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教培行業正經歷一場監管風暴，這只是開始。3月31日國新辦發布會上，教育部表示，嚴禁中小學招生入學與任何形式的社會競賽掛鉤；對校外培訓機構將從嚴審批。教育部考試中心當日發佈公告稱，即日起不再承辦劍橋通用英語五級考試（MSE）。

這是個什麼考試？聽說過報考名額“秒光”的KET/PET嗎？就是其中最初級的兩個級別。近年來，大量小學生去考KET和PET,搶不到本地報考名額，就“打飛的”異地考試，哪兒能報上名去哪考。如此火爆是因為它在小升初中的高含金量。

此前，監管風聲已起。今年全國兩會上，關於“教育內捲”的話題熱度頻頻，隨後便是一系列整頓傳言，教育中概股暴跌。

這不是教培行業第一次遭遇整頓風暴，中小學招生不得與任何形式的社會競賽掛鉤，也不是第一次明令。這一輪決心更大、措施更嚴的整頓，能否緩解教育焦慮，改寫教育生態？

我並不樂觀。很多教育改革最後都事與願違。校外培訓火爆，某種程度上是校內減負催生的。教育部門減負方案層出不窮，公立學校授課難度普遍下降，但升學壓力並沒減輕，這直接導致了教育主陣地從校內轉向校外。如果僅僅從教培行業開刀，堵住了這頭，又會衍生出新的渠道，只要需求還在——請老師上門補課，總管不了吧？劍橋英語考試停辦後，家長的反應是：總得再跟另一家合作吧？要開啟帶娃去澳門考的路數嗎？

這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如問問需求為何這麼大，家長為何這麼焦慮。教育理念是一方面，嚴峻的現實是一個重要原因。大部分人都是功利理性的，脫離現實清談理念未免空中樓閣。當下對教育最焦慮的是城市中產，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立足後體會到階層躍升紅利，但根基又不特別深厚的群體。“家裡有礦”人群相對佛系，的確，他們的孩子發展路徑更廣，也更有能力承擔試錯成本。那些在小城市安逸生活的人群，自己感受不到太大壓力，也就少一些壓力傳遞給孩子。農村人是體會不到城市人的“雞娃”焦慮的，太矯情。

如果評價方式不改變，對教育資源競爭的需求就不會消失。評價方式包含兩方面，一是考試，不能否認中考、高考對學生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兩場考試。這個指揮棒橫亙在前，家長孩子就圍著它跑。拿北京為例，學區房熱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幼升小”的選擇是奔著9年後中考去的，小學本身差別不大，但上什麼小學直接影響到上什麼初中，後者又影響到能否考上優質高中，北京教育資源區域之間極不平衡，大家都往教育強區擠。家長帶著孩子拼了命地上課外班，也是為了小升初不“流落”到派位，能早點“上岸”，在區內教育資源差異巨大的海淀尤其如此。一些推行快樂教育的區域，家長們最初很歡迎，快中考時突然傻眼了，和雞出來的娃相比，佛系娃在考場上完全不具競爭力。

另一重評價方式來自社會。當下人才高消費的趨勢愈演愈烈，隨便一則招聘，學歷都要研究生以上；有的“大廠”，非985院校畢業的簡歷根本就沒機會；高考失利讀了個二本，拼盡力氣考上個好學校的研究生，但第一學歷也是企業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哪個家長敢拿未來做賭，不讓孩子在高考這條路上拼一把？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好學歷意味著好工作，好工作意味著好待遇，好待遇意味著在生活成本極高的當下，能活得體面一些，輕鬆一些。一些家長的說法很有代表性：遲早要面對激烈競爭，小時候不抓緊，相當於把壓力後置了。

讓家長焦慮的還有一個現實因素，普高錄取率降低。北京2020年的普高率70%，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這也意味著，三成中考考生被分流到職高，無緣高考。雖然這些年國家一直強調職高的重要性，但在社會評價標準中，它依然是敗者的烙印。重要性不是靠宣傳的，要讓人們真切感受到其價值。有人說中國製造業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一支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也從側面反應了這一行業缺乏吸引力。

教育焦慮的背後，本質上還是資源不足，在均衡性和豐富性上都不足。這導致孩子的發展路徑相對單一，社會評價標準也相對單一，所有人都在同一賽道拼命奔跑，停下來就擔心階層滑落，競爭不斷前移，從幼年就開始。

把教育的蛋糕整體做大，把社會財富的蛋糕整體做大或許是去焦慮化的一個可能的路徑。當有一天，好大學很多且各具特色，上哪個都差不多時，對教育的焦慮自然就減輕了。當有一天，整體財富增加，收入差距縮小，各行各業的人都足以體面生活時，評價標準自然就多元了，整個社會的心態也將更加平和。任重道遠。但無論如何，現在畸形的教育生態亟需改變。

經濟觀察報評論員言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