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剪刀手的冬天。4月9日，包括行業協會、視頻平台、影視公司共計五十餘家單位發起聯合聲明，表示將針對未經權利人許可，將影視作品進行任意剪輯、切條、搬運、傳播的行為發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維權行動。

4月25日，聯合抵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運動擴大到藝人個體，五百餘名藝人聯名參與。從月初到月底，俗稱“剪刀手”的同人視頻剪輯創作者和部分已經習慣通過短視頻方式了解、觀看、選擇和評析影視作品的用戶對這一運動質疑聲不斷。音量最大的是同人視頻創作者和愛好者，認為平台和藝人聲明屬於“夏日限定，秋後問斬”的白眼狼行為，利用創作者“為愛發電”的自發行為為影視作品擴大聲勢，宣傳期過後便揮動法律大棒，兔死狗烹。喜歡觀看“幾分鐘看完某作品”和吐槽視頻的觀眾同樣表現出對上述聲明的不滿，認為這些短視頻是基於對當前影視作品質量的不滿產生的，反映了多數人的需求。兩則聲明發布不久，網絡上不斷出現視頻創作者反映自己的創作被版權方刪除的情況。與此同時同人視頻創作仍然源源不斷地出現在互聯網上，只是此時再難判斷這些新的創作是版權方授權還是逆風飛翔繼續為愛發電。

創作者反映作品因版權問題被平台處理

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深入，民眾的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圍繞著版權等討論近些年來一直不斷，從盜版問題、字幕組再到影視及相關領域層出不窮的抄襲現象，整體輿論越來越傾向於保護權利人、抵制侵權者。然而針對這兩次聲明，整體輿論卻並不再向之前那樣整齊劃一。

要有大格局

對於版權保護問題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力度提升，離不開大環境的變化。國際方面，去年年底中國相繼結束了兩項歷時近十年的重要談判並簽署官方合作協定，“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在兩項協定中的重中之重。聚焦國內，民法典關於著作權法法條即將於今年六月一日正式生效。十一月底，自上而下的關於知識產權保護運動逐步展開。去年十二月底，包括製片人、導演、編劇、作家在內一百餘位影視行業相關從業者聯名抵制存在抄襲剽竊“黑歷史”的從業人員，劍指郭敬明、於正，2020年的最後一天二人幾乎在同一時間通過微博致歉。今年一月，郭敬明導演電影《晴雅集》剛上映就被下線。二月，國內規模最大的字幕組“人人字幕組”因涉嫌盜版被查。四月的聯合聲明也應該被視作整治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行業自律、公民誠信”的體現，出師有名，並不排除版權方在具體實踐中留有私心，但也絕非是陰謀論視角下一次純粹的“圈地運動”。

網友表達對聯合聲明動機的猜測和不滿

縱貫四月的聯合聲明中所抵制的剪輯、切條、搬運、傳播等行為在我國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下的確涉及侵權。2019年愛奇藝和華數手機電視產生兩次的法律糾紛可以作為參照：華數為用戶提供電視劇《花千骨》單集時長四分鐘左右的視頻共計五十六個，侵犯了愛奇藝的著作權，華數辯稱自己提供的視頻缺乏獨創性，不屬於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且對電視劇有宣傳作用，屬於著作權法上的合理使用，二審法院認為華數提供的剪輯視頻總長度明顯超過合理使用範圍，且單個視頻內容足以讓觀眾了解單集內容打消觀眾觀看正片的慾望，因此駁回華數請求，愛奇藝獲勝；另一樁是華數未經愛奇藝授權擅自搬運、播出愛奇藝兩檔自製節目，且對愛奇藝品牌標誌進行遮擋、修改，侵犯了愛奇藝的署名權、修改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法院支持了愛奇藝請求。敗訴的華數犯下的種種錯誤現在的短視頻中也存在，打擊侵權短視頻，是對知識產權的必要保護，更是對創作的保護。

多數觀眾以休閒娛樂、把握社交話題為目的觀看國產影視作品，在影視平台付費常態化的當下，短視頻追劇在經濟上零成本，且可以避開廣告；同時一部分人主張國內影視作品“質量堪憂”，短視頻追劇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基於經濟或心理的需求，國內短視頻平台迅速養成了部分用戶的此類使用習慣。值得注意的是，用戶需求合理性並不代表用戶擁有權利正當性，也不能成為否定聯合聲明合理性的依據。

