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對人類心理學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社會為重點，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又可以溯源至中世紀時期的家庭結構變化。假設你正在和一群受試者一起參加一個心理學實驗，任務內容是將一條線段與三條長度不同的線段作比較、找出其中與之長度相同的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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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別人的答案可能與你相同；但有時，所有人可能都異口同聲地給出了同一個答案，唯有你的答案與眾人不同。

那麼，等輪到你報出答案時，你是會順應大流、給出與別人相同的答案，還是會堅持自己的判斷呢？

事實上，你的選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來自何處。

剛才提到的這項實驗，自上世紀中葉以來，便一直令心理學家和學生們深深著迷。這項實驗顯示，相當一部分人會“人云亦云”、順應他人的錯誤反饋。即使要做的判斷十分簡單，單獨回答問題時準確率可達98%以上，也會發生這種現象。

這些發現拋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幾乎所有針對該現象的實驗都是在美國學生中進行的。而亞力克西•托克維爾等社會評論家早已指出，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和獨立性都格外突出。那麼，美國人真的能很好地代表智人的心理特徵嗎？其次，為何研究人員和他們的學生都會對這些發現深感震驚呢？

為解決第一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對17個國家運用了上述實驗（統稱為“阿希從眾實驗”）的研究開展了分析。結果發現，美國受試者的從眾程度在全球範圍內是最低的。法國和北美學生隨大流的概率約為20%，加納和斐濟約為50%，日本、香港和黎巴嫩等地則介於兩者中間。

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認知科學家詹妮弗•克雷格、妮可•溫與克里斯汀•勒加爾的帶領下，研究人員進一步考察了這些規律，或許能解釋從眾現象為何會令心理學家感到如此驚奇。該研究團隊讓來自美國和瓦努阿圖的成年受試者觀看了兩段兒童製作項鍊的視頻。在這兩段視頻中，均由一人先向兒童展示做項鍊的過程，再由兒童自行製作。但在其中一段視頻裡，兒童組合的串珠顏色及排列順序與展示者製作的完全相同，另一段視頻裡的串珠顏色順序則全然不同。

看完視頻後，受試者要回答“哪名兒童更’聰明’”。在來自瓦努阿圖的受試者中，有88%都認為，遵守示範的兒童更聰明；而美國受試者中只有19%這樣認為，並解釋道，因為另一名兒童“更有創造性”。

接下來，他們還要回答“哪名兒童的表現更好”。78%的瓦努阿圖受試者認為，遵守示範的兒童表現更好；而美國受試者中只有44%持這種觀點，大多數都認為，兩名兒童的表現一樣好。

這說明，雖然很多地方認為“循規蹈矩”是個讚美之詞，但在美國則不然。

不過，從眾現象並不是文化差異方面的特例，而是心理學的“冰山”一角，背後潛藏著一個重大問題：人類心理學的數據庫有95%都來自西方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習慣工業化社會、錢財充裕、追求民主，在許多方面都明顯區別於其他人群。

與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以及從古至今的大多數人不同，這類人的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比較以自我為中心、容易有負罪感、還喜歡對事物展開分析。他們往往以自己為重點，與自己的人際關係和扮演的社會角色相比，更關注自己的特徵、成就和志向。在推理論證時，他們傾向於用抽象的分類進行歸納，將復雜的現象分解為若干個離散要素、為它們設定不同屬性，從而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粒子、病原體和人類性格的分類都是這樣的例子。

儘管看似“自戀”，但這類人往往會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對陌生人持信任和合作的態度。情緒方面，他們相對而言比較“厚臉皮”、不太受他人的看法約束，但如果沒能達到為自己設定的標準，又會飽受負罪感折磨。

這些心理上的差異究竟從何而來？歐洲人（以及北美人等歐洲人的文化後裔）在這些方面又為何如此獨樹一幟？

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將這些心理差異歸結於家庭結構，即人類學家所說的“親族體系”。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思維會根據成長過程中經歷的社會環境做出調整和適應。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數社會還都靠複雜的親族體系支撐鞏固，許多大家族都枝繁葉茂，除卻宗族、表親聯姻、一夫多妻外，還有多種關係準則，對人們的社交生活起到了調節、緊固的作用。這種情況以農村地區尤甚。

而相比之下，至少自中世紀末期以來，許多歐洲民族都以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即以婚姻為基礎、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庭）為主，歷史學家索性稱之為“歐洲婚姻模式”。

為驗證該理論，研究人員通過分析發現，來自親族體系更加緊密的社會的人往往從眾程度更高、個人主義程度較低、整體性思維較強、較少有負罪感、且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較低。無論比較的對像是各個國家、國內各地區、還是居住在同一地點、但來自不同背景的第二代移民，都能發現上述規律。作為來到人世後接觸到的第一個、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組織，我們的家族網絡結構對於全球人類的心理多樣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為何在不同社會中、家庭的組織方式會如此迥異呢？歐洲家庭又為何從中世紀末開始、便顯得這般特立獨行呢？

雖然親族體系在全世界的多樣性是受到了多種因素影響，但究其根源，歐洲婚姻模式主要與宗教有關。從西方古典時代晚期起，演變為羅馬天主教會的基督教派逐漸發布了一系列與婚姻和家庭相關的規章制度。例如，教會禁止了表親聯姻、包辦婚姻、以及一夫多妻制婚姻。不同於其它基督教派，到了11世紀時，羅馬教會已將“亂倫”關係的範圍擴大到了第六代表親。

儘管屢遭抵制，但這套制度仍然逐漸瓦解了歐洲複雜的親族體系，使獨立的核心家庭成為了一種在文化上較為理想、且普遍存在的模式。

為驗證中世紀教會是否真的造就了當代人在心理上的差異，我們可以通過追踪歐洲各地教區從公元500年到1500年間的擴散過程、分析這一歷史事件的地區差異。分析顯示，在歷史上受教會影響時間更久的歐洲地區，當代人的從眾傾嚮往往更低、個人主義更強、對陌生人的信任度也更高。

從全球來看，在那些歷史上受教會影響較久的國家，不僅親族體系較為薄弱，人們的心理也更貼近前文所說的西方人群。

大多數人也許都認為自己的思想獨立而理性。但事實上，我們的思考、感知和推理方式、包括我們的從眾傾向和分析習慣，其實都是由千百年前的歷史事件、文化遺產、亂倫禁忌等等塑造而成的。

說到底，理解歷史對我們思想的塑造過程，也是探索和接受人類多樣性的一部分。