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是史無前例的，但新冠疫苗的分配卻依舊存在不平等現象，目前，在中低收入國家只有約2%的人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這種不平等也加大了控制新冠疫情的難度。 快速彌合這一差距不僅是我們戰勝這一次新冠疫情的關鍵，還將幫助我們在未來面對疫情時做得更好，甚至確保大流行不再發生。

目前為止，全球有 46% 的人口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 毋庸置疑，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新冠疫苗是人類歷史上研發交付速度最快的一支疫苗，僅用了18個月的時間。 而在過去，這通常需要10年或更長時間才可能完成。

■ 在低收入國家，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人口僅為2%。 /Our World in Data

但在這一驚人的成就中，也存在著驚人的差距：低收入國家中僅有略高於 2%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隨著發達國家購買額外劑量作為加強針，這一差距將更難彌合。

人們理應對這種不平等感到失望。 疫苗的出現讓新冠成為了一種基本可以預防的疾病——除了最罕見的病例外，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活下來——但令人心碎的是，導致人們死於一種疾病的原因並非疾病本身無法被遏制，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低收入國家。

可悲的是，這種不平等並不罕見。 這甚至不是全球健康領域最嚴重的差距。 早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健康方面就已經存在令人震驚的差距。

每年，都有超過500萬兒童在5歲以前死亡，其中大部分死於傳染病，而這幾乎全部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 奈及利亞北部的兒童在5歲之前死亡的概率是發達國家兒童的 20倍。 這完全是不公平的，而減少這樣的不平等現象一直是蓋茨基金會20多年來的首要任務。

不過，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發展趨勢還是比較樂觀的。 自1960年以來，兒童死亡率降低了80%以上，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世界各地兒童疫苗的研發和交付。

■ 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低。 /Our World in Data

如此多的孩子接種了常規兒童疫苗，這一事實讓人們有理由相信，新冠疫苗的交付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接種疫苗，是遏制這一大流行病的三個關鍵步驟之一。 除此之外，還需要遏制疫情蔓延並協調全球回應。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從這次新冠大流行凸顯出的不平等現象中吸取經驗教訓，以便我們可以在下一次做的更好。 （假設還會有下一次大流行病。 我認為完全有可能預防，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

如何才能在未來的大流行病中實現疫苗公平？ 我認為有兩種方式。

改變世界分配疫苗的方式

怎樣才算最佳的分配方式？ 這不僅僅是一個按比例分配的問題，並不是根據你所在的地區擁有世界人口的 X%，就獲得X% 的疫苗這麼簡單。 這裡，有兩個因素需要重點考慮。

一個是疫苗接種者所獲得的益處，接種疫苗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 而如果一個人感染傳染病的可能性越大，或者因感染導致重病或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相應的他從疫苗的獲益就會越多。 七十多歲的新冠患者死於這種疾病的可能性是二十多歲患者的90倍。 從全球範圍來講，優先保護年輕人既不公平也不明智。

■ 年齡對新冠患者死亡率的影響。 /JAMDA

其次，當一個人接種了疫苗，那麼他將病毒傳播給別人的風險也將隨之降低，他所在的社區也將從中受益。 這也是為什麼有很多觀點支援為衛生工作者和在老年護理機構的工作人員接種疫苗，因為即使封鎖措施到位，他們也仍能將病毒傳播給高危人群。

當病毒傳播時，我們應該最大化疫苗在這兩方面的作用——挽救生命和遏制病毒傳播。 這意味著當供應短缺時，我們應該為具有高死亡風險和居住在病毒傳播最快的區域的人優先接種疫苗。

這些國家不一定是低收入國家。 當新冠疫苗問世時，疾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相比於優先給富裕人群而非貧困人群接種疫苗這種不平等現象而言，更嚴重的不平等是優先給富裕國家的年輕人而非生活在病毒肆虐的中等收入國家的老年人接種疫苗，例如南非和大部分南美洲的國家。

值得稱讚的是，發達國家已承諾在新冠疫情期間與貧困國家分享超10億劑疫苗。 但是他們還沒有完全兌現這些承諾，而且即使他們兌現了這一承諾，差距仍將是巨大的。

雖然共用疫苗劑量需要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這永遠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 主要原因是疫苗的供應不夠充足。

這就是為什麼找到在短時間內生產更多疫苗的方法如此重要。 全世界應該設定這樣的目標：在監測到潛在大流行病的六個月內，為地球上的每個人生產和提供足夠的疫苗。 如果我們能做到，那麼疫苗的供應就不會成為限制因素，如何分配也將不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製造更多疫苗

由於新冠疫苗的供應一直有限，情況可能會更糟。

幸運的是，雖然這是mRNA技術第一次用於對抗一種疾病，但mRNA疫苗的效果非常好。 反之，我們的情況會更糟。

另一個值得高興的事情是已有一些疫苗公司簽署了合同生產商協定，這使得其他公司可以大量生產他們的疫苗。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就好像福特讓本田用自己的工廠來製造雅閣一樣。 ）舉一個例子：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僅阿斯利康一家疫苗製造商就簽署了涉及15個國家25家工廠的合同生產商協定。

你可能聽說過這樣的觀點，即如果免除智慧財產權限制，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智慧財產權免除和授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此我想花時間解釋一下。

在某些情況下，智慧財產權授權是生產更便宜、更優質產品的一個好方法。 例如，2017年，蓋茨基金會和一些合作夥伴達成了一項協定，製造一種新的、更有效的愛滋病（HIV）雞尾酒療法，以便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也能負擔得起。