異議聲中聲量最大的同人視頻創作者也存在著天然的權利瑕疵。同人作品是二次創作，具備附著作者主體勞動的特點，屬於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但由於存在對原作品的演繹，在同人作者行使著作權不得侵犯原作品著作權這一點上，同人創作必然陷入爭議。國內針對“同人作品”的法律爭議屢見不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兩例是金庸訴江南案和瓊瑤訴於正案。2016年金庸訴江南作品《此間的少年》侵權，一審法院認為《此》使用了金庸原著中的人物姓名和性格等靜態要素，不涉及人物關係和個性化情節，難以認定著作權法上的侵權行為。瓊瑤訴於正案中，於正方面主張《宮鎖連城》系瓊瑤《梅花烙》的“同人作品”，因而不屬於抄襲，被法院以於正未取得原著作權人同意而駁回。在金庸訴江南的案件中，江南同樣沒有取得金庸的同意進行同人創作，江南敗訴的原因在於二審法院認為江南《此間的少年》構成不正當競爭。知識產權裁判相對其他司法活動更加複雜，但從上述兩例案件中可以看出，同人創作者和原著作權人之間的爭議並不絕對會因為同人著作權上的瑕疵而必然處於不利位置。

和歐美日本等十九世紀就出現同人文化的國家地區不同，中國大陸受制於歷史文化影響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出現了小規模的同人活動，影響力十分有限。同人文化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是伴隨著互聯網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增強的，同人文化發展勢頭迅猛，在年輕人群中影響力不容小覷，但總體上地位仍然屈居於主流文化之下，仍被視為一種亞文化。由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側重保護現有權利人行使權利的自由，同人著作權並不被視作一種新興權利納入著作權法修訂的範疇。同人作品著作權爭議是全球範圍普遍存在的，同人的存在需要建立在原著作權人的容忍之上。原作者行使自己的著作權是權利，但容忍並不是原作者的義務，因而同人文化的活躍最能夠反映的是原著作權利人的容忍度。近些年隨著國內“大IP”概念的興起，原著作權利人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了。而這或許才是同人視頻創作者針對聲明怨聲載道的主要原因。

也求小歡喜

四月的兩則聲明能夠激起如此大的反響，一方面在於它第一次以官方的、書面的形式表明了對影視剪輯的態度，另一方面聲明牽連範圍廣、一個月之內首尾呼應也刺激了受眾，許多此前的積怨也籍此宣洩而出。在當下年輕人的流行文化中，同人文化有時比影視作品本身賦予受眾更多的歡喜快樂，同人文化熱衷於高舉的兩杆旗幟分別名為“愛”與“自由”，這是同人創作者近乎憤怒的異議聲中最根本的理由：為愛發電，到頭來只被看作是“侵權者”。

從侵權法視角看，侵權法只在侵權人和受害人之間進行責任分擔，實際上涉及到的是雙方的權益平衡，一方面法律要保護受害人的民事權益，另一方面也要對侵權人的行動自由進行必要的維護，受害人的權益保障固然重要，但侵權人的行為自由所蘊含的社會價值同樣不能被忽視。法律在對受害人的權益進行救濟的同時也是在為其他人設定某種行為模式，在市民生活中，行動自由是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行動自由的程度可以被視為社會活躍程度的衡量標準，行動自由的程度也能反映市民對社會的預期和期待。預期越高，行動越自由，反之亦然。法律上所謂“有損害必然有救濟”是一種口號而非嚴密的法律邏輯推理，對民事權益的救濟並不是沒有限度的，無限度的救濟意味著零度的自由。

社會層面對於聲明的認知表明，一般人對於“侵權”的認識採用的是侵權視角下的加害人負擔原則，即受害人無辜且受到了損害就應該得到法律上的救濟，加害人如果不能舉證存在免責事由，就需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舉證責任風險由加害人承擔。換言之，在這種原則下，社會對加害人進行了“有罪推定”。這種天然的負罪感幾乎從每一個同人視頻創作者的辯白中都能體味出來，討論大多建立在承認存在侵權事實的基礎上，後續通過強調同人視頻對影視作品本身的宣傳作用進行行為正當化，試圖以此換取原著作權利人的容忍。這種認識導致許多創作者默認了影視作品原著作權利人要求下架的行為，默許了在影視領域原著作權人與同人創作者權利顯著不平等的前提下，掌握更多資源的大公司、大平台通過對受害權益的過分救濟而導致的侵權人行動自由度歸零。

