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學和醫學發展過程中，女性一直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女性在科學上遭受了很多區別對待，常常成為了被遺忘的一半人群。 即使是最終得到了諾貝爾獎的女性，她們在得到認可之前，也有很多人經歷了不公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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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女性，正如197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Rosalyn Yalow所說：”如果想要解決困擾我們的眾多問題，那世界不可能失去一半人的聰明才智。 “我們也借以此文，銘記那些閃耀在醫學研究中的女性。

197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Rosalyn Yalow

Rosalyn Yalow的成長經歷充滿波折，家境也並不優渥，她的父母甚至沒有讀完高中。 儘管她熱愛讀書，家中卻無書可讀。 但這反倒激起了她前往大學的決心，Yalow的每門課程都表現出色，尤其是物理學，因此她在大學也選擇了這一專業。

不過，當時的研究生階段並不為女性提供助學金。 她只能選擇兼職賺取學費，直到1941年，她獲得了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助教工作。 在當時400多名教職工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在那裡，她學習了如何測量放射性物質。 隨後，她和同事利用放射性碘標記了胰島素分子，注射到了自己體內。 此舉讓她找到了在體內跟蹤多肽分子的方法，並且發現2型糖尿病患者產生了一種抗體排斥胰島素，這是對糖尿病的重大發現。 而隨後衍生出的放射性免疫分析法，可以檢測水準極低的抗體。 在那個充滿歧視的年代，Yalow證明瞭女性同樣能夠在科學上大有作為。

198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Rita Levi-Montalcini

Rita Levi-Montalcini的父親極力反對女性在學校以外繼續接受教育，在戰亂時代她甚至受到人種歧視。 但Levi-Montalcini卻未曾屈服於這些禁錮，她20歲告訴自己的父親，不會接受他設定的女性形象。 因人種歧視被大學無故開除后，她便自己用臥室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

Levi-Montalcini藉助眼科醫生的手術剪，鍾錶匠用的鑷子，在自己的小房間里研究了小雞胚胎的神經元。 就在這條件極差的環境下，她提出了胚胎神經細胞的發育理論。 戰爭過後，Levi-Montalcini終於進入了德國漢堡的一個實驗室，她在這發現一種特殊的小鼠腫瘤在植入雞胚時，能刺激神經生長，並隨後找到了其中的原因：神經生長因數（NGF）。

NGF是眾多動物生長因數中第一個被發現的。 隨著後續的研究，NGF也提供了一種潛在治療癡呆症和阿爾茨海默病的方法。 2002年，她參與建立了歐洲腦研究所。 並且還建立了Rita Levi-Montalcini基金會，説明非洲地區女性發展自己的才能。

198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Gertrude Elion

剛過10歲，Gertrude Elion的家庭就因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而破產。 但Elion憑藉自己優異的成績進入了免費的大學繼續深造，但到了研究生階段，女性基本無法獲得獎學金。 她只好拿著化學學士學位開始尋找工作。

1944年，她找到了夢寐以求的職位，與醫生George Hitchings一起進行藥物篩選工作。 他們摒棄了過去的試錯法，轉而從細胞的角度考慮藥物的生產。 如何阻止細菌或者腫瘤細胞的快速增長過程？ 她想到了摧毀它們的細胞週期。

1950年，她發現了一種嘌呤化合物6-巯嘌呤（6-MP）可以短暫地使兒童白血病患者緩解;另一種與6-MP相近的藥物硫唑嘌呤則能抑制免疫反應，使器官移植成為可能;而後還有治療痛風的別嘌呤醇。 她的重大發現還有1977年批准的藥物阿昔洛韋，並且衍生出了第一種抗HIV藥物AZT。 她的一生研發了45種可以挽救人類性命的藥物，儘管她於1999年去世，但她的發現仍然在拯救人類的生命。

199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出生於德國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師，父母都精通繪畫和音樂。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卻沒讓Nüsslein-Volhard也成為一名藝術家。 她所熱愛的往往是花園和農場里的生物。 不過，她坦言自己上學時會選擇性聽課，因此中學總是拿不到好成績。

大學她嘗試過物理學，但最終還是回歸了自己最愛的微生物學和遺傳學。 在馬普研究所的歲月，她通過病毒研究了RNA聚合酶和轉錄過程。 隨後，她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了胚胎發育的基因調控過程。 發育極快的果蠅讓她的實驗變得更加高效，通過和同事的合作，他們向果蠅引入了不同的基因突變，以此觀察後代的變化。