根據協定，一家製藥公司將這種雞尾酒療法中關鍵成分的配方提供給專門生產仿製葯的一些公司，這些公司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 因此，現在中低收入國家接受愛滋病治療的人中，已有近80%的患者在接受改良雞尾酒療法。

然而，知識產權授權並不適用於疫苗。 原因如下。

許多藥物的製作過程是經明確定義並且可測量的。 如果將相同的成分按正確的比例混合，每次都會得到相同的產品，也可以通過查看藥物製成后的化學結構來檢查你的工作。 A公司可以向B公司提供配方，B公司就能生產出完全相同的藥物。

但許多疫苗並非如此。 製造它們的過程通常涉及到活的生物體——例如細菌、雞蛋等。 活生物體不一定每次都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起作用，這意味著即使遵循相同的製造過程，也可能無法得到相同的產品。 即使一個經驗豐富的疫苗製造商也可能無法簡單使用別人的配方並可靠地複製出來。

■ 活的生物體不一定每次都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起作用。 /labtag

這就是為什麼只靠放棄智慧財產權保護無法提升疫苗供應的原因（不過，就新冠而言，在大流行病期間適用於容易轉讓的特定技術的部分豁免是有意義的。 ）供應受到限制不是因為智慧財產權，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工廠能夠處理比較複雜的疫苗生產過程。

授權或放棄智慧財產權，只能保證A公司不能起訴B公司。 合同生產商協定遠比這要好得多，因為它不僅分享配方，還分享使用配方的方法，以及人員、數據和生物樣本。 與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合同生產商協定就是採用這樣的形式——而不是智慧財產權豁免——從而使得印度血清研究所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在創紀錄的短時間生產出1億劑疫苗。

那麼世界應該如何在下次疫情中更快地製造更多疫苗？

首先，決策者應該認真考慮擴大全球疫苗生產能力。 特別是政府和行業應確保有足夠的能力快速生產大量mRNA疫苗;現在我們知道mRNA平臺的作用，它比其他方法能更快地開發新疫苗。 如果可以進行合同生產商協定的公司彼此間保持合作關係，大家就不必在下一次大流行病暴發時從頭開始。

另外一個關鍵步驟是，著手研發在未來有可能導致疫情暴發的疫苗原型，並研發針對流感和冠狀病毒的通用疫苗，針對這兩種病原體的任何型別產生保護效果。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員（NIH）和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在這兩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世界還需要在上述領域進行更多的投入和研究。

從長遠的角度考慮，我們還需要讓更多國家建設自主研發、製造和審批疫苗的能力。

從過往看來，發明新疫苗的公司大多在高收入國家。 這是因為開發一種新產品的成本很高，他們試圖通過以發達國家能夠承受的更高價格來出售疫苗以儘快收回成本。 他們並沒有經濟動力試圖降低成本（例如，通過優化生產過程），即便這樣做對低收入國家來說，價格將更可負擔。

可以預防五種疾病的五聯疫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誕生於21世紀初，但只有一家製造商能夠生產，而且每劑價格超過3.50美元，這對於中低收入國家來說過於昂貴。 我們基金會和其他合作夥伴一起與印度兩家疫苗公司，即Biological E Limited公司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合作開發了一種任何地方都可以負擔得起的五聯疫苗。 現在該疫苗的成本價僅為一美元，而且每年可以為八千萬兒童進行接種。 這比2005年時增長了16倍。

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範例。 五聯疫苗經過多年才取得這樣的成績。 如果有更多以生產低成本疫苗為主要目標的大規模疫苗製造商參與，就可以更快地獲得可負擔的疫苗。 這些公司通常來自於中等收入國家，而其中一些國家已經為自己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 例如，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已制定了計劃，希望到2040年前，能生產非洲大陸所需疫苗的60%。

■ 預計到2040年，非洲能夠自主生產滿足非洲大陸所需疫苗的60%。 /World Bank

蓋茨基金會二十年來一直致力於説明中等收入國家加強疫苗生產能力。 我們説明了17種疫苗上市，正在説明非洲國家在2040年以前生產他們自己的疫苗。

我們瞭解到，創建一個完整的疫苗生產生態系統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但障礙是可以克服的。

一個問題是需要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疫苗都必須先獲得本國政府的批准，然後再申請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格預審/批准緊急使用，這很耗時。

目前，非洲各區域機構正在與世衛組織和歐盟展開合作，同時各國政府也在疫苗的區域標準方面進行合作，這樣製造商就不需要滿足每個國家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不同要求。

另一個挑戰是如果疫苗製造商在兩次疾病暴發期間沒有其他產品可以生產，他們就會倒閉。 不幸的是，製造現有疫苗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至少目前是這樣，因為市場上現有疫苗已經飽和，新進入者可能很難在價格上與現有的低成本/大批量生產的公司形成競爭優勢。

但是新產品對他們而言將會是理想的選擇。 隨著瘧疾、肺結核和愛滋病等疫苗相繼問世，它們將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疫苗製造商創造機會。 與此同時，各國可以承擔灌裝和包裝等一系列過程——將其它地方生產的疫苗裝入小瓶進行交付。

對於那些因新冠疫情失去親人或不得不在支付房租或購買食物之間做出選擇的人們，任何有關疫情期間一切都還順利的說法都無法帶來安慰 。 但正如我的朋友、已故的漢斯·羅斯林 （Hans Rosling） 曾經說得那樣：”世界可以既是糟糕的，但同時也在變得更好。 ” 現在的情況雖然很糟糕，但如果新冠病毒出現在十年前，情況還要比現在糟得多。 如果現在做出正確的投入和決策，我們就可以在下一次做得更好，甚至確保下一次大流行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