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節跳動取消大小周了，但並沒有出現集體歡呼的場面。有人說，這說明過去這麼多年互聯網行業的紅利消退了，寫代碼、編程序正在變成一個普通的高薪職業。對這種看法我是讚同的，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它的生命週期，互聯網也不例外。

作者| 列弗特

早在5年前，王興就認為互聯網進入了所謂的”下半場“。在這之前，先是PC用戶群體的快速增長，然後是移動互聯網的爆發，直接的結果是計算機變成了”宇宙機“，computer science成了幾乎所有高考生的plan A。

伴隨這場從拓展增量到爭奪存量的戰略轉變拉開序幕的，是讓眾多中小型創業公司倒下的資本寒冬和VC機構抱怨的良好投資標的稀缺，這看似矛盾的疊加態就像70年代美國人面臨的“大滯脹”。

在這互聯網的”下半場“，好的項目有多缺呢？看看當時摩拜和ofo為代表的共享單車生意就明白了。

用ofo創始人戴威的話說，他們火到融資都不需要BP。想分一杯羹的投資人排起了長隊，就像今天ofo等著退押金的用戶一樣。

與此同時，其他領域的風險投資則處於冰河期，各地的創業孵化器不斷傳出倒閉消息，很多這週還在運轉的創業公司，下週創始人就回老家種地了。

互聯網行業這種乏善可陳的局面，從那時起一直持續到現在，並且在可預料的未來似乎都沒有改善的希望。

這不，幾個月前幾家互聯網巨頭還因為惦記老百姓的幾捆白菜、幾斤水果被人民日報點了名。

難怪有人感嘆，互聯網英雄主義的時代落幕了。

這聽起來多少帶點傷感了，不過我倒不至於有這樣的感慨，多新鮮啊，這世上哪有不落的太陽和不朽的榮光呢？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我跟大多數人一樣，作為一個普通人，從來都不是英雄，所以相較於英雄主義，我可能更懷念人民萬歲的時代。

壹

所以咱還是聊聊普通人的事兒。

在宣布取消大小周之前，字節跳動新任CEO梁汝波在例行OpenDay上公佈了一項調研結果：字節公司內三分之一的人不支持取消大小周，三分之一的人支持，這也使得當時取消大小周在字節內部成為懸而未決的議題。

也就是說，明確支持取消大小周的員工佔了絕對少數。

看到這消息的時候，大多數人第一反應是頗為意外，這跟他們過去幾年在網上沖浪感受到的民意完全靠不上啊。

如果有人就提前開個盤的話，估計又是妥妥的賭狗末日了。

畢竟過去兩三年，你要是在網上不叨叨兩句內捲罵罵996，那基本說明你沒有參與到廣大無產階級內懲工賊、外鬥資本家的偉大斗爭中來。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知乎上之前有個叫李建秋的KOL，就互聯網大廠的996現狀發表了一點偏離主流意見的看法。

然後就有個“如何評價李建秋關於大公司996的看法？”的問題，下面累積了上千個回答，基本上全是反駁他的。

輿論與現實的上述差異，並不是又一個“嘴上說著不要，身體卻很誠實”的例子。

網上旗幟鮮明地批判996的字節員工，在參與調研的時候也一定義無反顧地投了反對票。

關鍵的疑問在於為什麼他們後來淪為了少數？為什麼大多數始終保持了沉默？

對此，我們可以嘗試把它簡單的總結為：不平衡與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跟字節跳動一樣不願放棄加班的普通人，在中國還有很多。唯一的區別在於，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還遠遠比不上互聯網的程序員。

之前網上流傳著一份富士康深圳農華的招工海報，根據海報上的說明，富士康流水線上一名典型的操作工，前三個月試用期的基本工資只有2300，第四個月轉正後調整為2650。

這在扣除五險一金後，剛剛能夠達到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所以基本上在富士康上班的工人都嚴重依賴加班費，由於時薪較高，他們甚至希望能多加班。

最終，加班費在整個工資結構中的佔比通常超過50%。一個在富士康到手薪資相對靠前的普通工人，每個月的加班強度不會低於典型的996社畜。

而人物雜誌在去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社會調查文章，其中描述了在系統算法下，外賣騎手受到派送時間不合理、規劃路線含逆行、超時高額罰款等多重問題的困擾。

尤其是平台算法的不斷精進，相同距離的規定送達時間不斷縮短，外賣騎手的更短的送餐時長，又被作為大數據的一部分給反饋給算法，最終導致外賣騎手被束縛在了不斷加速的數據怪圈中。

該文章一出便刷爆了社交網絡，兩家外賣平台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推出了允許顧客多等幾分鐘的功能。

那麼現在一年過去了，外賣騎手面臨的困境有明顯的改善嗎？

貳

這場外賣輿論，或許引起了人們對算法涉及的技術倫理的關注，也或許激起了許多人對外賣騎手的同情，並在無形之中化解了幾個差評。

但歸根結底，今天的外賣騎手依然面臨著，去年就飽受批評的約束。

他們仍然需要抄近路，仍然面臨超時的高額罰款，也仍然會在等電梯的時候踢幾腳整幾句國粹。

與算法相關的技術倫理問題，並不是不需要被關注，也不是批評普通人對騎手的同情是廉價的，這些東西都在實實在在地推動社會向好，但本質上它們都沒有解決最初所希望解決的那個問題。

不平衡與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問題。

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外賣騎手這樣的工作依然有這麼多人願意幹，那隻能說明，其他可供選擇的職位並不明顯優於它。

如果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提供充分的優質職位供給，那其它的做法或許可以治標，但一定不能治本。這是社會問題，需要平台和所有人去共同努力改善。

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裡面有句話：因為我很貧窮，所以我擁有一切。

不知道有多少北漂的人，曾經想趁早高峰人最多的時候，在西二旗把這句話大聲地喊出來，不過到最後都始終沒有真正積聚起這麼做的勇氣。

凱魯亞克作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乾了很多別人人想幹但沒幹的事，也乾了很多別人不想乾或者覺得不該干的事。

我們這代年輕人跟他們那代beat generation有著某種意義上的相似性，不是指我們也是”垮掉的“（他們也並沒有垮掉），只是說我們面臨的困境、內心的糾結與反抗跟他們頗具相似性。

當然，也許他們當年比我們活得輕鬆點。

最初看到”好心的旅行家“發表的躺平宣言時，我覺得他就是中國的凱魯亞克，他的話充滿了哲學意味和先鋒氣質：“我可以像第歐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裡曬太陽，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裡思考’邏各斯’，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

之前環球時報出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叫《聲稱要“躺平”的年輕人，總是在黎明被自己設的鬧鐘喚醒》。

文章提到，“與其說它是一種嚴肅的人生哲學，不如說它是年輕人面臨奮鬥困境時釋放情緒的一個工具，是那些年輕人自嘲和彼此安慰及鼓勵的網上話語紐帶“。

這大體是沒錯的。李萍在富士康流水線上擰螺絲，張華騎著電瓶車送外賣，而你可能在後廠村寫代碼。

大夥不一定都有光明的前途，但都乾著自己該干的事。大夥在網絡上可能口嫌體正直，在生活裡卻還是唯唯諾諾。

我們這代年輕人在未來或許依舊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悲觀，但我們依舊相信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垮掉的一代喊著“要Z愛，不要作戰”口號，卻贏得了冷戰的勝利，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解體。

我們也同樣會創造或者說經歷我們的歷史。而對於996和取消大小周的爭議，凱魯亞克的那句“因為我很貧窮”。

更合適的下半句應該是“所以我擁有的東西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