到1980年，他們鑒定出了15種基因在果蠅胚胎發育成成熟個體中有關鍵作用。 可以說，她和同事找到了生命啟動的關鍵基因。 除此之外，他們還鑒定出了果蠅約2萬種基因。 這對於人類瞭解胚胎早期發育的基因調控有重要借鑒意義。

200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Linda Buck

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是怎樣聞到各種氣味的？ Linda Buck在40多歲決定開始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博士後期間，她對大腦細胞的多樣性無比著迷，而一篇有關嗅覺潛在機制的論文激起了她對該領域的探索。

這個問題涉及由內到外多個方面，而她首先解決的是，鼻子是怎麼檢測氣味的。 Buck花費了3年的時間探索，最終在1991年發表了自己與Richard Axel得到的結果：在小鼠的鼻子後面一個稱作嗅覺上皮的區域，有大約1000種嗅覺受體。

而人類大約有350種嗅覺受體，這些受體可以結合不同的氣味分子，從而向大腦傳輸氣味信號。 這些受體能檢測不只一種氣體分子，並互相協作從而形成一套嗅覺密碼，幫助我們分辨超過1萬種氣味。 而在54歲的時候，Buck又拼湊出了問題的另一半拼圖，她發現大腦皮層中分佈著許多嗅覺神經元，它們能接收嗅覺受體信號，實現嗅覺感知。

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的職業生涯幾乎都傾注在一件事上：阻止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傳播。 在19歲時，她進入了巴黎大學學習，但她對講座和課程都不感興趣，只想一心在巴斯德研究所開展研究工作。 在那裡，她第一次接觸到了逆轉錄病毒，而這種病毒與她結下了不解之緣。

博士期間她開始探索逆轉錄病毒和癌症的聯繫，而到了1982年，一位醫生找到她尋求説明。 當時一種全新的流行病正在暴發，並且在有同性性行為者的人群中要更為常見。 僅過了兩周，她就從患者樣本分離出了一種全新的逆轉錄病毒，即後來確認的HIV。

1983年，她建立起了HIV血檢技術，可用於檢測HIV感染情況。 1996年，抗逆轉錄病毒的藥物也被開發出來，愛滋病也從死刑轉變成了一種需按時服藥的慢性疾病。 Barré-Sinoussi曾前往非洲和南亞等地方，宣傳HIV的公共衛生知識，幫助人們預防愛滋病。

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Elizabeth Blackburn & Carol Greider

Elizabeth Blackburn把實驗室的經歷比作一隻實驗大鼠到健康領域探索者的蛻變過程。 而她對於端粒分子結構和端粒酶的發現，的確可能會在未來延長人的健康壽命。 Blackburn從小對動物感興趣，從大海中的水母到玻璃罐中的蝌蚪她都很熱愛;同時她還會閱讀居裡夫人的故事;甚至用氨基酸圖畫裝飾自己的房間。

而Blackburn長大后也繼承了這些科學興趣，從大學到博士都選擇在生物學領域發展。 最終她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用四膜蟲研究端粒。 通過基因測序，她發現端粒含有6段重複的片段，就像一個帽子保護著染色體的末端。 此外，健康的細胞需要依靠端粒酶來延長端粒，這種酶是她和Carol Greider於1984年發現的。

端粒的長短決定了細胞的健康，而一個人慢性壓力越大，端粒會越短：壓力能縮短細胞的壽命，而與此相關的慢性癡獃等疾病的根源也逐漸浮出水面。 相反，端粒酶過度啟動也並不健康，反倒可能導致癌症，如何針對癌細胞的端粒酶發揮作用，成為新一代癌症療法的潛在考慮方向。

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May-Britt Moser

約60年前，挪威一座偏遠小島上的綿羊農場誕生了一位日後的諾獎獲得者。 May-Britt Moser在這裡成長。 她的母親常常鼓勵她努力學習，拼了命也要過上與自己不同的人生。 Moser不負眾望考上了奧斯陸大學。 在那裡，她遇到了一位同樣對破解大腦有志趣的男生Edvard Moser。

May-Britt和Edvard在學術上的共同興趣和探索歷程也促成了他們的婚姻。 兩人最開始一同在動物模型中研究多動症和海馬體功能。 在博士期間，他們的兩個孩子相繼誕生。 May-Britt坦言道，「女兒的寵物就是實驗室小鼠。 ”

