較高”。

何國銘認為，購藥“涉毒”，檔案被納入動態管理系統，不僅意味著往後生活的不便，還有違當事人尊嚴。他表示，通常3年不復吸即可解除管理，但因解除權限是在省級公安機關，需當事人一級級在網上申報，解除十分困難，“一旦被認為吸毒的，可能終生都要面臨這樣一種遭遇。”

但對姜瑞陽來說，眼下更迫切的事，是確認他是否會因走私毒品罪入獄。他說自己多次向民警、檢方詢問過開庭進度，仍未得到確切日期。

記者從其病友處獲知，姜瑞陽曾在病友群中提及此事，有人認為最好的結果是警察撤銷這個案子，因為姜瑞陽有確診書，但“還有一些案例，病人被判緩刑”。

此類麻醉精神藥品涉毒案，適用法律尚存模糊地帶。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下文簡稱《紀要》）中，僅規定非法出售麻醉精神藥品需要根據毒品與藥物的屬性一分為二地認定。

在實際案例中，成人ADHD的低普及度，增加了向辦案人員說明藥物屬性的困難，何國銘認為這“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判罰結果。”

而在當下並不完善的成人ADHD診療現狀中，他接觸的絕大多數當事人並無確診證明，多是通過網絡信息自我診斷，後加入一些患者群向藥販子購買藥物。“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常態類型案件。”他表示，沒有確診記錄，不代表就能因此認定涉嫌毒品犯罪。可收集被追訴人與他人就藥品治病的聊天記錄、查詢相關病症的瀏覽記錄等證明信息。

“新型毒品與麻精神藥物日益氾濫，國家應予以遏制，但這並不代表可以肆意擴張刑法的邊界。”何國銘建議，兩高應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案件予以明文規定。明確辨析證明責任，並出台相關指導性案例給全國法院。

在北京高新醫院戒毒科主任徐傑接觸的案例中，網購阿德拉、利他林等藥物，經常會買到假藥。其中不乏賣家以冰毒、搖頭丸等毒品替代藥品，極易涉嫌走私毒品。此類藥物不斷被藥販子包裝成“聰明藥”，他接觸的200餘位利他林成癮者中，不少人正是受此蠱惑，抱著提升學習、工作效率的念頭網購藥物，最終卻成了癮君子。

他同時補充，正常人服用利他林後，會導致多巴胺分泌過多，濃度增加，如若濫用，極易成癮，導致胃腸道、肝腎、心臟受損，且易出現抑鬱、幻覺等精神問題。且利他靈等藥濫用成癮後，治療難度遠大於毒品成癮：許多黑市的毒品是土製的，純度不高，但藥品不同，其價格比毒品便宜不少，製作卻更為精良，純度高且作用時間長，他認為，若這類藥品缺乏監管流向市場，危害更甚毒品。

受限

在成都一家通信公司做項目經理的張建輝，或將同樣被控涉毒。自學ADHD資料後，他得知ADHD遺傳性較高，連帶認定正上小學、成績不佳的女兒同患此病。2018年年底，兩人前往成都兒童醫院，女兒並未確診。他不死心，通過巴基斯坦的一位華人醫生一次性購買到了10盒利他靈，又托朋友帶回國內。

張建輝與藥販子聊天截圖，受訪者供圖

張建輝說，“單純靠藥改變命運不一定有用，但至少有那麼一個機會”，但女兒連續用藥一個月，藥量從半顆加到整顆後。她寫作業的速度仍未見長，食慾倒是減了一半，且情緒變得低落。張建輝懷疑藥是假的，自己也前後試藥好幾次，一次2片、吞服、含服仍然沒效果，最終他打消了繼續用藥的念頭。

藥販子向張建輝出示的價目表，受訪者供圖

“沒有診斷就沒有治療。”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精神醫學科主任、曾參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國註意缺陷與多動障礙防治指南》的教授陸崢表示，他也曾碰過類似“患者”，為了開藥來看病。他說正常人服用ADHD藥物，並不能提高專注力，也沒必要，好比健康人使用抗抑鬱藥，同樣不會提升情緒。

他同時強調，當下所有精神障礙，包括成人ADHD，藥物治療仍是主流，但必須依據診斷和復核診斷來規範化用藥。通過以上例子中的網購用藥，“純粹是瞎蒙。”

但在用藥亂象背後，國內ADHD診療的“區別對待”同樣需要重視。陸崢表示，在兒童、青少年中，ADHD十分常見，是兒少精神障礙中的最主要的診療單元。專注於全球細分行業調查的諮詢公司QYResearch，則在2020年發布的ADHD市場調研中表示，中國是ADHD藥物市場規模增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

但截至目前，國內尚無針對成人ADHD的專病診療門診。陸崢表示，中國成人ADHD患病率為2.8%，估計其中僅有不到5%的患者得到診療。陸崢補充道，社會對ADHD認知也多局限在兒童、青少年，“無論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醫生的認知仍然是不足的。”加上成人ADHD共病現象普遍，即常伴隨焦慮、抑鬱、睡眠障礙、雙相障礙和物質使用障礙，“很容易被忽略，往往會導致漏診或者誤診。”

眼下，陸崢正致力於建立中國成人ADHD門診，為此他與團隊需要建立嚴格和標準化的診斷機制：規範ADHD篩查、檢出工具，兩名以上專家將需要一起診斷和確認每個病例，從去年12月起他著手準備，期間團隊最為關注的，不是醫療問題，而是如何規避法律問題如開出藥品被倒賣交易。

他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多部門協同製定相關醫藥和法律程序，尤其是藥監和公安部門，“我們是謹慎又謹慎，就怕跨入這樣的紅線。”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姜瑞陽、張建輝為化名。第六聲（Sixth Tone）記者倪丹丹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