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來臨時，維爾茲曼（Michele Veldsman）是英國牛津大學的一名博士後。 作為一名兩歲孩子的母親，維爾茲曼開始居家工作后，與丈夫輪流承擔起照顧孩子的任務——顯然，這對她在研究工作中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造成了影響。 她逐漸發現，自己沒有時間深入分析數據，和其他科學家的合作也被迫延誤了。 “很多研究工作需要持續的時間投入，但時間卻不見了。” 她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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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擁有類似經歷的科學家遠不止維爾茲曼博士一人。 今年年初，澳大利亞坎培拉大學對該校科學家的一項調查就顯示，專案進度或論文發表進度受到影響的受訪者比例均超過了60%。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則表示，自己無法與研究團體建立正常的聯繫。

一項對疫情初期歐美科學家的調查也反映出科學工作者的艱難處境。 去年4月，美國西北大學王大順教授團隊調查了歐美約4500名科學家在疫情期間的工作狀態變化。 這項去年7月發表於《自然·人類行為》的研究顯示，疫情初期，科學家平均每周用於研究的時間減少了7個小時。 其中，需要照顧孩子的科學家受到的衝擊更嚴重，工作時間減少了超過3成。

這項研究還發現，疫情對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影響程度不同：生物學家、化學家等更加依賴於實驗室的研究者受到的衝擊更劇烈;而那些對儀器設備需求較少的科學家，如數學家、統計學家，受到的影響較輕。

進入2021年，疫情仍然在妨礙科學家的工作嗎？ 在近期的《自然·通訊》雜誌上，王大順教授團隊發表了他們的新發現：疫情的第二年，科學研究受到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疫情對科學研究的影響還遠未結束，一些長期影響甚至尚未顯現。

在去年研究的基礎上，王大順教授團隊在今年1月開展了這項新研究。 他們分析了全球最大的研究資訊資料庫，並且選取了歐美的近7000名專案負責人進行調查。 除了回溯已有的數據，研究團隊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包括新研究的論文發表數、提交新論文的數量、新的合作情況，以及分別在疫情前後啟動的研究數量。

結果反映出積極的一面——科學家的產量已經恢復至接近疫情前的水準，他們每周工作時長的減少幅度也從7小時縮減至2小時。 但王大順教授提醒稱，儘管從表面上看，研究產量已經接近恢復，但近期的論文更多的是基於疫情前已經在進行的專案、完成因疫情而延誤的論文撰稿，或者是重新分析遺留的舊專案。

這一點在研究數據中也得到了體現。 撇開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研究，2020年啟動的新專案比2019年的減少了36%——非新冠領域的科學家以往平均每年可以啟動3個專案，這一數位在2020年下降至2。 這些科學家發表的論文數量下降9%、向學術期刊提交的論文數下降了15%。

這樣的情況在眾多學科領域中普遍成立，可以說，沒有哪個領域可以倖免。 而在這些數字背後，從新合作的數量、基金申請的人數，到進入實驗室的新研究生、博士後的人數，疫情對科研界的影響可謂全方面的。

▲疫情對論文發表的影響（圖片來源：參考資料[1]）

新研究項目的減少還隱藏了另一個尚未顯現的問題，那就是疫情對研究影響的滯後效應。 王大順教授表示：「疫情早期階段，科學家表示他們用於研究的時間急劇減少。 由於新的研究想法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才能成型，新項目的減少表明，疫情對論文的影響可能會在多年後才完全展現。 ”

通常而言，從研究思路的構想到論文的最終發表，至少需要3年。 因此在數年之後，我們很可能會看到科學論文的數量因為這場疫情而減少。

這項研究還發現，一些特定的研究群體在疫情期間受到的衝擊更嚴重。 在之前的一篇報導中，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對女性科學家的額外影響。 而這項新研究指出，不僅是女性，那些需要照顧嬰幼兒的研究者也深受影響，他們的研究時長比其他研究者要短17%。 即使在校園與實驗室重新開放之後，這些科學家的處境依舊艱難。

面對這一系列衝擊，科學可以恢復原貌嗎？ 在坎培拉大學的那項調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對於他們短期內的研究生涯持悲觀態度。 但我們同樣看到，科學界正在以多種方式應對疫情帶來的變化。 線上討論與線上學術會議已經成為常態，更多的科學家也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開放科學與合作的重要性。 可以預見的是，后疫情時代，科學研究不會恢復原貌，但它將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