在後續的時間里，他們兩人開始嘗試尋找O’Keefe位置細胞的信號來源。 通過大鼠實驗，他們找到了這類位置細胞的所在區域：大鼠大腦後方一個非常小的區域——內嗅皮層。 這些細胞會在小鼠處於特定地點時放電，他們也將這些細胞稱作網格細胞。

儘管May-Britt和Edvard兩人在2016年選擇了離婚，但他們對大腦秘密的追求仍在繼續。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屠呦呦

它是一種結合古代醫學文獻和現代科學的結晶，同樣也是挽救數百人生命的發現。 我們現在對它的名字和發現者都不會陌生。 屠呦呦教授發現的青蒿素將無數身患瘧疾的患者從病痛中解救出來。

她在青年時期便立志要學習醫學，而在學習生涯中她接觸到了對藥用植物分類，有效成分提取等知識。 在瘧疾肆虐的年代，她受命前往了海南尋找治療方法，她在那裡親眼目睹了這種疾病給人體帶來的傷害。

在閱讀古代醫學文獻時，她發現艾草可用於治療瘧疾的一種癥狀”間歇性發燒”。 1971年，她通過多次測試，從艾草中提取出了一種化合物。 該化合物在小鼠、猴子中展現出100%的抗瘧疾功效。 而後，她在自體測試的前提下，給21名患者使用了化合物，結果患者全部康復。 接下的一年，屠呦呦教授鑒定出了化合物的活性成分，也就是青蒿素。 如今，青蒿素聯合療法已經成為抗擊瘧疾的第一道防線。

2018年諾貝爾化學獎 Frances Arnold

1956年，Frances Arnold出生於匹茲堡，她高中時成績優異，但卻厭倦學校的生活。 她的這種”反抗”精神讓她17歲就選擇離開了家，並且到大學仍然無拘無束，比如想去義大利就選擇休學一年。 不過這種善於突破禁錮的性格也影響了她的科研生涯。

Arnold的科學志向一直遠大，最初她致力於改善美國的能源轉型，而後轉到了酶工程領域。 一開始，通過使用DNA工程技術獲得目標酶的想法收穫甚微，但她想到了一個天然存在的現象或許能説明她：進化。 只需要給細菌引入一些突變，而後在設定的環境中進行多次自然選擇，我們便能定向獲得想要的酶。 這是一種達爾文理論支援下的精妙操作。

Frances Arnold在1993年，獲得了首個依靠定向進化技術產生的酶。 這一發現可以讓人們獲得更加環境友好的化學物質，甚至在醫藥和清潔能源生產中具有巨大的潛在應用價值。 “如果你要改變世界，那麼你必須無所畏懼。” Frances Arnold說道。

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 Jennifer Doudna & Emmanuelle Charpentier

Jennifer Doudna出生在華盛頓，她的父親是一名博士，母親則是教育學碩士，可謂是書香門第。 父母的影響，加上在夏威夷成長的天然環境，讓她對大自然的一切無比癡迷。 她在六年級時，收到了James Watson所著的《雙螺旋》，也極大地推動了她探索生命秘密的好奇心。

她大學選擇學習生物化學，但也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在大二考慮轉到法語系。 但在法語老師的勸說，和化學系教授的影響下堅持了下來。 畢業后，她一直在核酶和RNA酶領域耕耘。 由於在RNA干擾領域的成就，讓研究細菌CRISPR系統的研究者向她尋求説明和合作。 她們發現一種名為Cas9的蛋白具有很奇特的性質。

而在2011年，Doudna在一次會議上遇到了研究小RNA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 Charpentier曾證明瞭反式啟動CRISPR RNA（tracRNA）在促進CRISPR RNA（crRNA）成熟過程中有重要作用。

兩人知識的匯合和精妙的合作，讓她們首次證明瞭CRISPR/Cas9的神奇能力：它可以切割任何我們想要切割的DNA序列。 由於系統簡單高效，基於CRISPR技術的基因編輯療法已經火速建立起來。 無論是在實驗室獲得想要的細胞，還是在臨床上有所治療效果，CRISPR都能夠大展身手。 2020年起，已經相繼有報導稱利用CRISPR進入人體臨床試驗，用以治療先天性黑蒙症、β-地中海貧血症和鐮狀細胞病等多種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