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芯片問世以來，各國領導人一直嘗試複製矽谷的高科技魔力，其中就包括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和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發明家、企業家羅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曾表示，“地球上唯一對搞清楚如何成為矽谷缺乏興趣的唯一地方是矽谷。”

持續的巨額公共支出孕育了矽谷

即使在美國，一些政客也一直試圖在打造另一個矽谷。

儘管付出數十億美元稅收優惠的代價、採取別出心裁的營銷活動，在催生企業和吸引風險投資方面，還是沒有其他地區能複制矽谷的成功。威斯康辛州承諾以逾40億美元稅收優惠吸引富士康建廠，238個美國城市拿出各種優惠吸引亞馬遜建設第二總部，最後的結果基本都是“一地雞毛”。

雖然目前美國科技產業規模遠大於當初，但自配置6 4K B內存的計算機問世以來，美國科技中心名單——灣區、西雅圖、波士頓、奧斯汀，基本沒有什麼變化。甚至是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沒有能改變這種狀況。

美國政客還在國會討論的法案將大幅提升研發支出，撥款100億美元打造“地區性創新中心，投資520億美元促進本土半導體生產”。這些措施聽起來很美好，但只是“第一步”。

許多人都認為，矽谷在高科技領域的成功純粹是企業家的功勞，政府最大的幫助就是不要亂作為。這種說法忽視了歷史，事實是，在推動矽谷、西雅圖、波士頓和奧斯汀高科技產業增長方面，公共支出發揮了巨大作用。理解這一點對於預測下一個矽谷至關重要。

二戰期間，政府對人力和資源的調動，重塑了美國經濟版圖。中西部工廠停止生產乘用車，開始生產吉普車和坦克；科技人員把日常研發工作放在一邊，轉而研發戰爭需要的技術，例如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就有大量科技人員參與。

二戰是利用政府投資促進科學進步和重塑地區經濟的經典案例。今天的美國大學校園，還能看到許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建築。

公共支出孕育了矽谷

最初，美國高科技中心位於東海岸地區。隨著冷戰期間西海岸地區軍事機構獲得大量投資，矽谷逐步成為高科技中心。由於正確地預期到政府將對科研投入巨資，斯坦福大學大力發展物理和電子工程等學科。東海岸地區的電子公司和國防承包商紛紛在西海岸設立分部，利用斯坦福大學培養的技術人才。

不同於東海岸大型計算機製造商的是，矽谷地區生產小尺寸計算設備。對於導彈、火箭、以及之後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發展而言，以晶體管技術為基礎的電子和通信設備至關重要。大量的聯邦資金和合同，成為“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的基礎。

美國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樓向採購矽晶體管和集成電路，成為仙童的“衣食父母”，仙童的員工又創辦了包括英特爾在內的矽谷其他標誌性公司。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是洛克希德一名工程師，對於先進電子產品可謂“門裡出身,自會三分”，暑假期間還曾到惠普等公司打工。

使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的並非只有科技政策，社會支出同樣重要。《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使數以百萬計退伍軍人進入大學，並幫助他們購買房產。加利福尼亞等州升級了高等教育系統，使他們能更容易地享受到高等教育。學校和當地基礎設施獲得了大量資金。

在學生貸款支持下，嬰兒潮一代迷上計算機，非常願意開發新技術。喬布斯的父親都沒有上完高中，但1960年代在矽谷找到一份激光技師的工作，憑藉自己的收入在郊區安家，並將兒子送到一家有計算機實驗室的公立高中上學。

美國政府樂意在研發、先進技術、高等教育上持續投入巨資，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產生了變革性影響。

最近數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政府轉向通過減稅而非投資刺激經濟增長。雖然公共投資在減少，矽谷卻在不斷發展壯大，許多科技領導人“看不上”政府，認為公共政策對於高科技企業成功沒有什麼影響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有意成為下一個矽谷的地區不再通過投資，而是通過補貼和稅收優惠吸引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研究顯示，這可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工作崗位創造策略。

無底線的競爭、最大幅度的稅收優惠、最精簡的政府、最寬鬆的監管不會孕育出下一個矽谷，能孕育出下一個矽谷的是可持續的公共投資。

這會是一場馬拉松，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和營銷幾乎沒有什麼作用。打造下一個矽谷的重心，由發展科技產業轉向培育人才。人們還應當拋棄自由市場神話，意識到推動美國科技產業發展的是公共機構和私營機構通力合作。

新一代高科技中心將來自對人才和科技的投資，畢竟當前是2020年代而非1950年代。政府可以做的是：大規模投資、促使私營市場推動技術發展、成為高科技產品的大金主、支持大規模教育進步和經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