然而事實上，我國現行的侵權法是以受害人負擔為原則的，即在對侵權人進行無過錯推定的前提下要求受害人需要負擔舉證責任。以2005年12月胡戈發布惡搞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為例。視頻大量使用了電影《無極》和電視節目《中國法制報導》等素材，在互聯網上的傳播率遠遠高於電影本身，電影導演陳凱歌和發行方均通過媒體表示要起訴胡戈。由於當時電影口碑不佳，輿論傾向於保護胡戈創作自由，受制於輿論風向最終雙方並未進入法律程序。胡戈通過媒體道歉，並表示自己在上傳視頻之初並未預想到所獲得的關注，也沒有籍此炒作進而進行商業化操作，此事就此平息。換個角度看，在受害人負擔原則下，導演和發行方也無法證明胡戈不存在免責事由，縱然掌握更多資源但勝訴率仍然渺茫。導致同人創作者主動自我代入“侵權者”身份的重要原因在於，版權方習慣性高舉權利肆意殺伐，同時又毫不掩藏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

電視劇《寂寞空庭春欲晚》播出期間優酷宣傳

2016年1月起，優酷就以將在優酷平台上傳同人視頻計入播放量為誘餌吸引觀眾上傳自己的視頻創作，直到2018年紅極一時的“耽改劇”《鎮魂》仍然有類似的宣傳，但類似活動效果並不盡如人意。主要原因在於同人創作有相對固定的活躍社群和平台，很難因為相對有限的激勵機制（例如計入正劇片放量、贈送演員簽名或缺乏吸引力的獎金、獎品）而改變既有習慣。即便發生平台符合同人創作習慣，在附加特定條件後仍然會引發創作者反感進而降低參與意願。例如去年春天熱播的網絡劇《傳聞中的陳芊芊》，播出期間版權方騰訊聯合同人視頻創作相對活躍的嗶哩嗶哩開展同人二創比賽，附加條件中明示權利歸屬，表示同人視頻創作者僅保留永久署名權，投稿內容版權及線上線下傳播權均歸屬於版權方，引發同人作者大範圍不滿，此後作為原著作權人的平台大多引以為鑑，轉戰微博舉辦“二創”活動，由於缺乏足夠改變創作者分享習慣的激勵機制也並未取得預期效果。

互聯網經濟在某個層面上是一種注意力經濟，各大平台都想方設法留存用戶、提高用戶活躍度。短視頻作為吸引活躍用戶較多的一種媒體格式，是視頻平台想要卻又一時間難以得到的。聯合聲明發布後，同人視頻創作群體迫切想要得到的不是強硬堅決抵制的態度，而是一種獲得授權許可的指引。例如在影視作品中明示使用知識共享許可協議的版本，以方便同人創作者獲知該作品是否授權商業使用、是否許可對作品進行演繹、二次創作作品是否需要適用相同協議等。

版權方並非不理解這種在國際上被廣泛使用的知識產權共享許可協議，只是大多數時候類似協議條款出現場合都不是在授權而是在索取。例如愛奇藝服務協議第五條第三款就明確標註：“您在我們平台上傳、發布或傳輸圖片、文字、音頻、視頻等內容即視為您是前述內容的著作權人或合法授權人。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您在使用平台時將前述內容公開發布、傳播、分享的行為代表了您有權且同意在全世界範圍內、永久性的、不可撤銷的、免費的授予我們可對該等內容行使除專屬於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利以外的全部著作權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復制、發行、出租、展覽、表演、放映、傳播、攝製、改編、翻譯、彙編您的內容，與上述權利相關的商業開發、宣傳和推廣等服務的權利，含轉授權及維權權利）。”這屬於知識產權共享許可協議中最寬鬆的一項，只要署名原作者就可以享有原作者一切署名權以外的著作權利，如果條款的主語能換一下，同人視頻創作者的臉或許將如夏花般絢爛。

四月兩則聯合聲明整體上並不構成引爆輿論的導火線，但版權方如何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尊重市民行動自由，上級監管部門如何更好地在執法過程中平衡權利人和“為愛發電”的二次創作者自由仍然需要更具體細緻可行的指導方案。春天是萬物復甦的季節，同人文化也不應得到寂靜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